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技伦理。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正日益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现代伦理道德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如：科技的发展使许多工人变成了“过剩人口”，科技的应用造成了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疾病，核武器的生产危及人类的安全等。这些事实表明，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人类，又可能贻害无穷。可见，科学技术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它一方面推动了人类道德的进步，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道德的恐慌和危机。对此，我们应当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反思。科学技术本身不会自动为恶，而科学技术的应用则可能带来破坏作用。因此，科技伦理要回答的就是科学为什么目的服务，为什么发展科学以及如何使真与善、科学与道德真正地统一起来等问题。另外，科学技术在不同领域里的发展，也形成了一系列的伦理难题，如虚拟空间、核竞赛、安乐死、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克隆技术、基因工程等的伦理道德问题。因而，作为伦理学理论与不同科技新学科交叉研究而产生的应用伦理学新学科，诸如网络伦理学、核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正是这些新课题不断解决的结果。当然，新课题是层出不穷的。
3.环境伦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人类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这主要表现为人类所居住的家园——地球正受到来自人力破坏的巨大威胁。“核冬天”的恐怖，“温室效应”的灾害性影响，“厄尔尼诺”现象频繁出现，以及人口爆炸、生态危机、粮食紧缺、能源匮乏等，都在向人类逼近，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危机。如今的人类生存危机首先具有整体性，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地区、民族都笼罩在危机之中，无一幸免；其次具有紧迫性，物种的消失、土壤的沙化、人口的增加、耕地的侵占、能源的消耗，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着；再次具有人为性，地球的被破坏在今天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即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直接导致的恶果。人类的伟大之处就是善于在危机中奋起，承认危机的存在，思考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而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环境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才有了强大的推动力。环境伦理正是基于对人类生存危机的关注，基于对濒临失衡的地球的关注而形成的一种伦理。它要研究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对宇宙空间的开发等关乎人类生存、发展和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
4.政治伦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政治生活中来，使政治体制、政治观念或迟或早地发生相应的变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政治体制，正在发生相应的深刻变化。这个深刻变化的集中反映，就是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与此相应的是，人们的政治观念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现代民主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潮流，普通人现代民主意识的增强，对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统治和专制主义思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是一个强大的打击。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代民主意识的建立，必然使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日益增强。而主体意识的增强，又必然使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在政治生活中，由于观念更新、新旧观念的冲突，也提出了许多尖锐的、带有政治性质的道德难题，比如对政治腐败问题如何进行道德分析，当代国际政治伦理问题，国际和国内民族关系的伦理问题，当代政党政治中的伦理问题，以及领袖和民众的关系、权力和金钱的关系、权力和真理的关系方面的伦理道德问题等。对政治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政治文明水平，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通过对应用伦理学这些新学科的考察，我们看到，与传统伦理观不同，现代伦理观的理论视野已不再局限于研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它的研究对象正在变为人和整个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因而，伦理已不仅是人际关系事实如何以及应该如何规范，伦理已变为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事实如何以及应该如何规范。
（二）全球性问题与普世伦理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普世伦理问题随着所谓“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问题逐渐凸现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挑战性的跨世纪课题。
所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过程。起初，不同的国家、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社会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内部进行，它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局限在国家、民族内部。随着交往和通讯的发展，不同国家、民族间的壁垒逐渐打破，在它们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得以进行。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言，世界市场的形成将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整个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言已经变为现实。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频繁，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纳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与世界的联系，能够孤立的存在于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冷战”结束以后，东西方由对抗走向对话，加之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不同国家、民族间的交往更加频繁，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每个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人都成为它的“村民”。
在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过程中，早已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全球化”，成为全球性问题，并且日益严重。政治军事上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核威胁，经济上的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扩大，生存环境、自然资源上的生态恶化，人口上的人口爆炸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口问题等是全球性问题的最普遍的表现，其实质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冲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掠夺世界财富所致。在长期的军备竞赛中，各国纷纷发展核武器，用以对付核大国的“核讹诈”，导致世界的核武库剧增。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发达国家日益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上，其实质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对自然资源过分开发掠夺的恶果。发达国家早已注重本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却把对环境有害、消耗资源过大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自然资源危机。
