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鉴于元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仿制宋制设各级僧官。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诸官由礼部任命，主要任务是监督僧众行仪及主管考试等。
昔日黄花犹未衰——明代佛教明代佛教概述
明王朝自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共有16个皇帝，历时276年。佛教在明代诸帝王的扶持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后跟随白莲教徒郭子兴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这种经历使朱元璋认识到佛教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对佛教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他登基伊始即召集南方著名僧人在南京蒋山举办法会，为历年战乱中死于非命的平民超度，并为明王朝祈福。洪武六年(1373)，又下诏免费发放度牒，废除过去按照僧人数量收取的免丁钱。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三年发牒一次，并且须经过考试，其后又规定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40人，州30人，县20人。男子须年满40岁，女子年满50岁才能出家。洪武十年(1377)，命各地沙门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三种经典，从思想上引导佛教的统一。
明成祖朱棣能够成为帝王，同僧人道衍的策划密不可分，因此明成祖虽然在统治思想上仍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他对佛教的袒护同样十分明显。朱棣因谋士道衍之功．命恢复俗姓姚，赐名广孝，并且允许他亦僧亦官：穿上官服，即上朝为官；穿上缁衣，即为庙中和尚。永乐十八年(1420)，他亲自为《法华经》作序，对佛教大加颂扬。为方便僧人行脚，明成祖特下诏说：“著礼部知道，析出榜晓谕：该行脚僧道，持斋受戒，恁他结坛说法。有人阻挡，发口外为民。”明成祖还亲自撰写了《神僧传》9卷，对历史上神僧的事迹进行了介绍，体现了明成祖对佛教的热心程度。
对于喇嘛僧，明太祖和明成祖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一方面废除了喇嘛僧在内地的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封王赏赐。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封前元朝帝师喃迦巴藏卜为炽胜佛宝国师称号。在西宁设立僧纲司，由喇嘛任都纲。明成祖对喇嘛教更加重视，即位之初(1403)，即遣使迎哈立麻至京，封号大宝法王。又邀请宗喀巴来京，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智来拜。释迦智被封为大慈法王号，任成祖、宣宗两代国师。明初帝王之所以热衷于赐封藏族僧侣官员，主要出于稳定边塞的需要。“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晏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这番话清楚地说明了明太祖和明成祖不断给与喇嘛僧封号的原因。此后明王朝的佛教政策虽有变化，但基本上保持了明太祖和明成祖所确立的方针。
相对说来，明代佛教也是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得到发展的。明代初期，虽然设想通过免除度牒费、提高出家的难度来控制佛教的规模，但同时带来了私度僧人的增加。代宗景泰二年(1451)由于卖牒救灾，恢复向僧人收取免丁钱，导致僧尼剧增。据《大明会典》统计，成化十七年(1481)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院已多至639所。而此时全国的僧尼人数约在50万上下。
