信赖同考验、控制、竞争相对立以上所说的一切包含一种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赖态度，它容许暂时放弃紧张和努力、意志力和控制、有意识的对付和尝试。容许自己被眼前问题的固有性质所决定，当时必然含有松弛、等待和接纳。试图统治、支配和控制的通常努力和一种与材料的真正妥协或真正领悟材料（或问题、或人，等等）是对立的。特别是涉及未来的问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信赖我们面对未来新事物时随机应变的能力。这样说，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信赖包含自信、勇气、对世界无所畏惧。也很清楚的是，这种对我们自己面对未知世界的信赖是一种能力，使我们能完全地、坦诚地、全心全意地面对现实。
有些临床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问题。分娩、小便、大便、睡眠、游泳、性顺从都说明，紧张、力争、控制不得不让位于松弛、信赖，相信应该让事情顺其自然。
道家的承受道家的学说和承受两者的含义都很丰富，这些含义都很重要，但也相当复杂，除非用修辞手段，否则很难说清楚。道家对于随遇而安的创造态度有过一些精微的说明，许多讨论创造性的作者曾一再转述过，有时这样解释，有时又那样说。但每一个人都同意，在创造性的始发或灵感阶段，某种程度的承受或不干预或任其自然在叙述上是有特征可寻的，在理论上和动力学上也是必要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承受或“任随事物发生”和沉缅于现实与忘我有怎样的关联？
就像艺术家尊重他的材料一样，这种尊重眼前问题的态度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谦恭和敬意，也可以说认真对待。这等于把它作为一种目的，作为某物自身看待，承认它有自身的权利，而不是作为达到它以外的某种目的的手段，作为达到某一外部的目标的工具。我们对于它的存在的这种尊重态度含有它是值得尊重的意思。
在对待问题、材料、情境或他人时也可以用到这种谦恭或敬意。这种态度有一位作者曾称之为遵从（顺从、服从）事实的权威，遵从情境的规律。我能更进一步，从仅仅容许“它”作为它自己到一种亲爱的、关怀的、赞许的、欢欣的渴望，就像对自己的孩子或爱人或树木或诗词或宠物那样，渴望它作为它自己那样的存在。
这样的态度对于观察或理解现实问题的全部具体的丰富内容是固有的需要，有助于理解它自己的性质和它自己的样式，无须有意的努力，无须把我们自己强加于它，就像我们要倾听另一个人低声耳语时必须默不作声安静下来一样。
创造活动倾向于成为人的整体活动（通常如此）；他这时是最整合的、统一的、一体化的、统一指向的，全部组织在为热衷的眼前问题的服务中。创造性因此是系统化，是整个人的整体（或格式塔）性质；它不是像一层油彩那样涂在机体上或像细菌的侵入那样，它是分裂的对立面。这样的完整是较少分裂而较多一致的。
允许探究始发过程人的整合过程的一部分是无意识、潜意识，特别是灵感始发过程的恢复，或诗的、隐喻的、神秘的、原始的、古代的、儿童般的东西的再现。
我们有意识的理智太极端地分析性，太理性，太数量化，太原子论，太概念化，因此，它丢掉了大量的现实，特别是不能领会我们自身内部的现实。
审美的观察而不是抽象抽象活动是较主动和较多干预的（较少道学的），比审美态度较多选择和拒绝。审美是品味、享受、欣赏、关切，它的方式是不干预、不侵扰、不控制。
抽象的终端产物是数学方程，化学公式，地图，图解，蓝图，草图，概念，抽取的轮廓，模式，理论体系，所有这些都离原始的现实越来越远（“地图不是领土”）。审美观察的、非抽象观察的终端产物是知觉的总存货清单，其中的每一件东西都很容易受到同等的品味，其中重要性高低的评价是不受重视的。在这里寻求的是知觉印象的更加丰富多采，而不是更多的简化和节略化。
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竟然糊涂地认为方程式、概念式或蓝图比现实的自身更具真实性。幸亏我们已能理解，具体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不再有必要贬低其中的一个或全部。我们这些知识界人士最好纠正一下天平，强调一下具体的、审美的、现象学的、非抽象的方面，认识到现象的一切方面和细节，现实的全部丰富内容，包括它的无用部分，因为我们在对现实的描绘中曾过于着重了抽象的方面。
最丰满的自发假如我们全神贯注于眼前的问题，由于它本身的缘故而迷恋它，心中不再有其他的目标或想法，我们便更容易成为充分自发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任我们的能量从内部自如地流出，自动地流出，无须努力，无须自觉的意志或控制，就像一种本能一样，自动地、无思想地作用着；即，达到最丰满的、最少障碍的、最有组织的活动。
它们的有组织状态和适合于眼前问题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很有可能就是现实中的固有性质。我们的能力于是最完善、最迅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情绪，当情境改变时能灵活地改变，就像一位画家持续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他的发展着的绘画的要求，像一位摔跤运动员使自己适应他的对手，像一对舞伴娴熟地相互配合，像水流入缝隙和洼地。
