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艺家中苏天赐先生是广东阳江人，今年67岁。他是我国艺术大师林风眠先生最得意的门生。我们从本刊发表的《人像》（后来改题《黑衣女像》）中，就可以看到他在1940年代早就焕发出来了的那横溢的艺术才华和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了。这幅他26岁时所作的优美典雅、雍容大度的女青年肖像，那单纯化了的造型，略略拉长的变形，充满了韵律感的很有力度的线条和笔触，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用林风眠和赵无极先生当年对苏天赐的评论来说：有很多delicate（微妙的精美的感觉）。这幅作品与其说是受了意大利肖像画大师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吸收了东方的感情和东方的美。苏天赐先生以他惊人的勤奋和天才，大量吸收了东西方艺术的精髓，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采。这里让我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他的艺术“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早在1950年初，我就目睹林风眠先生在客厅里挂了两幅油画：一幅是由已经在法国获得了成功，后来被誉为世界当代十大画家之一的赵无极所临摹的《受胎告知图》，另一幅便是这位风华正茂的学生为老师的爱女蒂娜所绘制的肖像。这幅1948年蒂娜生日那天的即兴写生之作，一直被林先生珍藏着，直到1978年林先生到香港定居时才把它还给苏先生，让他自己保存。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美术界对西欧现代艺术是抵制的，加以苏先生又是纯粹的艺术家，寂寞耕耘而不求闻达，这就更增加了他的沉寂。对此，林风眠先生深为惋惜，曾经说过：
“阿苏是我考虑不周，把他留在身边当了我的助教，当年如果让他出国去，一定会像赵无极那样获得大成就的。”但是，赏识他的人还是有的，我国艺坛的另一位大师海粟老人，对苏天赐的画品和人品都很赞赏。1980年苏先生在南京举办画展，他照例没有邀请名人来给自己捧场，而海粟老人闻讯之后，却立即和夫人夏伊乔赶来参观，还为画展题了“日日新，月月新，斯维美”九个字。现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已经过去，苏天赐的艺术在海外也获得了成功。当他的个人画展在巴黎开幕的时候，巴黎国际艺术城主席布鲁诺夫人一进展厅就赞叹不已：“这画真美，充满诗意！”当她得悉苏天赐的夫人凌环如先生是一位雕刻家时，就立即发出了访法的邀请。法国的报刊对画展也大为赞赏，有的观众甚至拿着报纸赶来参观和订购展品……最后，苏天赐先生意味深长地说：我出去得太迟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追求。现在欧洲的艺术家们想创造一个上帝还没有创造过的世界，他们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我们要追求什么呢？这需要用理解去感受，而不是用感情去理解。我是属于上一代的，只能做以前的艺术家所做过的事：赞美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我从小爱看树发芽、草发绿，感到大自然的一切都充满了生命力。它使我忘掉了一切人间的烦恼。现在，我更是越来越感到未被破坏的大自然的可爱了，离开了大自然，无论怎样现代，世界都是可怜的。
我站在苏先生的近作面前，感到万分欣慰，比起几年前所看到的作品，现在，色彩更微妙了，画面更单纯了，笔触更酣畅了，画家充分运用形式因素的抽象韵律，使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化为音符和旋律，从而谱写出自己心中特有的充满东方情调的诗意和乐章来。它们有的热烈，有的宁静，有的浓郁，有的激荡，每一幅都是一首动人心魄的抒情诗。我出神地凝视着，尽情地欣赏着，在这充满了大自然生命力的抒情诗般美丽的画面上，我忽然感到，一缕在沉醉中忘却了人间烦恼的天才的魂灵的震颤，正悄悄地向我袭来，竟逼使我不敢仰视。
青年苏天赐
刘伟冬
苏天赐于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6岁时进了一家私塾读书，开始了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后来，他的父亲又把他送进附近的小学学习。从那个时候开始苏天赐就表现出了绘画的天赋和对绘画的热爱。在苏天赐11岁时，他的父亲不幸病逝。因此，在他的早年生活中，他的两位哥哥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常常成为他作品的最先欣赏者和鼓励者，并在物质上给予支持。他的大哥曾按图样仿造了一个可以伸缩的写生画架，而远在广州求学的二哥也常常寄来一些水彩画册和其他一些绘画资料。苏天赐在读小学二年级时，学习成绩曾为全校之冠，校长豁免了他全部的学什费用以示奖励。一心想培养弟弟的大哥决定把应缴的学什费都交由苏天赐自己支配。得了这笔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书店，如愿以偿地买来了他心仪已久的两本新文艺作品：鲁迅的《野草》和冰心的《春水》。曾有一段时期，苏天赐对文学和艺术有着同样的爱好，他甚至对自己今后的发展道路的抉择——文学还是艺术竟犹豫再三，难以定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当年秋苏天赐考入省立两阳中学高中部学习。1938年秋，随着广州的沦陷，日机开始骚扰沿海的市镇，两阳中学也被炸毁了，学校只得停课。在这段时间里，苏天赐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运动，用他的艺术才华表现了他的激昂的爱国热情。
