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论史看，随着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文学理论也在产生和发展，文论名家和名作层出不穷。在欧洲，古希腊色诺芬著《回忆录》，柏拉图写《理想国》，承继苏格拉底之衣钵；亚里士多德撰《诗学》、《修辞学》，由发展德谟克利特而显赫；古罗马贺拉斯著《诗艺》，朗吉弩斯作《论崇高》；中世纪奥古斯丁有《忏悔录》，圣·托马斯有《神学大全》之“杰作”；承前启后，但丁写了《论俗语》；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达·芬奇为文艺复兴呕心沥血，塞万提斯作《（堂吉诃德）序》，培根写《学术进展》，独辟蹊径；17世纪，高乃依论三一律，布瓦洛著《诗的艺术》之名作；18世纪，论史诗有伏尔泰，论科学和艺术有卢梭，论戏剧艺术，作绘画理论，“众星”更数狄德罗；康德《判断力批判》为美学修起大厦，莱辛《拉奥孔》为艺术分类建立功劳；歌德论证了诗与真，席勒阐述了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19世纪，华兹华斯著《抒情歌谣集》之序，雪莱、雨果再掀浪漫主义热潮，司汤达、巴尔扎克为批判现实主义辛勤耕耘，左拉为自然主义著书立说、推陈出新，黑格尔创立美学体系，所著《美学》名垂千古；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孜孜不倦奋斗，使唯物主义美学光照俄国。在我国，《尚书》、《诗经》，诸子百家，以微言大义，开辟了文学理论荒冢；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精雕细品，层层论证，为后世文论巨著之先河；针砭时势，“缘事而发”，白居易倡导新乐府；崇尚道德，褒奖人性，韩愈建立“文以载道”说；总结自身经验，断篇见出真知，唐代有杜（牧）、皮（日休）、李（商隐）、司（空图）；自觉认识文学，专著专论灼见，宋代有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邵（雍）。元、明至清，文学发展各具特色，理论总结代代出新，巨匠名作，不胜枚举。各时期的名家名作提出的许多文论观点在现代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但是，不能不看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文学理论，尽管极大地影响和指导了彼时期文学创作实践，哺育了绚丽多彩的文学花朵，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尽管是彼时期文学创作实践的结晶，是理论家们辛勤劳动的凝结，打上了彼时期文学的印记，建造了理论的丰碑。然而，与一般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相适应，彼时期的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世界观，因而文学理论还不可能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无数理论巨匠们还陷于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重重迷雾之中。西方文学理论中新旧柏拉图主义——柏拉图、普洛丁、奥古斯丁、圣·托马斯等，天才地发现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为文学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达，但却得出了唯心主义结论——文学只能图解理念，“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致使文学颓变为宗教神学的传声筒。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贺拉斯、薄迦丘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敏锐地意识到文学的教育、娱乐的双重作用，天才地发现了文学的认识作用即著名的“镜鉴”说——用这种办法，他的心就会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面前的一切，就会变成好像是第二自然。——提出了“艺术摹仿自然”、忠实于自然的创作方法。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律”和“必然律”说，成为千古绝论。这些巨匠及其论著，打碎了宗教神学的桎梏，解除了经院式清规戒律的束缚，拯救了文学，促进了发展。然而，其唯物主义精神还极其素朴，论文学的本质与目的，将神学与诗学相混同；讲方法与技巧，片面追求形式美。所谓亚里士多德体系之完整一贯性，只是从立论上提出了要宗，并未具体展开。17—18世纪古典主义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中，各位杰出领袖——高乃依、布瓦洛、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歌德、席勒都曾试图建立理论体系，并为之艰苦探索，作出的贡献是卓越的。然而，任何思想无论何等完备，终难超越一定历史时代。19世纪，黑格尔总结前人成果，推陈出新，破天荒地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艺术哲学即美学，天才地运用辩证法思想和真正历史主义的观点阐明了文学理论问题。然而，却“头足倒置”，始终贯穿着客观唯心主义精神。由别林斯基作中间过渡，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赫尔岑建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美学，形成了唯物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如著名的“美是生活”说，却带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博大精深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糟粕，同时，缺乏完整性和一贯性。特别是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理论著作及其文学观点，如《文心雕龙》，可称千古理论巨著，但却偏重于阐述文学的创作方法与技巧，忽略对文学创作目的和功用的阐述；“文以载道”说突出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却使文学演变为宣扬儒、释、道的传声筒；新乐府运动倡导文学“缘事而发”，却忽视了文学的娱乐和美感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文学理论的根本性变革，不仅修正和弥补了以往文学理论中的关键性缺陷，提出了文学为千百万劳苦大众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性问题，而且精辟地论述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创作的典型化方法，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等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对无产阶级文学即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探讨。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体系，自高尔基以来，前苏联文学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我国自鲁迅以来，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竟将前苏联文学理论斥之为“修正主义”，一概摒弃，而我们自己的探索却几经挫折。
特别是“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探讨受到严重禁锢，代之而起的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猖獗。特别是江青主持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曾一度成为权威理论，但它不是从文学实践和作家的创作经验出发探求文学的客观规律，而是从“理念”出发，制造所谓的“创作原则”和“要求”，进而要创作实践削足适履地适合。其所谓“写中心”、“为政治服务”、“从路线出发”之类，不外是柏拉图主义的翻版。它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把文学的诸方面割裂开来，以一个片面去反对另一个片面，使理论支离破碎，诸观点相互背反。例如承认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却非难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承认文学创作应提倡“百花齐放”，却反对题材、人物、主题自由选择；谈文学社会功用，割裂教育、认识、娱乐、美感之关系；论典型化原则，则求过分“拔高”，反对“真实”。文学理论不但没有成为哺育文学花朵的阳光雨露，反成为摧残文学芳草的寒霜冰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获得了重大发展和突破，特别是邓小平文艺思想为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在新的理论探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有的文论口口声声批判“四人帮”的错误观点，但在实质上却重复“四人帮”的错误观点，他们将“四人帮”的黑货从前门里送出，却从后门里偷运进来；有的文论从批判“四人帮”走向另一个极端，竭力推崇非理性主义。这些错误倾向无疑会给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埋下新的隐患。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我们应进一步探讨文学创作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实现文学理论的与时俱进。
