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三章 暴君政治、即君主政治的腐化变质是最坏的政体
由一个国王执掌政权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同样地，由一个暴君执掌政权的政体是最坏的统治形式。市民政治可以和民主政治相对照，因为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二者都是由多数人统治的形式。与此相同，贵族政治也和寡头政治形成对照，因为二者都是由少数人统治的形式。最后，暴君政治可以和国王的统治相对照，因为二者都是单独由一个人实行统治的。我们已经指出，君主政治是最好的政体；所以，由于最好的形式可以和最坏的形式相对照，我们可以推断说，暴君政治是坏的政体。
而且，统一的政权比分散的政权较为有效。团结在一个团体里的许多人，可以拖动他们在分散的情况下靠单独的努力无法拖动的东西。所以，正如一个能够造福的政权愈是统一愈好一样，一个善于作恶的政权就是统一的害处比分散来得大。一个无道的统治者所行使的政权是与社会有害的，因为他把私人利益代替了公民的共同福利。所以，有道的政权所凭借的统一的规模愈大，这种政权就愈加有益。君主政治优于贵族政治，而贵族政治又优于市民政治；在无道的政权下，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它所凭借的统一的规模愈大，它就愈加有害。所以暴君政治比寡头有害，寡头政治又比民主政治有害。
再说，使政权无道的因素是，统治者在追求个人的目的时损害了公共利益。所以，公共利益所受的损害愈大，政权就愈加无道。在寡头政治制度下，所考虑的只是少数公民的私人利益，因而这种制度就比为多数人的目的服务的民主制度更不顾公共利益。在暴君统治下，所考虑的只是如何满足个人的欲望，因此它对公共利益甚至危害更大。多数人比少数人更接近一般性，而少数人又比一个人更接近一般性。所以暴君政治是最无道的政权形式。
上帝以最可赞叹的方式安排一切事物，而研究上帝的法度，就显然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既然一切事物的安排都以帮助善的产生为目的，善就在一切事物中由同一个完美的根源产生出来；而恶则是由怪僻和个人的缺点中产生出来的。在一个人的身体上，除非各部分配置得很协调，就谈不到美；但只要有一个部分配置得不合适，就立刻显得很难看。因此丑可以以多种方式和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产生出来；至于美，却只有一个完美的根源。在任何场合，只要善与恶形成对照的局面，就发生这种情况；仿佛天意要让从单一的根源产生的善力量强些，让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产生的恶力最弱些。所以，有道的政权最好单由一个人来掌握，因而也就是由强者来掌握。但如果这样的政权一旦变为无道，那么由多数人来掌握从而在内部摩擦的影响下趋于衰弱，就比较好些。所以，在各种无道的政权形式中，民主政治是最可容忍的，暴君政治是最坏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随着暴君政治而产生的恶，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暴君既然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就专门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因此，他按照他在追求放纵生活时受其支配的情欲的性质的不同，用种种方法压迫他的臣民。如果他是个耽迷于贪婪的人，他就窃取他的臣民的东西；所以所罗门说(《箴言》，第二十九章，第四节)：“王借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倾败。”另一方面，如果他容易发怒，他就会满不在乎地流血：所以《以西结书》里说(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七节)：“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传道者也劝我们要避免这样的政权，他说(《传道书》，第九章，第十八节)：“疏远有权杀你的人。”在这种政权下，死亡不是为了正义的需要而是由于放纵的情欲不自然地来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安全，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因为没有法律；同时你无法信赖别人凭他的意愿、或者毋宁说是兴之所至而做出的事情。这样的压迫不但影响人民的物质福利，他们精神上的安宁也受到威胁。因为那些但求掌权而不求为社会服务的人在其臣民的任何进步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因为他们疑心这种进步会威胁他们的万恶的统治。暴君们所猜疑的总是好人而不是恶人，并且还常常害怕德行。他们经常想方设法阻挠他们的臣民成为有德之士，阻挠他们的胸襟的豁达方面有所提高，免得他们在无道的统治下渐渐不稳起来。他们阻挠他们的臣民彼此建立友谊，享受友爱和平的利益；希望他们经常处于互相猜疑的状态，永远不能联合起来反对暴君的政权。所以暴君们在他们的臣民之间散播不睦的种子，在发生倾轧的地方煽风点火；同时他们还禁止人们的一切有利于融洽感情的举动，例如婚礼和宴会，以及所有那些能在人们中间一般地产生亲密感情和信赖心的活动。他们也想法使任何人不能获得权力或财富，因为他们凭自己的坏心肠来衡量他们的臣民。并且，他们自身既然把权势和财富用在作恶的方面，就惟恐他们臣民的权势或财富与他们不利。所以约伯在提到一个暴君时说(《约伯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甚至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即没有人打算害他的时候)，他也总是疑心人家有阴谋活动。”由于这个缘故，如果那些本来应该鼓励他们的臣民修身敦行的统治者反而怀着猜忌和恶意看待一切德行，想尽办法来加以阻挠，那么在这种暴政的统治下，有德之士就寥寥无几了。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在推崇实力的人中间可以找到强者。西塞罗也说过：“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普遍受人轻视，就会衰退而不再盛行。”难怪那些在畏惧的气氛下教养出来的人精神萎靡软弱，害怕应付困难的或费劲的工作。这从那些长期处在暴政下的国家的经验中也可获得证明。所以使徒保罗说(《歌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正是由于考虑到暴政的这些恶果，所罗门才说(《箴言》，第二十八章，第十二节)：“恶人兴起，人就堕落，”因为歹毒的暴君们使人们不再去求得德性的完备。他又说(同上，第二十九章，第二节)，“恶人掌权，民就叹息”；还说(同上，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节)，“恶人兴起，人就躲藏”，--以躲避暴君们的虐政。这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为，一个不是根据理智而是根据情欲行使职权的人实际上与禽兽毫无分别。因此所罗门说(同上，第二十八章，第十五节)：“暴虐的君王辖制贫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所以人们逃避暴君，像逃避凶恶的野兽一样。听任一个暴君摆布，也同听任一只野兽摆布没有什么分别。
第九章 天堂的最高幸福是人君的酬报
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研讨一下，可以用来酬劳那些杰出而威严地君临天下的人们的幸福状态究竟有什么特点。因为，如果说幸福是美德的报酬，那么由此可以推断，较大的美德应该得到较大程度的幸福。要一个人不但管理他自己而且管理别人，那就需要有卓越的德性。并且，受其治理的人愈多，这种德性也就会愈加卓越。好比在体力方面，一个人由于他所能够战胜的人数或举起的重量而被认为气力较大一样。同样地，管理一家比约束自己个人要求有更大的德性。至于治理一个城市或一个王国，那就更其如此。所以，要能够出色地执行国王的职务，就必需具有过人的德性，并且应当得到较大程度的幸福作为酬报。
其次，在每一种艺术或科学方面，凡是能够正确地支配别人的，总比单纯胜任地执行别人指示的人更值得称道。在纯理论科学方面，能用教学的方式向别人阐释真理，比只能了解别人的教导更为重要。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一位建筑师同努力按照他的设计图样兴建房屋的匠工相比，就因为他设计了房屋而更受尊敬，所得的报酬也比较高。在战争中，胜利的光荣多半是留给将军的英明指挥而不是留给士兵的顽强性的。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对其社会成员的德行来说，所处的地位与教授之对于科学、或建筑师之对建筑、或将军之对于战争并无二致。由于这个缘故，一个国王为了公正地统治他的臣民，比他的一个臣民为了在他的治理下循规蹈矩，理应获得更大的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