1940年初，两阳中学在邻县的山区里重新设校复学。这时，苏天赐发现自己已无心读书。从事了两年多的抗日文艺宣传工作，使他深深体会到了艺术的巨大感染力，他也在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中初步体会到了一种成功的满足。这时他已经离不开绘画并认定把绘画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1943年5月初，苏天赐启程只身前往重庆。他取道广西、贵州，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6月中旬抵达重庆的郭家沱。在到达重庆的一个多月后，他如愿地考进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艺专）。从初始的白纸涂鸦到现在的专业学习，可以说是苏天赐艺术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他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一开始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学习之中。他不仅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同时也对东西方艺术的真谛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苏天赐既倾倒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和形神皆备的美学原则，同时，对西方古典油画的细腻深沉和近代流派的鲜活、璀璨也感到由衷的折服。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走上了中国油画创新的探索之路。
1945年，也是苏天赐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幸运地进入了林风眠先生的工作室学习，这对他的艺术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林风眠传授给学生的不只限于绘画的方法和技巧，他经常引导他们去思考一些看似与绘画无关的形而上的问题，如文化的“源”与“流”、“表象”与“本质”、“理性”与“情感”等等。他告诫学生艺术创作要忠实于自己的感觉。这一原则或许解开了曾萦绕苏天赐心际的疑惑：原来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和意韵是艺术家不同的感受使然。从此，感受成了他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1946年夏，苏天赐在国立艺专毕业。随后他回到了离别3年的故乡阳江，任教于广东省立艺专。一年后，为了能继续追随林风眠先生，他来到了杭州。苏天赐虽然在复校开课了的国立艺专没能谋得教席，但他觉得能够回到老师的身边，呼吸清新自由的空气，分享良好的艺术氛围，可以尽情地画画，便是一种最大的幸福和满足。
1948年的夏天，幸运之神再次降临眷顾了苏天赐。当时林风眠先生已被国立艺专复聘主持画室工作，他想让苏天赐去当他的助教。这样的机会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它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苏天赐进国立艺专工作以后，与林先生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他也常去老师家做客。有一次正好遇上林先生的女儿蒂娜的生日，苏天赐事先没有准备什么礼物，正在为难之际，在座的一位蒂娜的好友为他出了一个主意，建议他给“小寿星”画一幅肖像。当时，苏天赐的确有一种表现的欲望和创作的冲动。他用流畅的笔触加以画面冷调的处理，把蒂娜的神情和个性毕现于纸上。苏天赐自己觉得画得颇为顺手，作品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第二天，蒂娜又热情地建议苏天赐为她的父亲画一幅肖像，林风眠也就欣然坐下来为学生当起了模特儿。面对自己的老师，苏天赐感到拘谨了，手中的画笔似乎也变得沉重起来。作品最终是完成了，但他自己认为只画出了老师的外形而未能触及其精神。这一年，苏天赐26岁，而林风眠48岁已近知天命之年了。
《黑衣女像》是苏天赐为数不多的至今仍保存着的早期作品之一，它完成于1949年的4月。作品中的女青年是凌环如女士，后来的苏天赐夫人。当时她是国立艺专的学生，与林风眠的女儿蒂娜过从甚密。在那次生日晚会上，建议苏天赐为蒂娜画像的就是她。其实，这是苏天赐第二次为凌女士画像，第一次是在半年以前，那幅作品后来被画家题名为《蓝衣女像》。这两幅作品从风格上来看是属于同一系列，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说是中国的肖像油画在经历了模仿、消化和变通之后，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创造的一个标志，也代表着苏天赐当时的最高的艺术成就，它们无疑属于现代中国油画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列。但令人遗憾的是苏天赐在这方面的试验和探索在刚刚开始不久后便中止了，使出现在他早期艺术生涯中的一种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绘画风格过早地终结了。
