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消了，路开了。可两家人一方不想走，一个也不愿让他们走。踌躇半晌，双方终于开了口：两个家合为一个家。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岁月中，这里人口损折十之八九，侥幸逃生的人不论亲疏远近，都有一种亲近感。为了生存下去，常有几姓合为一家耕种土地，共度岁月的事。可如今这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个家怎样合！最后到底商量出一个法子，那就是按照传统的特殊方式——招妇养夫，即封万奎娶刘某的妻子为妻，组成以封万奎为主的两夫一妻家庭。这对姓刘的来说，实在有些难堪，用陇东的话说有些襻气。但身处那个特殊的环境中，他身无分文，地无一垅，眼前这个冬天就难熬过去。封万奎家虽然也是穷家寒舍，但有聊胜于无，妻子好歹可得温饱，自己也有了安身之处。而他的妻子见封万奎与自己年龄相仿，人也和气，自己既没抛弃丈夫，又可存身，于是点头同意。封万奎呢？实在是意外之喜，既得到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又有一个像兄弟一样的壮劳力。
这结婚的仪式自然就没法讲究了。按陇东风俗，当下就在院门前生起一堆麦草火，女人手提柴草从火上一大步越过去，与封万奎拜了天地。
在陇东山区梢林蔽天的大山深处，在劫难之后的苦难土地上，寻求生存的本能使得这宗奇特的婚姻诞生了。从此，他们在城壕樊坪村定居下来，和睦相处，生儿育女。
封芝琴的爷爷是封万奎续弦后的第三个儿子，按“仁、义、礼、智、信”的排序，取名封生礼。成年后，聘娶庆阳县桑梨塬辛家女儿为妻，生有一男二女，儿子封彦贵，就是封芝琴的父亲。
赌博和吸毒，是封建社会的两大毒瘤。多少年轻人经不住它的诱惑，成了败家破产的不孝之子。封生礼在30多岁时，不幸沾染上烟毒而不能自拔。父亲辛辛苦苦挣下的田地、牛羊和家产，分给他的一份逐渐沦为赌资，输到了庆阳八大富豪之一李子良的名下。没有了土地，便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活，“加四”的“颗颗”（租子的土语，即打下粮食和东家四六分成），每年产下的粮食除过籽种便所剩无几了。不得不靠打短工维持家计。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封生礼只得带着妻儿老小，离开城壕川口那靠山向水、平整肥沃的川台地段，搬到了人烟稀少的山地上去，租了一户姓冯人家的十几亩山地，就近在山里的一个破窑洞中住了下来。因为那儿向阳，且只有他一户人家，人们顺口把这个地方叫封家阳山。每年他们种上糜谷、洋芋和豆类。山地租子相对较轻，农闲时，封生礼再给人打短工以补家用。他长年身披一件老羊皮袄，阴天下雨毛朝外，一年四季不下身，白天穿，晚上盖，过着“可怜实可怜，手头没有钱，百事不顺心，长年肚子扁”的生活。封生礼常为自己的荒唐而懊悔不迭，妻子则默默忍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着丈夫辛勤耕耘，共同支撑着艰辛的日子。
1904年，封生礼为17岁的儿子封彦贵聘娶了悦乐川赵洼子钟家的女儿钟冬存为妻。钟家是大户人家，女儿比封彦贵小一岁，为人直爽聪明，针线茶饭无一样挡住手，人们都夸封家娶进了一个好媳妇。
就在封彦贵成亲的第二年，穷困潦倒了一辈子的封生礼去世了。封芝琴的奶奶是一个十分刚强的女人。丈夫荡尽了家产，她跟着受尽了苦难。丈夫下世后，全靠她支持一·家子生活。此后，又相继出嫁了两个女儿，大姑娘出嫁到温台区张家湾的张家，二姑娘出嫁到悦乐镇李家湾的姚家。儿子彦贵凡事都听母亲的安排。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封彦贵从小被母亲严格管教，勤劳聪明，练成了一身种庄稼的好本领，二十四节气背得滚瓜烂熟，什么节气种什么庄稼样样在行，各种农活技术件件精通。这些很让母亲放心。他不仅种庄稼做农活不落人后，而且生性豁达，诙谐幽默，逗乐取笑，妙趣横生，人称“封白话”，在周围乡里人缘很好，乡邻们都乐于与他来往。