对独特性最充分的表达充分自发是忠实表现自由活动的机体及其独特性与风格的一个保证。自发和表现，都含有忠实、自然、真实、无矫饰、非模拟等等的意思，因为它们也含有非工具性行为的意思，没有有意的“尝试”。没有费力的争取或紧张，对于冲动之流和深刻人格的自由“辐射”表现为不加干预。
现在仅有的决定因素只剩现实中的固有性质和人的固有性质，以及两者之间起伏波动相互适应的根本需要，需要形成一种融合，一个单元，例如，一支优秀的篮球队，一场弦乐四重奏。这一融合情境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无关的，这不是一种达到任何外部目的的手段；它的本身就是目的。
人与世界的融合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与世界的融合度也越来越高了，通过一个个创造性的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也是先决条件之一。或许，这种融合是一个自然的事件，而不是什么神奇奥秘的东西。假如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同型现象，一种相互影响的铸型，一种越来越密切的相合或互补，一种融化为一体，它甚至是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
河库塞曾经说过：“假如你想画一只鸟，你必须变成一只鸟。”这有助于人们理解上述观点。
创造性达到最佳整合的途径
马斯洛曾对创造性领域的新的和古老的情况进行比较而深感兴趣。首先积累的资料总数——纯粹研究着述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任何人所能想像的。
创造性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精巧测验技术以及纯信息量的大量积累相比，进展并不大。我想提出理论的问题，即，有关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概念化方面的一些什么问题，并说明这些概念化问题的不良后果。
创造性领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论、太特殊了，而不是像它能够成为和应该成为的那样整体论的、机体论的或系统论的研究。当然在这里并不想进行任何愚蠢的二歧或极化的争论，表示对整体论的任何虔诚或对解析或原子论的任何敌意。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它们达到最佳整合，而不是在它们之间进行抉择。避免这样的二歧抉择的一个途径是利用皮尔逊的旧分辨法，他曾在一般因素和特定或特殊因素之间进行区分，两者都进入了不仅是智力而且是创造力的构成之中。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虽然创造性问题没有被作为建立理论的一个基础，但它和精神病学的健康或心理学的健康之间有非常关键、非常深刻、非常重要和非常明显的关系。例如，在以心理治疗为一方、以创造性为另一方的两类研究中，我们可以说这当中很少有什么联系。研究生理查德·克来格曾发表过一项非常重要的证明材料，说明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
托兰斯的着作《主要的创造才能》中曾以表格形式列出全部已证明和创造性有相关关系的人格特征，这是我们大家都有深刻印象的。也许他认为有30个或更多的特征是充分有效的。克来格所做的是把这些特征记录在一栏中，然后在相对应的另一栏中列出那些我曾用于描述自我实现者的特征（这些特征和许多其他人用于描述心理健康的项目有相当多的交迭，例如，罗杰访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或荣格的“个性化的人”，或弗洛姆的“自主的人”，等等）。
两者几乎存在着普遍的交迭现象，一个表格中的三四十个项目中只有两三个特征用来描述心理不健康的人。没有一个特征是属于对立的方向的，结果是，让我们大致地说，近于四十或至少三十七八个特征和心理健康的特征是相同的——它们补充了心理健康或自我实现的综合性。
之所以引述这篇文章作为讨论的起点，因为创造性的问题是有创造力的人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产物、创造行为等等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一种特定的或特殊的人，而不只是一种老式的、平常的人，获得了一些外部的东西，学会了一种新的技巧如溜冰，或积累了更多的一些经验，它们虽然属于他“所有”，但并非他所固有，并非他的基本性质。其实，早在很久以前，马斯洛就对这一点有了坚强的信念。
假如你认为那种有创造力的人，才是问题的本质，那么你面临的问题就成为人性转变、性格改变、整个人的充分发展的问题。这又必然把我们带入世界观的问题中，带入人生哲学、生活方式、伦理准则、社会价值等问题中。这和那种特别的、因果的、压缩的、原子的理论概念、研究和训练，形成了尖锐的和直接的对照，这一类说法我们常常听到，例如：“创造力的起因是什么？”“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史无前例的事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课程表上添上一门三学分的创造性课程？”甚至很快就会有人问：“它定位在哪里？”或“试图插入电极促动它或抑制它”。在马斯洛和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人商榷工业问题时，他也得到强烈的印象，发现他们总是寻求有什么秘密的按纽能发动创造性，像开关电灯那样。