《蓝衣女像》从成画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画面上出现的龟裂和斑驳正是时间留下的印迹；画中女青年衣饰的紫蓝和头发的金褐也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这种“黯然失色”
并未减弱作品所具有的感染力和透射力。即便是在现在，我们仍能从画面上感受到画家在创作时的那种挥洒自如、得心应手的自信状态。苏天赐通过流畅随意的线条勾勒完成了对形的把握，而从他笔端流出的线条总有一种“写”的意味；接着，他又用疏放快捷的笔触完成了色彩的铺设，使人物变得坚实厚重起来。因此，在这幅作品中，我们既能体悟出东方艺术的飘逸，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坚实。在《黑衣女像》的创作中，苏天赐似乎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和精力，我们可以从他自己对作品创作过程的描述中获得较为详尽的信息：当时我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来画，表达的不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物的片时状态，而是我对其人的熟知和理解。如果说一般的人物写生是从一个固定的视角去描绘对象，而我的企图则是综合了在生活中从多视角观察所得的总和，它们贮藏在我的心底，所以我作画时要参照两个影像：一个在眼前，一个在心里，它们很不容易融合在一起。我好似在丛莽中攀登，没有现成的通道，只能奋力向前，随机应变。我不断地尝试，又不断地否定，画了又刮掉，重画又重刮，为此反复10多次后我所追蹑的两个影像已不再相互分离，它们在画布上随着线条和色块的游动已联成一气。重要的是它所显示的，正是我所要表达的，虽然还不尽善尽美，但一切都已联成一个整体，如同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一样不可作部分的移易。苏天赐把着黑衣的女青年置身于红色的背景之中，使画面在庄重中透射出一股热烈，这种红、黑对比的色彩处理也使作品具有某种东方气息，而凝练概括的人物造型无不透现出苏天赐坚实的素描写实功力。女青年向左微倾的头部和抱合着的纤细修长的双手构成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形姿，一扫肖像画所特有的那种凝重，使画面具有动感。这样的形式处理也造成了一种围合的视觉指向，细腻而又含蓄地表现了恋爱中的女青年那种既热情又矜持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女青年胸前和手臂上那几块灰白颜色以及在其上用黑线勾出的图饰，它们看似画家不经意地涂抹，其实正是他匠心独运之处。这几块在黑色的包围中跳跃抢眼的白颜色不仅产生了色彩的呼应效果，增加了人物的体积感，同时也给画面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肌理效果：它既有油彩的韵致又有水墨的意味，真可谓是东西艺术交相辉映的神来之笔！
风云变幻，世事沧桑。1949年的春天，杭州已临近解放了。在这之前，林风眠的得意弟子赵无极已远赴法兰西，而他的另一位高足席德进也渡海去了台湾，林风眠和苏天赐则留在了杭州，在平静中迎接着一场社会的深刻变化。
“文革”前的苏天赐先生
邬烈炎
1949年至1964年是苏天赐艺术生涯中一个较为复杂的时期。他被迫离开了林风眠，辗转苏州、山东，落户于南京艺术学院；他参加政治学习，无休止地写思想汇报；他成为一个有经验的使学生成绩迅速提高而受到学生爱戴的教师；他下厂、下乡，用写实的方法去画工人、劳模、渔民、女社员，奉命搞主题性创作；他郁闷徘徊，探索实验，终于发现了迷蒙雾气中的太湖，草长莺飞的江南，于是苏天赐忘我地寄情于这样的风景，在细雨霏霏之中，在薄云遮日之时，使自己的艺术找到了一种具有归宿感的画面。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军代表接管了国立艺专。9月新任领导来校后，很快招生开学，开始建立新的教学秩序。苏天赐被分派教新生第三班的素描。由于教学认真有方并能因材施教，一个月后，时任党委书记的江丰在检查教学成果时，对学生的进步甚为满意，并将4名成绩突出的学生破格升到二年级，还将苏天赐调到第一班任教。到学期结束时，又因第一班进步也较显着，学院领导请苏天赐在全院总结大会上发言，介绍教学经验。
1950年9月，苏天赐晋升为讲师，同时被调往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于1950年初结业后又被调往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艺术系任教。1952年末在全国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中，山东大学艺术系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设址于无锡；1958年学校迁址南京，更名为南京艺术专科学校、南京艺术学院，苏天赐就在这所学校度过了55年的创作与教学生涯。
1950年代初苏天赐在山东大学艺术系仍然主授素描的教学，所教授的学生一个班级30余人多为从老区调来的文工团员。在国立艺专通过刻苦学习所摸索出的经验，使他较容易地就能指导初学者解决所碰到的问题，颇受学生欢迎。然而，苏天赐这次受到的不再是表扬，而是在稍后开始的文艺整风中成为批判的重点，因为他在教学大纲中宣扬纯技术观点，进行习作评比则是鼓励个人英雄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