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文化生态环境(4)

第六，文化项目各因子的相互作用。各种文化项目虽然散乱，有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联系，但从文化整体来看，文化项目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因子，相互之间是会有影响的，文化氛围就是由一个个的文化项目构成的。以佛山的民间工艺为例，不同的文化项目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的彩灯扎作非常著名，在近些年，一件件的作品都用于海内外的重要庆典活动，在’97香港回归祖国庆典中，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设计制作了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彩扎花艇（长48米、宽3米、高18米，小的为长16米、宽5米、高10米）及其他彩灯彩龙等，为回归庆典中的香港披上浓郁的民族色彩，成为全球注目的焦点。在迎接2000年到来之际，香港特区政府举办“龙腾灯耀庆千禧”大型灯会，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设计制作了2000多组件彩灯扎作，其中灯会中腾龙长280米、龙头高14米，占地面积4800平方米，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确认为世界最大的龙灯。2000年春节，广州市政府在珠江举办“新千年龙腾闹珠江”大型灯火汇演，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为其设计制作了38艘彩扎花船（每组彩扎长16米、宽5米、高5米），在珠江巡游时绵延5公里，传媒誉为万年珠江玩出绝活。2005年佛山举办亚洲艺术节，在千灯湖灯展中的龙凤灯饰，也可申报吉尼斯记录。另外，佛山的铸造工业由来已久，中外闻名，香港回归时也曾铸造了一尊巨鼎送往香港庆祝。佛山这么多民间艺术品用于重大庆典，正是由于前一个文化项目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才会有后一个项目的采用，这些文化项目之间是有相互影响的。而一个地区的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特色，就是由这些具体的文化项目反映出来的。

3.不同层次的文化因子的相互作用

除了同层次的文化因子形成了文化环境的作用外，不同层次的文化因子也作为文化环境发生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

不同层次的文化因子的作用，也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它不像同层次的文化因子所形成的文化环境那样可以直接感受和表现，却反映了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因而我们要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环境作用的类型，专门列出来进行研究，这对文化生态建设的实践也是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

（1）高层次文化因子对低层次文化因子的作用。高层次文化因子对低层次文化因子具有统御、支配的重要作用。例如，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人们的文化生活情趣就会是高尚的、健康的，如果思想观念中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占了上风，社会风俗、社会文化也会充斥低级、庸俗的东西，形成对世俗文化的错误引导。

在这里，我想引述我的《思想道德对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作用》一文，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我在文章中提出，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将广东建设成文化大省的重大决策，作为广东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我们面对这一任务，应当作何思考？应当怎样努力？我认为，思想道德建设对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并不是以往曾经有过的思想领先、政治挂帅、道德至上，更不是以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取代文化建设，而是说，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对建设文化大省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而是要确保到位，实时补位。我从四个方面来论述思想道德建设对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作用。

从文化导向看思想道德对建设文化大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系统，从建设文化大省所包含的内容来说，它主要包括了思想道德、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诸方面，其中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是导向，是灵魂，是文化整合的方向。首先，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作用表现为弘扬主文化。也就是倡导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在现代中国，也就是要建设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中国的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根本原则。其次，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作用表现为引导亚文化。亚文化是由民族、阶级、阶层、职业、地域、性别、年龄等等差异所形成的群体文化，如政府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校园文化、青年文化、老年文化、妇女文化等等。广东的亚文化形式多样，较为发达，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应当渗入其中，起引导和促进作用。再次，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作用表现为抑制反文化。反文化指那种否定、背离主文化的文化，反文化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广东，反文化的负面作用不可忽视，如粤人好鬼神的封建迷信陋习，还十分普遍地存在；一些与主流文化背离的思想意识如法轮功的思想影响还存在，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之进行抑制，不允许其自由泛滥。最后，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作用表现为控制异文化。异文化指与中华民族文化相异的文化形式。异文化不一定是反文化，但也可能对民族文化形成冲击。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纳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又要慎重地实行文化开放，保证文化安全，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个性。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是国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抢滩地，所以，更应当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广东文化成为文化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成为文化安全的桥头堡。

②从文化特色看思想道德对建设文化大省的作用。从文化形态的意义上，过去有一句话叫做“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就是文化特色的问题。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表现共性。文化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化在反映普遍性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从广东文化的个性来看，思想政治性和其道德特色是广东文化个性构成的重要因素。

明代以前，广东被视为“南蛮”之地，官员贬谪、流放之所，“天高皇帝远”，老百姓对主流文化不甚关心，按照李权时先生主编的《岭南文化》一书所指出的，具有“远儒性”的特征。这种“远儒性”就是当时广东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明代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特别是近代以来，广东最早遭受了西方帝国主义军事和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因而，广东文化呈现出这样的特色：一方面，商品经济意识强，形成了求利务实的道德和勇于开放、积极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产生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人物。爱国主义传统、商品经济的传统，都是具有广东文化特色的优良传统，这些传统都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和道德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来，广东文化所体现出的敢为天下先、开拓创新、务实求利的特征，仍然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和道德色彩。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提首先要有改革开放的政策，要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和市场经济的道德。广东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需要有极大的政治气魄和勇气，有的还要承担政治风险。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以卓炯为代表的广东经济理论界率先提出了市场经济理论，当时就遭受了极大的社会压力。20世纪90年代初以顺德为试点单位的“转制”改革，也被扣上了败坏国有资产的帽子。而正是广东人民对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才使得广东文化成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广东才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才受到全世界的举世瞩目。

