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初始水权质的界定。这是实现水资源水量水质统一管理的标志，也是明晰水权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不同水质的水，其使用价值不同，如I类水通常指自然状态下的洁净水，经处理可进入自来水厂，IV类水属于工业用水以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生活用水，V类水则一般只可用于农业灌溉和一般景观用水。可见，作为一项财产权，水权的质量与其财产价值密切相关，必须加以明确界定。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界定中，不应局限于目前国家的五类水标准，可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针对特定的水质指标做更为细致的界定。
（4）用水户水量的配置。一是长期以来的水资源监测及各用水户的用水量监测为水权的界定提供了条件。通常，可根据近10年～20年的监测数据，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配置。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监测可由各地的水文局和地质部门提供长期的监测资料，各用水户历年的用水量可由水管部门提供。二是在水权初始分配过程中，要遵循“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目标，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分析研究长期水文资料和地下水资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交易主体用水量及人口、资源、经济等影响因素，建立一个以实现可持续水资源管理为目标的水权分配方案，并加以充分论证，然后在各水权交易主体之间进行分配。
（5）初始水权界定的程序。首先，现有水权人提出初始水权界定申请。初始水权界定的关键是要进一步明晰过去用水者的用水权益，所以初始水权的申请应该详尽、明晰，通常务应当包括以下内容：需界定引水项目的定性描述；有关该用水历史和其他背景材料；有关河川流量、现有已利用水量等计量结果；申请引水量的计算书；表明现引水设施不会给防洪带来负面影响的论据；有关政府机构的取水放可等必要的授权文件。其次，水权管理机构对初始水权进行审查。水管机构的审查应分为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两类。其中，实质审查主要针对引水量（包括水量、水质、流量过程等）与所管总水量的关系以及先用水对防洪、生态、环境等公共利益的影响。再次，初始水权公示。水权公示的内容不仅包括界定初始水权所必需的申请人的姓名、申请的用水目的、用水地点、引水量（包括流量过程限制）、结构设施的描述以及有关水权优先权的界定与描述等必要的参数，还包括初始水权界定申请人的相关申请内容以及水管机构审查核减水权的结果及原因等。公示的目的主要在于通知所有与此初始水权利益相关的其他初始水权利益相关的其他初始水权申请人，监督和协调水权界定，同时也增加了水权管理的透明度。此外，这也是水权授予的形式要件。最后，初始水权授予。当初始水权经公示一定时期，没有异议提出，或提出的异议已解决的情况下，水权管理机构即可授予初始水权界定申请人相应的初始水权。
4.初始水权分配的一般模式
不同的水权分配模式将产生不同的效益与成本，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亦有所不同。一般说来，水资源的条件不同，水权分配的模式会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水资源条件下，对于不同的地区和行业，水权分配的模式也会有所不同。通常，在水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水权分配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六种：
（1）人口分配模式。按照人人平等的思想，位于同一水源地的所有居民都有平等享用水资源的权利。
该模式强调所有用户拥有同等的用水权，体现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在智利的部分地区被广泛使用。在我国，这一模式忽略了不同行业从业人员对水资源的需求差异，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等同看待。但是，对城镇居民而言，水资源仅仅是生活资料，而对农村居民来说，水不仅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况且城镇居民已经享用了较大的社会资源（如就业、交通、社会最低保障等）。因此，平等参与分配对农民有失公允。另外，依据人口分配水资源，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较多的水权，使产业有趋向于劳动力密集发展的倾向，可能会产生“逆淘汰”现象。
（2）面积分配模式。按照水源地周围地区面积进行分配。
该模式与国外的河岸权（riparianownership）相类似，它规定水权属于沿岸的土地所有者。河岸权是在土地开发初期自然存在并发展的一种水权形式，有其自然的合理性，在英国和美国的东部丰水地区得以广泛应用。但这一模式有其片面性，因为流域面积与相应的耕地面积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分布并不呈简单的比例关系。不过，对农用水权的分配而言，将公式中M换成耕地面积也许更具有指导意义。
（3）产值分配模式。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用水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是相对应的，而GDP指标是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与上述两种模式相比，按GDP指标分配水权更具现实可能性。
从理论上讲，该模式更能体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提高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与平等发展权利理论相悖。对于在发展机会上居于劣势的地区，不仅在资源使用上需要分配更多的资源，而且要求发达地区帮助落后地区实现发展机会上的均等。从产业发展角度讲，这一模式将会导致农业等产值低的行业的水权量逐年减少，而农业又是一个需水量大且对水资源高度依赖的行业。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农业等低产值行业的退化，造成产业发展的失衡。因此，该模式在施行过程中难度较大，但对于各行业内部的水权再分配，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混合分配模式。上述三种水权分配模式由于配置依据不同，配置结果迥然不同。一般而言，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社会群体对水权分配模式的偏好各不相同。任何一种模式都会得到偏好者的支持，同时也会遭到其他地区、行业或社会群体的反对。因此，上述任何一种模式在实践中均难以落实，必须选择一种折中的、为上中下游各方所接受的分配模式。
该模式的关键是上述权重的确定，其大小取决于各方的谈判能力和决策者的偏好。政府部门或其授权的管理机构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合理地确定权重，以决定各用水户的初始水权配额。就分配难度而言，由于该分配模式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和意见，其分配结果较易被各方接受。
（5）现状分配模式。在尚未建立水权市场或水权交易制度不尽完善的条件下，上述“推倒重来”的水权分配仪式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可能会造成现有的生产力布局失衡，给流域的工农业生产带来混乱。要避免出现这一问题，可以采用承认现状的分配模式，简称现状分配模式。