在封彦贵娶亲后的第十个年头，妻子又有了身孕。在此前，妻子曾生过一男一女，但都夭折了。这第三胎不论是男是女，大家都盼着把他养大成人。恰巧张湾村的张家妹夫有个同胞弟弟叫张金才，妻子即将生产第二胎。一次亲戚们遇到了一起，张金才的妻子看着彼此的腰身，笑着说，如果咱们生上一男一女，就作一门亲，这就是常说的指腹为婚。后来，张家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岁蛋；封家生了一个女儿，取名捧儿，她就是后来的封芝琴。四岁时，张家拿来十个银元正式为捧儿和岁蛋儿订下了娃娃亲。
捧儿出生时，奶奶跪在儿媳身边，让新生的婴儿一离娘身就落在自己的掌心里，不让她挨着地，而且立即从娘身边抱走，不让母亲见她，满月后才送到母亲身边。据老辈人说孩子夭折是“偷死鬼”从母亲身边偷走了婴儿，把孩子从母亲身边抱开，“偷死鬼”寻不着孩子，这个孩子才会养大。封芝琴一出生就捧在奶奶的手心里，所以取名“捧儿”。她带着一家人的期望，于1924年农历4月15日来到了这个充满苦难的人间。
她一生下来没有吃上一口母亲的奶。那时没有牛奶、羊奶，更没有奶粉，要喂大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是多么不容易。奶奶先是请正给孩子哺乳的婶母、嫂嫂们喂几口奶。随后就把干馍磨成粉再做成糊，或者把煮成半生的小米用嘴嚼烂，用水化开，滤去渣再煮熟喂养。白天，奶奶趁孩子睡熟后才能做一点活，孩子醒后，她就抱着拍着哄着，用小勺子给她一点点地灌稀面糊糊。把和了油和调料烙得脆干的酵面饼嚼细，大口对小口一点一点喂在婴儿的小嘴里。晚上，更是一连几遍起来生火烧水热面糊，从湿处挪到干处，精心抚养小孙女。看着孙女手脚乱动，小口一吮一吸，奶奶心中真是乐开了花。奶奶为了喂养孙女，从此戒掉了吃辣椒的习惯。捧儿是一家人的希望，奶奶再辛苦，心里也是喜滋滋的。
捧儿果然很有福命，在她身后弟妹相继降生。三年后母亲生下大妹，接着母亲每三年生一胎，一连为捧儿生下了两个妹妹和四个弟弟。
捧儿的童年时代，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动荡岁月。虽然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但军阀割据，土匪蜂起，无边的战乱和灾难，一齐落到了老百姓的头上。而老百姓还得照样种庄稼，照样交地租，照样生儿育女。捧儿在奶奶的百般呵护下度过童年，出落成一个漂亮、秀气的姑娘。
母亲生过大妹后，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带在母亲身边，所以她和大妹名唤蛮儿的，就成了奶奶身边的一对双璧。帮奶奶拖灰耙拿笤帚，提笼取柴寸步不离。奶奶每年都要到娘家和两个女儿家各住上十天半月，她和蛮儿妹妹就跟着奶奶去舅爷家，逛姑妈家。每当这时，就是姐妹俩最快活的日子，她们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许多好伙伴。张家大姑妈弟兄六人在一起过活，孩子众多，岁蛋表兄就成了她们最好的玩伴。他们一起捉迷藏、掏鸟窝、摘青杏、寻猪草、挖小蒜，有时跟到山里去放羊放牲口。还一起玩“过家家”、“娶媳妇”的游戏。他们搬来两个条凳摆开，把木棍灰耙架在上边，再蒙上大人的破布衫，搭成一个“新房”。捧儿把奶奶的旧手帕顶在头上，岁蛋拉着一根棍子当毛驴，捧儿双腿跨开“骑”在棍子上走到“婆婆家”，面壁坐进“新房”。蛮儿妹妹跟着捧儿姐姐颠前跑后，一口一个“岁蛋哥”叫得十分亲热。有时恼了就嘲笑姐姐：“快跟上你大去（陇东俗语即“爹”）！”捧儿扬起手一吓唬，蛮儿就一缩脖子跑到一边去了。每当这时，岁蛋就赶紧护着蛮儿妹妹。