很显然大概有成百上千个决定因素来得到有创造力的人。任何有助于人向更大心理健康或更丰满人性运动的事物都等于是在改变着整个人。这一更人性、更健康的人能产生和能发射出作为副现象，成打、成百和成百万各种不同的行动、经验、观察、传达、教导、工作等等，这种种不同的行为都将是更有“创造性”的。他那时将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会在各方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行动。于是，作为一种替代，替代那独一无二的或将特定地产生更多特定的创造性的按纽或三学分的课程，这种更整体论、更机体论的观点将提出更有可能得出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让每一门课程都有助于培养创造性？”当然，这种对人的教育应该有助于创造一种更佳类型的人，能促使一个人长得更大、更高、更聪明、更有理解力（更敏感）——相应地，也自然会使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有创造性。
可以提供一个有关这方面的例子。狄克·琼斯写过一篇博士论文，从哲学观点看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他所做的是对高中生进行一种团体治疗，并在年终时发现种族偏见下降了，尽管一整年他都严守自己订立的规约避免提到这一类词句。偏见不是按一下按纽就能创造的。你无须训练人染上偏见，你也不能真正直接地训练他们“消除偏见”。我们曾经试验过，这些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但偏见的消除像火花一样从轮盘上飞出，作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副现象、副产品而实现，不论是由于心理治疗或由于任何其他能改善人的影响。
马斯洛曾用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方法对创造性进行过调配研究。他说：“我不得不发明整体论的交谈法。我试图一个人又一个人地去了解，尽我的可能进行深入、深刻、充分的了解，直到我觉得对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作为独特的、个别的人）有了真正的理解。”这是在获取整个生活和整个人的非常充分的历史材料而不怀有特定的课题或问题，就是说，不是抽取这个人的某一方面而不涉及其他方面，而是在进行个案研究。
但之所以称之为法则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涉及特定的问题，在进行简单统计后得出一般结论。你能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一个无穷大，而多个无穷大可以相加，百分数可以求出，正如超穷数也能运算一样。
如果你能用这种方式去深刻、深入和个别地了解人的样本，那么，就可以将某些典型传统实验中不可能的操作变为可能。马斯洛有一个大约包括120人的研究对象名单：“对他们每一个人我都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仅仅用于对他们进行一般的了解。这样做以后，我能再提出某一问题，回溯我的资料并得出答案，即使120人全都死了也能得出答案。”这和就某一单独的问题所做的特定实验形成对照，在这种实验中将变动某一变量，而所有其他变量假定“保持不变”，尽管我们自然都非常清楚，有成千的变量在经典的实验范式中只能假定受到控制而不是实际受到控制，更不用说保持不变了。
马斯洛曾非常坦率地坚信因果方式的思维在作为普遍的科学哲学时已经过时了。尽管它曾在非生命的世界中发挥大的作用，而且也曾在解决人的问题中因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而被学会。我们绝不能再这样做，因为它只能引导我们进入特定的思维，即关于某一原因引起某一后果和某一要素产生某一要素的思维，而不是使我们对那种系统的和机体的改变保持敏感。对这种改变，其中任何单一的刺激都可能会改变整个机体，而改变的机体又会引起生活一切部分的行为改变(这也适用于社会组织，无论大和小)。
例如，假定你想要得到身体健康，又假定你问：“你是怎样使人的牙齿好些的？你是怎样使他们的脚好些的？”或他们的肾、眼睛、头发等等。任何一位医生都会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是改善一般系统的健康。也就是说，你要改善一般因素。假如你能改善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等等，那么这些办法将能一举改善他们的牙齿、肾脏、头发、肝脏、肠子，以及其他任何器官，即整个系统都得到改善。
同样地，按照整体论的看法，一般的创造性也是从整个系统中出发的，一般地改善的。而且，任何能产生更有创造力的人的因素也能使人成为一位更好的父亲，或更好的老师，或更好的公民，或更好的舞蹈家，或一位更好的什么人，至于达到和一般因素的增强相应的程度。当然，接着还要有特定的因素与此相加，才能把好的舞蹈家或好的作曲家和好的父亲区分开。这一点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