该模式是在承认用水户用水现状的基础上，以现有的用水量（上一年或近几年的加权平均值）为标准，依据这种“溯往原则”进行水权分配。由于当前用水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水规模，因而该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实际操作角度看，它实际是对现有用水户水权进行确认和登记的过程，不涉及用水权的重新分配问题，因而不会对目前的生产造成冲击。从分配难度讲，由于可以获得准确的用水户过去的用水量资料，因此水权的分配量容易确定。同时，由于既得利益者得到了较多的水资源，使得分配政策容易得到执行。不过，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完善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致使现有的用水缺乏公平和效率，如果按照这一模式进行水权分配，很难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另外，这种分配模式会增加潜在竞争者的进入障碍，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6）市场分配模式。即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对水权进行分配。一般而言，这部分水权的拍卖价格高于上述初始分配的水权价格，参与竞买者一般是水资源边际产出较高的行业（如工业中的高新产业及高效农业等），由于有较高的效益预期，往往会对这部分水资源产权支付较高的价格。
该模式可以使水资源流向效益高的用途，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可获得水资源，降低了潜在竞争者的进入障碍。不过，也有可能导致水权由部分水权参与者所垄断，甚至出现“水霸”现象，从而使水资源的分配走向“资源配置无效率”，在允许水权转让的条件下，还可能影响到水权市场的交易秩序。
对于上述分配模式，可以从其适用范围、可操作性、公平与效率、行业偏好和实施难度等方面进行比较，见表2-1。
总之，在实践中，水权分配模式的选取必须考虑政府所要达到的主观目标以及信息量的获取程度等因素，在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做出最佳的选择。
三、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产权交易
1.水权交易的必要性
从经济学来看，水资源不仅是一种自然资源，更是一种经济资源。水资源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使用量是无限的、可更新的，但是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却是稀缺的。所以，从经济学来考察，建立和发展水权市场，通过水权交易优化水资源配置，已成为提高我国水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然选择。资源配置过程可以理解成由一系列的交易行为组成。这种交易行为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市场交易，它是组织或个人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二是管理交易，它是组织内部各层次、诸部门之间的交易；三是配额交易，它是政府与组织或个体的交易。这些交易既应提供效用，也得付出费用，而且每一种交易形式的交易费用也不同。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教授指出交易费用不为零，是一正值，甚至大得惊人。因此，根据各种交易形式交易费用的不同，资源的配置就必须采用合理的交易形式。
（1）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配置的现状迫切要求进行市场化改革。
计划配水体制弊端多，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第一，福利水制度导致水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不高。过去，由于受计划体制的影响，忽视了水的商品属性，供水被视为无偿或低价的公益福利事业，从而导致水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一是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用水长期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不高。二是缺乏对用水行为的激励与约束。由于节水效益不能补偿节水投资，很难调动节水投资的积极性，也不能有效抑制对地下水的超采、对地表水的滥用、对水质的污染等浪费和破坏现象，不能引导各产业部门以节水为目标调整结构、改进技术、合理布局。三是难以通过收取水费筹集资金，水经营企业运转困难，影响了水利工程的建设投入和对现有供水工程和水处理设施的维修，降低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四是难以调动社会资金用于供水设施建设，仅靠政府投入难以改变供水设施不足的局面。鉴于此，我们必须从强化水资源的商品属性和资本化的经营理念入手，通过价格的利益调节和激励约束，规范和引导全社会的用水行为，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二，行政配水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过去较长时期内西北民族地区一直实行福利水制度，在水资源的配置上也以管制方法来代替市场机制。但是，随着缺水的日益加剧，水权模糊的代价越来越大，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第一，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地方利益主体地位日益强化，上级监督地方政府的难度越来越大，行政命令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落实。第二，政府没有能力处理繁杂的资产有用性信息，利用行政手段配置水权已经“力不从心”，制度运行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第三，是水权界定和维护的成本在降低，引入市场机制的预期收益在不断增大。于是，现有制度均衡被打破，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和发展水权市场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水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直接影响着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供给方面看，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分布极不均衡，加剧了供水的紧张局面。一是水资源总量虽多，但人均占有量少。从总体上讲，我国是水资源大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2.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径流资源量的7，居世界第六位。但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只有230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相当于美国的1/4、日本的1/2、加拿大的1/44，居世界第110位，被列为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二是水资源时间分布极不均衡，多则成涝，少则为旱。由于受季风气候影响，降雨量与径流量一年之内、年度之间波动很大。大部分地区汛期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70以上，一年降水量中绝大部分集中在3～4个月当中。南部地区最大年降水量为最小年降水量的2～4倍，最大年径流量为最小年降水量的2～4倍，而北部地区则分别为3～6倍和3～10倍。大约有2/3的水资源是洪水径流量，难以控制，无法有效利用。三是水资源空间分布极不平衡，且和耕地、矿产等资源不相匹配。南方水多地少，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0，而耕地占全国不到35，人口占全国的53。北方水少地多，人口占全国的47，耕地占全国的65，而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20。地质矿产资源分布也反映了这种不平衡性，按照所探明的49种主要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估算，华北地区矿产资源约占全国的41.2，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4.7。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的矿产资源只占全国的10.2，但水资源量占到全国的42.6。水资源这种时空分布上的不平衡，使工业、农业和人民生活得不到按现有模式发展的足够水资源供应，进一步恶化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