那是他们最舒心畅意两小无猜的一段日子。尽管他们不懂得婚姻的涵义，但大人们给灌下了耳音，彼此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亲近感。十岁过后奶奶便不再带她们去了。她们要留在家里帮母亲看孩子，喂猪、喂鸡，做简单饭菜，跟父亲上山拦羊看牲口。
姐妹俩都是在六岁多时缠的脚，那钻心的疼痛和孙女撕心裂肺的哭喊使奶奶心疼和不忍，所以她们都没有缠成“三寸金莲”，而是即缠即放的半大脚。何况捧儿的脾气刚烈，常把刚缠上的脚布扯下来扔到一边，母亲也拿她没有办法。
那时穷人家的日子不好过，捧儿爷爷去世早，日子就更艰难。奶奶一双小脚，常跪在地里锄草、收庄稼。家里没有羊和牲口，舅舅家给了十多只羊，直到母羊产下羊羔，把羊羔卖了才给舅家给了羊钱。家里还分养了别人五头牲口，产下牛犊驴驹对半分，头一个是东家的。华池的草场广阔，五岁多时，捧儿就跟着赶羊放牲口。封芝琴是父母的长女，到六七岁时，大人活路忙，就帮母亲看弟妹。奶奶在炕角钉一颗木钉，用毛线编的绳子拴在光着屁股的弟妹的脚腕上。炕席下边垫着麦草，孩子的尿渗湿了再换上千的。孩子屙屎了她像奶奶和母亲一样，扯长声音“狗儿”、“狗儿”地唤来家里的大黑狗舔干净，拿块尿布擦一擦。就这样大孩子带小孩子，一茬接一茬。再大些时，母亲套上毛驴磨面，她跟在驴后边用根长杆拨磨眼，帮母亲箩面。那单调枯燥的“哐啷”、“哐啷”的箩面声和“登登”、“登登”的驴蹄声像催眠的儿歌，常使人昏昏欲睡。
辛亥革命后，陇东一带地方军阀割据，民少宁日。华池悦乐一带先后被黄贼、陶老三、赵老五三股土匪抢掠骚扰，奸淫妇女，烧杀抢掠，鱼肉乡里。捧儿很小时，常被大人们背上跑“黄贼”，后来又跑“赵贼”，就是环县的土匪赵老五。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官逼民反，土匪多如牛毛。群众为了躲土匪，常联合起来修堡子，把东西藏到堡子里大家躲进去以防贼。到了收庄稼时，一边干活，一边在山峁上派人嘹望，一有情况马上发信号跑回堡子。封芝琴记得清清楚楚，在她五六岁时，一次他们全家在赵洼堡子里躲贼，陶老三用大火烧开木门，攻破了堡子，堡子里的财物被抢劫一空，还杀死了13个人，尸体躺了一地。捧儿的两个外爷、两个舅舅都死于非命，父亲封彦贵头上被尖竹竿戳伤跳崖而逃。匪徒撤离后，奶奶挨个儿翻看尸体，确认独生儿子没死时，才领着捧儿跑出来，在新堡山头的梢林里找见了妈妈和妹妹。她们一路沿门乞讨，打听父亲的下落，辗转来到延庆村，在何家找到了受伤的父亲，当时无家可归，只好投奔亲戚。他们来到了庆阳玄马的桃花山，在一个姓侯的亲戚家住了一月多，为报答侯家情谊，临走时把不满三岁的蛮儿妹妹许给了侯家儿子当媳妇。
童年时代的捧儿，还经过了大年馑的民国十八年。那一次大旱，陇东赤地千里，穷人饿死无数。已经记事的捧儿看到人们把树叶晒干碾成末子煮着吃，她和妹妹受到大人格外的照顾，有点粮食尽着她们吃，也饿得皮包骨头，侥幸没有饿死。捧儿又一次死里逃生是闹“天花”。那时她六岁多，染上了天花。捧儿的病情很重，头红脸胀，四天四夜，昏迷不醒，但她终于挣脱了死神的魔爪活了过来。她顽强的生命就像山里的野草，经受住了种种磨难仍然茁壮成长起来。
在捧儿童年的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的一件事是第一次看到红军。当时刘志丹在陕甘边界“闹红”。穷人知道“闹红”就是为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但刚开始游击队员穿的衣服跟老百姓差不多，加之经常有土匪出没，所以一下子也分不清真假，见有生人来就躲起来。有一天见几个穿得十分破旧的人拉着一只羊来到她的家，他们杀羊食用，还给她和妹妹舀了羊肉吃，态度十分和蔼。并说他们是帮助穷人的，叫大家不要害怕。他们的影响一天天扩大，许多穷人秘密和他们来往起来。捧儿从大人们的言谈中，知道了穷人会有翻身得解放、有田种、有饭吃的那一天，她幼小的心灵里升起了热切的希望。
