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玉珠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时候，11时45分，戴笠终于登机，下令起飞。专机像一只大鸟冲天而起，向上海方向逶迤而去，刘玉珠被吓得蜡黄的脸上这才泛出了一点血色。
222号专机从沧口机场起飞后，即遇大雾。飞不多久，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说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正值大雨，云层很低，能见度差，飞机偏离航线。约在下午1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刘玉珠设定的高爆力定时炸弹起爆，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公尺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机上所备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2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
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无一幸免，他们分别是：
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
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
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杜月笙徒弟，江苏人；
徐焱，副官；
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
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
曹纪华，卫士；
何启义，卫士；
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有丰富的飞行经验；
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
熊冲，少尉飞行员；
李齐，通讯员；
李开慈，机工长。
自戴笠以下，共13人，全部死亡。奇巧的是，戴笠一生极为忌讳的事和数，竟一连串地凑在了一一块儿：13时、13分、13个人于浓雾、雨中葬身戴山。
222号专机坠毁以后，最先感觉到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三名少将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
3月17日下午2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按戴笠先一日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老板。住机场，他们耐心地等候了2个小时，始终不见戴老板座机的影子。
李崇诗似乎有些不安，他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3月16日由天津飞青岛。再询青岛办事处，梁若节回复，戴老板已于上午11时45分飞上海。
3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推算起来，戴老板的专机应达上海，为何仍不见踪影？于是，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戴笠和222号专机一起神秘地失踪了。李、邓、王至此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将老板失踪的消息透露出去，更不敢想象老板可能遇难。他们只是在杜美路办事处苦守电台，等候各方面出现有关戴老板行踪的新消息，等待奇迹出现。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犹如瘟疫一样，引起大家的恐慌。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协助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222号专机午间前后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
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在南京附近，并无其他大型机场，老板的座机确已起飞，从时间上推断，若无意外，本应到达南京、上海，而且确实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说明222号座机肯定到达或经过南京上空。
目前的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222号转降其他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222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做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仔细寻找DC47型222号军用运输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
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军统天津站长陈仙洲得知老板座机失踪的消息，也在不断地向机场打听消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
北平的马汉三自16日在天津送走戴笠回到北平后，几乎是在惊慌、恐惧和焦虑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对这次由自己一手策划的破釜沉舟的暗杀行动做出了各种最坏的打算，就是不敢想象戴笠会死在自己手中。
在马汉三眼中，戴笠不啻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暗杀大师，他一生策划和实施了许多石破天惊的暗杀行动，无疑是一件件完美无缺的黑色艺术杰作。一个杀人大师，竟也会被自己所杀，马汉三实在不敢想象。
当17日下午上海方面发出戴笠座机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马汉三很快惊醒过来，他意识到他很可能成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他闪电般地一击，打翻在地，是他一手制造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和想像的千古奇案。在极度兴奋和不安之中，马汉三真想关起门来放声大喊大叫一阵，以痛快淋漓地宣泄自己那种充满胜利感的狂喜。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住办公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人津、北平等处询问222号专机的消息。3月17日下午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不敢离办公事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去向。
随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戴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要给毛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但是自17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联系。而且完全失去行踪，这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情况。
222号军用运输机原由DC—3型民航机改装而成，1942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350公里。最大航程4900公里（平常2500公里），持续飞行时间为19小时24分（平常8小时），可载量2270公斤，号称空中列车。
毛人凤认为，按222号专机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即使按最大续航时间测算，戴笠也不太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某个地方。只要222号专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各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千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
据此分析。222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二是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想，他只觉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222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做出两项指令：
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号专机降落的地点，并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
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一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一名报务员，一名外科医生，于3月18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做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222号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
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
这就是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心戴笠安全的原因。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六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20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谩骂，将如何生存？
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乎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况，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一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个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