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年间，苏州主要钟表店号有20家，金阊区有8家：创设于同治三年的姚义源（阊门外吊桥堍）、创设于同治八年的易隆昌（中市大街25号）、创设于光绪年间的袁万顺（养育巷248号）、王源兴（阊门内专诸巷口）、张启昌（中街路钱业公所对面）、刘荣兴（皋桥堍）、潘仁兴（中街路三茅观巷口）、刘永盛（山塘街殳家墙门）。清末，由于大量新款式进口钟表倾销，苏州钟表店铺经不起洋货冲击，纷纷倒闭。至辛亥革命前仅剩10家，且都转向洋钟表修理。
清末民初，苏州陆续出现与传统钟表铺完全不同的钟表商店。民国十三年（1924）在石路地区开出余威钟表行，为余昌钟表行老板施崇甫（宁波籍）开设的分行。嗣后增设中南钟表行（创设于民国二十九年）和一些修理性质的小店。民国三十二年钟表行业单独设置同业公会，会址在惟勤公所。抗战胜利后，阊门外石路又新开大光明钟表行。至1949年2月，苏州市内有钟表及修理店80家，其中设在石路一带17户：时准、华泰、华兴、时达、正明、大东、香港、顺昌、盛记、中南、余威、美达利、大光明、天昌、自新、李荣昌、恒昌；设在养育巷4户：时新、姜源昌、华昌、袁万顺；设在景德路4户：星星、慎昌、亨大利、明星。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市有8家钟表行实行公私合营，其余小型钟表修理店组织合作小组和参加手工业联社组织的合作社。金阊区内有余威、中南、大光明三家公私合营。1958年商业网点调整时，余威钟表行并人中南钟表行，大光明钟表行停业。“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为长江钟表店。1993年成立长江钟表眼镜专业公司，其经营实体苏州精品商厦同时开业。
钟表经营除专业商店外，不少大商场都设有钟表专柜。1960年时钟表实行凭券供应。1962年手表实行高价，至1965年恢复平价。1972—1976年手表又实行凭票供应，80年代钟表市场由供不应求转为供过于求，国产、进口手表价格下降。1984年起，高档、豪华、装饰类手表及电子、石英钟表走俏市场。
三、眼镜
清乾隆年间，苏州工匠已运用天然水晶磨制各式镜片。咸丰十年（I860）开始出现经营水晶眼镜的商号。这些眼镜铺都设有作坊，自制自售。嗣后在民国年间开设的钟表行都兼营眼镜。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专营和兼营钟表的眼镜店有5户，石路地区一户，即余威钟表行；传统的眼镜铺有10户，其中设在金阊区的有8户。
解放后，1953年全市共有眼镜业195户，其中商业22户，工场作坊173户。1956年时有17户实行公私合营。合营后，钟表行不再兼营眼镜。1958年商业网点调整时，专业眼镜店只留3家，其中金阊区内1家为开办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洪源祥（专诸巷）。同年在石路姚家弄口增设新华眼镜店。
改革开放以后，港台式及进口眼镜迅速占领市场，个体、私营眼镜店异军突起，在各商业街上到处可见。眼镜厂亦于阊胥路、阊门口设立门市部，扩大销售，各大商场都增设眼镜专柜，并都有与之配套的验光设施，眼镜市场步人旺盛期。
四、文化用品
明清时期，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土纸商视苏州为集散码头，纷纷至苏销售。清康熙年间，赣、闽纸商在苏开创汀州会馆（在阊门外上津桥东首）和仙翁会馆（在河沿街长弄）乾隆年间苏州已有染纸作坊。道光元年（821），渡僧桥北堍艺兰堂纸铺开设。接着，同泰生（东中市）、李隆盛（上塘街）、协利（上塘街）等专营纸货的商号相继开业。同治七年（1868）浙江粗纸箬叶商于南濠街谈家巷重建浙南公所，九年苏州纸业于宝林寺西创建两宜公所，十一年蜡笺纸业于宝城桥弄河西巷建绚章公所，纸业商号开始经销“洋纸”，有花金纸、乌金纸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苏州共有纸号17户，大都坐落在阊胥运河水陆码头一带。在山塘街的有艺兰堂、源发仁、恒利；上塘街有隆茂、协利盛、公信；中市有祥发椿记、恒隆义、同泰生、晋祥茂、丽华堂、芸兰阁；南濠街有万利、冯利泰；阊门内下塘有曹信义。民国十九年（930）9月，纸业同业公会在宝林寺前建立。
解放后，1950年3月，纸业同业公会通过整顿，成立纸商业同业公会，其中经营机制纸和土纸的纸商41户。由于纸号大多从事批发，而解放后的机制纸和土纸货源，分别为国营百货公司及供销社掌握，致纸号营业日衰，1950年5月，艺兰堂等18户纸商申请停业，而小型零售纸业却续有开设。艺兰堂歇业后，原址开设同泰恒纸号，公大纸号亦在景德路开张。公私合营后，纸业并人文化用品业。