为此，我们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文学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在当前，尤其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首先，应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深入考察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分析创作实践，认真总结文学繁荣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其次，应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把文学各个方面的诸问题，把文学的诸方面普遍联系起来进行辩证的思维和研究，弄清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文学理论从文学的客观规律到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具有系统性、一贯性，尽可能避免诸观点的相互背反；再次，应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地吸收古往今来的一切优秀理论成果，在继承前人优秀理论成果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以人生画卷展示人生底蕴的语言艺术
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应从理论高度进一步认识文学作品本身。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但具体的创作实践，却往往出现自觉不自觉背离这一观点的倾向，有的混淆了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本质区别，导致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有的否认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导致文学作品背离艺术真实。这些倾向都使得文学作品逐渐丧失原汁原味。所以，要创作出蕴含文学特质的优秀作品，首先应进一步认识文学作品本体，真正弄清文学是什么。
一
文学作品，从微观看，是作家思想感情的语言表达，是托物言志。《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文心雕龙》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作家在生活中有所感受，于是借助于一定的物，或编织一定的故事，选用一定的方式予以表达，这便是文学作品。因此，不少人认为，文学是作家自我意识的表现，是一种不夹杂任何利害关系的“自由的艺术”，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是作家个人无目的、下意识的活动。
但从宏观看，文学绝不单纯是作家个人意识。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精神寄托，文学欣赏是读者获得精神愉悦的重要方式之一。他们共同构成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从作品阅读欣赏看，作家们创作文学作品，绝不是为了自己阅读或自我欣赏，而是为了他人阅读，为了思想感情的交流，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情趣和人生感悟。文学作品一旦创作出来，公之于世，就不仅是作家个人的劳动产品，而是供人们共同享用的劳动产品，是整个社会拥有的精神财富。一方面，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旦创作出来，就会超越空间界限，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国界，在全社会广为流传。唐诗在当时不仅为我国千百万人所传颂，而且流传日本、朝鲜、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各国。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刚出版不久，在我国即形成了争相阅读的热潮。另一方面，优秀的文学作品还会超越时间限制，流传后世，经久不衰。古希腊的悲喜剧，我国古代的《诗经》，《楚辞》，至今仍是人们普遍喜爱的精神产品。一首好诗，一篇好的散文，一部好的小说，其思想情感不仅引起千万读者的共鸣，而且激励千万读者的生活勇气和斗争热情。
从作家创作看，作家也是一定环境和时代的人，是比任何其他的人更加现实的人。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受社会、受环境、受其他人影响的。一方面受古往今来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宗教观点、道德观点以及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古往今来其他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影响。每部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即代表一个阶层、一类人或人们普遍的思想感情。无数优秀作品，其所以能与广大读者产生共鸣，打动千万人的心，就是因为作品的思想感情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能喊出千万人的心声。
从社会广角看，每一历史时期不是只有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而是有很多作家很多作品。无数作家作品共同构成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文学。所以，文学既是一个个体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则指文学作品集合体。其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绝不是某个作家个人的意识，而是由作家个人意识集合起来的社会意识。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从来不曾是司汤达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个人事业，它向来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有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有颓废主义、象征主义者的文学，但是，没有人说埃斯库洛斯、莎士比亚、但丁等人的文学。虽然19世纪至20世纪的俄罗斯的文学家是惊人的繁杂众多，但是，我们仍然把文学看作反映时代的戏剧、悲喜剧和小说的艺术，而不是看成某一个人的文学——普希金、果戈理、列斯科夫和契诃夫的文学。
所以，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文学现象，都是作家与读者的统一，单个作家与作家群体的统一，作家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统一，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二
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感情的表达，文学创作离不开作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心志和创作欲望。然而，作家的灵感、心志、欲望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不是凭空产生的。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恩格斯也说，“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作家的创作灵感和创作冲动是境遇之所迫，“穷而后工”。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源于作家直接的或间接的生活感受，是作家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生活现实的主观反映。而且，无论哪种形式的文学作品总要借助于一定的形象或意象来表达思想感情，或者借景抒情，写景寓情；或者编织故事，寄寓或流露思想倾向；或者将思想感情外化为物，借物以言志。正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一定的景，一定的事，一定的物，是人格化的。这一定的形象或意象是作品思想感情的载体，是作家按照自己的美学观点所表现的或再现的人的生活。无论其是已有的生活，或是应有的生活；是人所希望的生活，或是人所厌恶的生活；是高尚的生活，或是卑俗的生活，都是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一朵浪花，一个片断，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生活归根结底是人的生活，是人与人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生活。因此，确切地说，文学是人生的反映。
各类侧重客观再现的作品，如现实主义作品，自然主义作品，它们要按照生活原貌摹写生活，自然是人生的反映。区别只在于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深度不同，取得的艺术效果不同。有的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广阔的人生画面，有的只反映人生的点滴或侧面，有的能够揭示人生的底蕴，有的只反映人生的表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