由此可见，思想道德是构成文化特色的重要方面，广东建设文化大省仍然要保持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领先一步的特色，因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是我们首先面临的和率先解决的，上升为经验就能够成为文化精品向全国推广。例如，汕头经过走私、逃税的弯路而提出重建“诚信”，就是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的极好教材。再如，在党的建设和政治改革方面，广东全面落实了党政干部的目标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积极推进在农村和企业基层实行领导干部的直选和全省范围的厅局级以下领导干部的公选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加强了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率先在党政机关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在深圳推行“行政三分制”的试点。又如，第一例非典病例首先在广东发现，广东人民所体现的党组织和政府执政为民以及共产党员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正确性又一次提供了实践的证明。这些都是广东现代文化的特点，也是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宝贵资源，需要很好地加以总结和提高。

③从文化力看思想道德对建设文化大省的作用。建设文化大省很重要的利益趋向是对“文化力”的重视。“文化力”是一个新的概念，许多人在“生产力”的基础上认识文化力，换句话说，文化力就是文化生产力。过去，在生产力的理解上，存在庸俗唯物主义的偏误，即只把生产力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创造物质产品的能力，而把精神产品的生产排除在生产力之外。而且，在生产力的构成问题上，“要素说”占统治地位，文化没有纳入到生产力范围之中。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除了对物质生产力的论述，也有对文化生产力的论述。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对象就会产生，“宗教、家庭、国家、道德、法、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把“文明的果实”称作“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在晚年写作的《巴古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更明确地提出了“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两种生产力的概念。有的学者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第三代生产力”的概念，它是以“文化的经济化”或“经济的文化化”为特征。建设文化大省，就是要发挥文化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其中，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作为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生产力，也能够生产出精神产品。

我认为，仅从生产力的角度认识文化力是不够的，因为文化力不仅仅局限于生产文化产品。它更多的是或更应重视的是，文化是一种环境，是一种制度，甚至于它生产的是人本身。而在这一方面，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更有用武之地。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制度和环境下才能进行的，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式、程度和水平，例如，政治动乱，经济建设怎么能够顺利进行？十年动乱就是惨痛的教训。从投资环境来说，人们都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就因为广东条件优惠，收费合理，制度健全，办事效率高，程序透明，人们各自发财，不嫉妒别人，很少勾心斗角，这都是文化、制度和道德的因素在起作用。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还关系到人的本身，决定着人的精神意向和状态，决定着人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气，是人的指挥棒和社会的晴雨表。它有点像科学技术能够渗透于人的主体，从而成为“第一生产力”，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也能渗透于人的主体。而且，如果说科学技术决定着人“能不能”做某些事，那么，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却决定着人“会不会”做某些事。在广东某高校，就出现了化学专业教师将他所掌握的知识用于替毒品犯罪分子研制冰毒，这说明仅有知识而没有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所起的破坏作用将更大。广东建设文化大省，一方面要发挥文化的“生产力”即生产精神产品的作用，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文化对制度建设、社会大环境的优化以及人心的凝聚和激励的作用，这样才是充分理解和发挥“文化力”的作用。

④从文化产业看思想道德对建设文化大省的作用。广东建设文化大省重点在于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生产力的文化力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是生产文化产品的，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较大的效益。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也可以形成文化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较，具有其特点，除了它的文化属性外，在规模方面，不能与其他产业那样以有形的物质来衡量，例如，信息软件产业很可能一座大楼的产业规模胜于其他产业的一片厂区。从效益方面，文化产业往往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直接经济效益与间接经济效益相统一。在这些特性方面，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更是如此。

一些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项目能够形成产业，但主要的不是讲经济效益，而是讲社会效益和政治功能，例如，以南海信息化建设为代表的政府上网工程，这项工程从规模上可以说是一个产业，但它主要的是讲社会政治效益，是在网络上建立虚拟政府，以便在信息时代、网络社会里，形成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新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政府，参与决策和更好地实行监督。一些思想道德教育的项目能够形成产业，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有的不仅社会效益好，而且经济效益也很好，例如，党的机关报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主，可以形成报业集团，像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建立报业集团，都实现了双效益。有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的产品在文化产业中，创造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在影视产业中，那些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影视片，如许多优秀的政论片，许多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片，都有很高的收视率。在图书出版产业中，那些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著作、党和政府的重大决定以及一些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读物，都深受读者欢迎。广东出版的《新三字经》，就曾创下发行千万册的记录。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就是要发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文化产业，因为只有双效益，才体现出文化产业的本质。

我们虽然重视文化产业，但从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的角度，同时应当看到，许多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工作是深入细致的，是难以产业化的，甚至是一对一的，因而我们应当重视产业化，而不片面地追求产业化。而无论是否产业化，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的方式和功能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它在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系统工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