这些问题原来只存在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内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它们交织在一起，超出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制约和威胁着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与生存。于是，全人类面对着对付全球性问题的迫切需要，不得不形成一个人类共同体。尽管在人类共同体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但人类的生存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在任何时候，生存与发展不仅是每个国家的最大利益，而且是全人类的最大利益。由此，就逐步形成了超出国家、民族、地域界限的，具有全球性质的，人类普遍关注的伦理问题。这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越来越重视的“普世伦理”问题。
普世伦理基于人类共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国家民族树立起共同的信念，遵守一定的共同的伦理道德规范。尽管不同的国家、民族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但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必须通过对话与交流达成某些共同的基本的伦理规范，共同来解决全球性问题。
从目前来看，解决全球性问题中人类面临的共同的伦理问题，主要可以划分为四大内容：
第一，人类在对待自身的再生产问题上，究竟是采取自然放任的态度，还是根据人类长期生存发展的需要进行理性的控制；人类是否应当从数量的增长转变到生命质量的提高上来；个人在对待自己的生命问题上到底有多大的权力；人口控制应由上帝控制还是由人自己负责，生生死死是否应该听任自然；人类可不可以加速或延缓死亡的到来；优生在何种程度上是正当和允许的；人工授精违反还是促进人类的两性感情；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来塑造未来的人类；应该为子孙后代设计些什么样的值得追求的品质；等等。
第二，人类在对待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上，究竟是采取个人主义的态度，还是完全采取利他主义的态度；谁是自己的邻人，是住在同一街道上的居民还是住在需要几个小时的飞行才能到达的地方的人；男女两性关系的目的应该是婚姻双方生儿育女呢，还是任何自愿的个人之间得到快乐；家庭是由丈夫、妻子、儿女所组成的核心家庭，还是由一群签订书面契约的人所组成的其他类型的家庭；在工作岗位上、在朋友之间、在社会环境中，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
第三，在人与社会、团体的关系问题上，究竟如何看待个人的价值与权利，有普遍权利吗；一切权利都包含有义务吗，还是个人可以要求某种权利而不用承担任何义务；为了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发展权利，在社会就业、分配、福利的有关决策中如何坚持公平、平等的原则；贫富差距应该控制在何种程度内，才可以既保持社会前进所需的“落差”动力，又不至于成为社会****的根源；等等。
第四，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究竟应该坚持什么准则，外层空间应该属于谁；人对外层空间的控制应达到什么程度；人类应该怎样确定环境的完好资源；怎样才能正确地使用资源；在自然面前，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动性；人对自然万物的征服与利用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程度和研究手段是否有加以制约的必要；等等。
面对上述全球性问题中的伦理问题，尽管各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会有不同的回答，但这种不同是各民族多元的民族文化首次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摒弃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作为普世伦理所赖以建立的文化资源而享有平等地位，各民族文化都以自己文化的精华来见仁见智地提供回应全球性问题的各种方案的不同。只有在充分尊重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与协商所形成的普世伦理，才真正具有普遍性，也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虽然普世伦理的建立已具有了必要性，也具备了可能性，然而，要真正建立普世伦理，还必须跨越利己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三重障碍。
利己主义是一种将自我利益、自我价值看做是最高的利益和最高的价值，并不择手段地加以实现的思想原则。利己主义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利益，不惜损人利自己。因此，利己主义是道德的腐蚀剂，利己主义泛滥的必然结果就是道德沦丧。如果人人皆奉行利己主义，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必然沦为“狼与狼之间的关系”。虽然当今世界并不是人人皆奉行利己主义，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努力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普世伦理？因为，如果人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对民族和人类的责任的话，遑论对地球生态平衡的责任。
狭隘民族主义是将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其他民族的利益之上，将本国的利益置于至上地位的一种民族意识。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经济竞争和政治、军事斗争的基本单位，全球化的趋势不仅丝毫平息不了民族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因领土、宗教、经济利益而引起的战争，反而加剧了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现在，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必须有全球协作才能有效地保护地球，以免人类在生态危机中灭亡。可现实却是各国只顾各国的利益，明知保护全球生态平衡是最重要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没有哪个国家肯真的投入经济和科技力量去拯救地球。西方发达国家在保护自己国家的环境方面做得不错，但却把对环境的污染转嫁给其他国家。而且，当代的环境危机是全球性的，地球的生物圈是具有整体性的，以“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方式来保护全球环境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只要狭隘的民族主义还统治着人们的心灵，人类就无法对地球进行全球化的管理，普世伦理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认为只有人才具有主体性和价值，万事万物甚至自然界都没有主体性，因为它们都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权利，它们的价值是相对于人来说的，对人有用，才使它们具有了工具性价值，所以，人是中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进步作用，但当人类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征服整个世界，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万事万物，特别是其行为已经构成对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的时候，“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一种过时的价值观念了。在现代，当“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了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导致了人类行为的失控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利己主义”的真实本质。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作为道德主体，他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在人类的自然生活方面，享用自然是他的权利，而维护自然的可享用性，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则是他的义务。在这里，人类的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它体现了人类对一切生命形态前途命运的关注与责任同对他自己的前途命运的关注与责任的一致性。人类对自然做了什么，也就是对自己做了什么，这就是辩证法。“人类中心主义”无视自然的权利和价值，因而也无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如果人类不抛弃这种价值观，普世伦理也就无从建立。
总之，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类之所以要自觉地约束自我、命令自我、协调人际关系、减少利益摩擦，全来自于对生命的关注或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历史的变迁暗示着人生是选择，谁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中，谁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谁也不愿意成为战争和暴力的祭品，谁也不愿意遭受人格分裂和心理畸变的痛苦，因而，对生命的关注便使得人们作出了自觉地遵循做人的准则的选择，所以，伦理的需要也就成为生存的需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伦理的要求所表达的是人类的生存意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作为科学的伦理观，在研究解决全球伦理问题的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