清乾隆前，苏州无专营笔墨文具的商铺。普通石砚由本邑穹窿山一带开采，经阊门下塘街砚作加工销售，余皆由外地输人。嘉庆十七年（1812），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詹琴三最先到苏开店专营徽墨，初在东大街，后迁桃花桥。道光元年（1821）又有其同乡詹大有在西中市设肆，嗣后，苏城开设多家笔墨庄。在今金阊区内的有：陆益元堂笔庄（养育巷，后迁观前）%曹素功墨庄（阊门外越城）、姜思序堂（西中市），初步形成笔墨行业。
新式文具用品始于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新式学堂的兴办，文化用品需量大增，书店书局均兼营文具。在金阊区内最早开设的文具店是建于民国二十六年2月的永泰文具社（石路42号），三十年在上塘街6号增设永丰文具分号（总号在护龙街）。另外，在阊门内下塘街及河沿街一带有生产文具用品的小作坊10户。
解放后，笔墨、文具业、纸业逐渐合并为一业。同时属于生产型的店坊逐步划归手工业，开始形成纯商业的综合性文化用品商店。经过公私合营、网点调整，至1967年，全市只剩下2户专业文化用品商店，其中1户为位于阊胥路的公大文化用品商店（另一家为观前街的东来仪）。
改革开放后，文化用品经营领域不断拓展，传统的“文房四宝”，演化成庞大的家族，高科技的办公用品如传真机、复印机、电脑等新品不断问世，同时，众多大型综合商场纷纷扩大经营，涉足文化用品领域，私营、个体文化用品商店在居民新村、大街小巷亦随处可见。
（第二节）绸布
一、历史上的绸布业
苏州绸布行业，原有绸缎业、棉夏土布业、华洋布业三个自然行业。
【绸缎业】
绸缎业历史最为悠久，明清时期苏、湖二府有“吴丝衣天下”之美称。吴中百货萃聚，“绸缎肆坊甲于天下”。苏州凭借运河、海道等优越条件成为东南丝绸集散商埠。清康熙、乾隆年间，自胥门大日晖桥起，沿外城河至阊门吊桥，两岸密布丝行、经行、绸庄。杭、湖二地绸商都在苏州设肆立坊，从事就地加工杭绸、湖绉。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杭州绸商于桃花坞建钱江会馆。五十四年，湖州绉、绸商人于曹家巷建吴兴会馆。吴江盛泽镇素有“丝绸之乡”之称，每日向苏州绸缎庄解送绸货，特在阊门外水关桥臭弄口置地，由官府勒石建绸庄船埠，人称“盛泽码头”。道光五年（1825），苏州绸缎商（包括杭、嘉、湖地区在苏州的绸缎坐商）于宝林寺东文衙弄创建七襄公所，绸缎行商仍以会馆为活动场所。光绪十二年（886），河南武安绸商于天库前舒巷建武安会馆。绸缎业在苏州商界有一定地位，如同仁和绸缎局业主尤鼎孚，就成为创办苏州商务总会的发起人之一。
旧时苏州绸缎庄大多在阊门中市一带。老人和绸缎顾绣局，创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
就位于阊门中市。由于绣局几易其主，老人和牌号未变，仅以加“X记”以示区别，致中市一带的绸庄均以“人和X记”为店号。同仁和绸缎局于清末创办时亦建于西中市，民国十七年（1928）5月才迁人观前街。
辛亥革命后，随着民风、衣着习俗改变，绸缎业逐步改变单一经营，开始兼营洋布、呢绒、服装、洋货等。抗日战争爆发，绸缎业惨遭洗劫。日伪时期，丝织生产不正常，交通阻塞，丝绸销路断绝，绸缎业萎缩，抗战胜利后亦无法恢复战前状况。
【土布业】
明末清初，棉布贸易中心由松江移到苏州，棉布的染色加工也移到苏州后形成。苏州布商发展很快，阊门外形成棉布集市。据乾隆《长洲县志》载（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在阊门外上下塘，谓之字号，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数十家赖以举火。”各地布商纷纷挟重资到苏采办，阊门棉布市场销售旺盛，不仅远销皖、赣、川、陕，还销往国外。据1812年（嘉庆十七年）东印度公司记载，每年贩运苏松紫花布20万匹，其中2万匹运至英国本土。鸦片战争后由于洋布盛行，布市消减。咸丰十年（1860）阊门外棉布踹染作坊及布市毁于兵燹。同治七年（1868）布业坐商在中街路创建尚始公所。布店逐渐向城内转移，阊门外上下塘已所剩无几。
【洋布业】
清末，上海等地近代民族棉纺业兴起，由于国产机织布与洋布无所差别，亦冠以“洋布”之称，而传统手工生产的棉布则称之为“土布”。时苏州布店多数兼营洋布，而原专营洋货洋布的商店，有部分专营洋布，并在阊门尚义里办起“恤寡会”，与洋货业分道扬镳。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苏州棉布货源奇缺，常熟几家土布庄通过航船将土布运销苏州。航船业主唐监见土布获利颇丰，于二十九年在上塘街开设唐监记土布庄，由运输改业土布。随后，常熟土布商争相效仿，阊门内外土布庄增至9户。同时，洋布业因棉纱、棉布视为战略物资，货源为日本洋行控制，布店货源由洋行分配，于是，掮客、跑单帮、偷运、买空卖空投机商等应运而生。小布店、布摊多如牛毛，其中不乏暴富户。如设在西中市的辛昌布店，民国二十七年以3600元开业，二十九年已集资16.8万元。抗日战争胜利后，绸缎业、华洋布业、棉夏土布业三业经协商于三十七年末合并为一业，共建绸布业同业公会，会员106户，按地域分为5组，其中东、西中市组24户，上塘、石路组24户。