曲折婚姻
封芝琴的婚姻曲折坎坷，充满传奇色彩。她亲身经历了四次许婚，三次断婚，由包办到抢婚，终于在人民政权下实现了婚姻自主，可谓婚姻史上的一个奇迹。
革命形势的发展比人们的预料要快得多。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干旱瘟疫，兵祸匪患，地主豪强兼并土地，两极分化，使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在华池林镇、南梁地区，近三分之二的农民没有土地，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困日子。深受灾难的老百姓，一旦有了能给自己带来光明和幸福的共产党播撒的革命火种，他们渴望改变贫困生活的愿望，就像堆积的干柴火，熊熊地燃烧起来。
1935年，南梁政府和陕甘红军在城壕川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捧儿家分到了十多亩地、一处山庄和一头牛、一副石磨，封彦贵被大伙推选为村长。庄子在老家樊坪对面的山腰上，面向东南一溜五只窑成弧形排列，人称箩圈庄。在围着庄子没有大门的院墙豁口外边盘着牲口槽。这是几十年中他们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窑洞，奶奶拐着小脚，欢天喜地从这个窑走到那个窑，母亲忙前忙后地打扫拾掇，父亲用锨在这里铲铲，那里修修，万般珍惜这革命的胜利果实。一家人不用再提心吊胆防匪逃难，不用再给地主交地租，过上了自由耕种的好日子。
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在旧社会农村女孩儿从小就要“学茶饭、做针线、纺线线”，长大后侍候公婆丈夫，为儿女缝穿做戴。捧儿心灵手巧，小小年纪就跟着奶奶、母亲和两个姑姑，学会了剪纸。大些后，奶奶让她在粘好的鞋帮子上飞针走线，在裁剪成型用线固定了的老布裤片上辫裤缝，做一些比较难做的针线活。到十四五岁，自己穿的鞋就不再用母亲做了。还帮着奶奶、母亲为红军做军鞋、缝袜子。到十六七岁，奶奶教她学会了裁剪衣服，缝棉衣。无论是奶奶或妈妈，都遵循着中国的传统习俗，严格管教女孩，怕她们心逛野了学不下本事丢人现眼，或嫁出去挨打受气。其实，心灵手巧的捧儿根本用不着奶奶和妈妈为她担心。
华池虽然山大沟深，但这里的人得山水之清气，小伙子英俊结实，姑娘苗条可人。捧儿到了十四五岁已出落得如花一般，白白的皮肤方方的脸，一双大眼睛像能说话一样。女孩子长到这个年龄，在那时的山里人眼里，就算快成人了。而这时的姑娘便都有了小小的心事，她们憧憬着找一个英俊的小伙，找一个殷实的家庭。在捧儿少女的心中，早就装着一个岁蛋哥。她无数次想像着将来和岁蛋哥一起男耕女织，生儿育女的幸福日子。
岁蛋也长成了棒小伙，结实的身板，高大的身材，双眼皮子大花眼，更有一副诚实善良的心肠，憨实敦厚。这时的捧儿和岁蛋，虽不能经常见面，但毕竟是亲戚，一年之中短不了见上三两次，说几句悄悄话，相互倾吐着爱慕之情。
那时年轻人的婚姻全都听从大人的安排，捧儿和岁蛋虽然是指腹为婚，但他们自小青梅竹马，潜意识中都互相认可了对方，而不再去留意别人，他们的情感深厚而淳朴。既没有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又遂自己的心。岁蛋常指望着到表叔家见一见捧儿，捧儿也借着看望姑妈想会一会岁蛋哥。他们俩心中都认定，做夫妻是早晚的事，只等着抬花轿吹喇叭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