二、解放后的纺织业
解放后，1950年4月，中国花纱布公司苏州支公司成立。8月，在西中市设立第一门市部，供应对象为城乡私营商业。1954年9月15日，全国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凭布票供应，私营商户停止批发业务。区内2户棉布批发商（大丰、辛昌）缩小规模，转为纯零售店。1956年绸布业归口花纱布公司实行公私合营，1958年进行网点调整，撤并一大批绸布店。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棉布供应紧张，城乡发放的布票由50年代人均每年20市尺以上减至10市尺以下，1961年仅发放1.6市尺。1964年后布票发放量逐步增加，1969年后年人均固定发了16市尺，遇新生儿、婚事、丧事等特殊情况，补助一定数量的布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行业受到冲击，绣花帐沿、软缎被面、织锦缎等传统商品被迫封存。大部分商店易名，如石路荣泰布店改名“延安”，辛昌布店改为“永新”。并撤并一些网点，经营逐年下降。
改革开放后，纺织品行业发生根本变化，化纤类商品处于饱和状态。1981年11月全国降低涤棉、中长纤维布价格！983年1月再次降价，同时提高纯棉织物价格。1983年12月，实行了29年的棉布统购统销宣告结朿。纺织品市场出现百家百商竞争的新格局，先是一批集体、个体的布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嗣后，随着服装厂的迅猛发展，服装店摊遍及僻街小巷，服装款式日新月异。针织品成衣的扩销，排挤了绸布零售。棉布店纷纷转业，至90年代末全市仅观前乾泰祥一家，在金阊区内已无专营棉布的零售商店，连大型百货商场的棉布专柜亦相继撤销，扩成服装供应。
（第三节）五金交电化工品
五金、交电业包括传统的五金玻璃、电器电料、车行，以及新发展的家用电器等行业。化工业包括漆业、颜料业等自然行业。
一、五金
苏州五金行业起源较晚。机器工业在我国自清末洋务运动出现雏形，干机器行业者被称之“外国铜匠”。苏州首家五金店王万泰白铁店于民国十二年（1923）设在今金阊区吴趋坊。开业不久，因承接一项苏纶纱厂白铁业务后，转为机器五金业，从此发迹。二十六年后，分别在横马路开设王万泰楼记（今苏州五金店）、在吴趋坊增设王万泰良记，与老店“盈记”同为五金行业的大户。其时五金业经营品种不多，仅分为大五金、小五金、纺织五金三类，货源大多来自上海。其中经营白铁、机器配件、汽车零件、平胶带、橡胶管并经营机油、柴油、牛油等油料的“大五金”店号，多设在阊门城外，以王万泰五金店为代表，还做“航船帮生意”，为抽水机船及乡镇碾米厂供配件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日伪强行实行金属物资统制，五金店依靠从上海跑单帮进货。民国三十二年6月，五金、玻璃业分别建立五金业同业公会、玻璃业同业公会，会址都设在惟勤公所。抗日战争胜利后，同业公会整理，三十五年重建，玻璃业并人五金业同业公会。
解放后，1956年1月归口国营百货公司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年7月，国营五金机械公司成立，零售店归口专业公司管理。1958年合建五化交公司，调整商业网点，除部分综合性商场增设小五金专柜外，专业五金店并为4家，在金阊区内有2家，金门路的王万泰五金店和东中市的恒瑞昌五金店。苏州民用元钉、铅丝，1974—1979年间曾实行凭证供应。
改革开放后，五金类商品购销渠道扩大，国营公司建立多种形式的批发部和零售店。1981年设三香路五金交电商店，翌年又在西中市增设装潢五金商店。1983年五金类商品放开经营，百货店、杂品店都兼营五金工具。90年代，个私五金机电工具经营商店大量涌现，在金阊区内逐渐形成两条五金机电专业街：东中市，从河沿街口到皋桥堍，路北一排，就有五金店120家之多，但以小型居多；阊胥路，从金门路南新桥堍南侧，折向阊胥路东侧，至干将路口，店店相连，有20余家，其中不乏大型商号。苏州五金商店仍不失为五金业的代表。
二、交电
苏州经营电料器材，始于清末苏州电气事业的开发。光绪三十二年（1906），爱河桥生生电灯公司开业，至宣统三年（1911）全城基本都安装路灯。电力的使用促使电料需求量不断增加。华洋百货业纷纷兼营电料，专营电料商店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位于阊门外横马路的福星电料店于30年代初期开设。电料商号多数兼安装和修理业务，其收益往往大于销售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