明代的刻经事业以方册藏的雕刻对以后影响较大。在此之前．包括明代《南藏》和《北藏》在内的大藏经都是梵荚本，携带、阅读都不方便。万历年间(1573～1619)，真可及其弟子密藏发起雕刻《方册大藏经》，最初在山西五台山开刻，后转到浙江杭州径山寂照庵继续刻经，最后由嘉兴楞严寺发行。在刻经过程中，得到了德清、袁了凡、陆光祖、冯梦祯的帮助。该经因刻经地名《径山藏》，因发行地名《嘉兴藏》。《嘉兴藏》的发行改变了原先藏经不便携带、阅读的缺陷，使佛教大藏经的流通更为广泛。
明代佛教各宗派中以禅宗和净土信仰最为盛行，其他各派则仅是维持。净土仍是天下的共宗，僧人、士人主张虽有不同，但都将净土念佛信仰作为皈依。华严宗有雪浪洪恩等弘传，天台较知名者有无尽传灯、蒲益智旭等，慈恩宗和律宗在明代也没有大的建树。建文帝最后归宿的说法
明代第二个皇帝惠帝朱允嫂，是太祖朱元璋的皇长孙，因皇长子太子朱标已故，所以朱元璋驾崩后，就由皇长孙朱允炆即位，因其年号建文，故俗称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立即采取了削藩政策，即将朱元璋时期封的十几位外地叔王的权力消除。建文帝此举一出，立刻引起了他的众多叔叔们不满。在这些外地王中。由以本来就对他即位心存不满的身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最为突出。朱允炆即位不久，他就开始着手向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开始进攻了，史称“靖难之役”。四年之后，朱棣攻占了南京，并做了皇帝，史称明成祖。在朱棣攻占南京时，皇宫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虽经多方查找，也未找到。野史称建文帝出家为僧，但根据不足，有关建文帝下落有以下两种说法，仅供参考。
其一，明代后期蒋一葵所著的描写北京古迹及风物的书《长安客话》卷中所记载的建文帝坟：正统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闻嘉靖十五年(1536)九月圣驾尝于此。
其二，位于北京西三环边的中国画研究院内有一座藏式白塔，塔高40米，塔基为单层须弥座，座上为6层雕刻而成的仰莲，塔身四面均有佛龛(眼光门)，而做工精美，十三天由环形石料垒筑成。塔身为青砖所砌，塔刹部位安置着两吨重的铜华盖和宝瓶。此塔史无记载，建筑年代不可考，上世纪40年代，此处有庵因塔而名。相传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逃出南京，为躲避追杀，削发为僧，死后葬于北京西山，并建衣钵塔，此塔因而被传称建文帝之衣钵塔。
僧人姚广孝及纪念塔
僧人道衍(1335～1418)，俗姓姚，“靖难之役”中曾帮助明永乐皇帝打败建文帝，使其做了皇帝。广孝是其后赐的名。他14岁出家，曾参智及大师，在北京曾住持双塔庆寿寺(塔位于电报大楼，1955年扩建长安街时所拆)、护国寺，在北京房山区有姚广孝墓塔一座。
姚广孝塔
塔位于北京房山区崇各庄乡长乐寺村，是姚广孝的墓塔。塔为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高33米。塔的须弥座式塔座束腰，浮雕寿字和花卉，其上为三层外倾的莲花瓣。中间塔身，四正面雕仿木隐作隔扇门，其他四面则雕花棂假窗。正面门楣之上嵌一块方石，其楷书“太子少师赠荣国恭靖公姚广孝之塔。”塔身往上是九层叠涩檐，各角均旋铜铃，风声作响，声音悠扬。塔刹铁制，状似葫芦，其上置立柱，直刹云端。刹由八条铁链锢之于檐角的吻兽上。塔前有碑，记录了姚广孝的生平。
明代佛教遗存
永乐大钟
著名的永乐大钟位于北京北三环路旁的大钟寺内。大钟寺的大钟，堪称世界钟王。首先，它通高6．75米，重约46．5吨，钟口直径3．67米，高大粗壮。莫斯科有一口“科洛科尔”大钟，虽然重达193吨，但这口钟未等悬挂就出现了大裂缝，成为世界上未敲响过的大钟;从钟龄来说，俄国这口钟晚于大钟寺大钟300年。若与北京钟楼上的大钟相比，钟楼上的大钟虽然比大钟寺的大钟还重16．5吨，但却只具备社会实用性，而大钟寺的大钟的科学、艺术价值要高一筹。
第二，钟身铭文最多。大钟的钟壁不论是上下里外，都铸满了经咒。共有汉文和梵文书写的佛教经咒一百多种，为首的一部是《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还有两部经文是《弥陀经》和《十二因缘咒》。里面为《妙法莲花经》。钟内壁上半部铸有一个《火宅喻》的佛经故事。钟唇为《金刚般若经》，蒲牢(钟纽)处为《楞严咒》，钟上铸汉文经咒16部，225939字，梵文咒语100多部，计4245字，总字数为230184字。汉字楷书，字体工整，古朴遒劲，均匀地分布在钟体各处。相传是明代书法家沈度的手笔。
第三，声学性能最佳。大钟壁厚不同，顶部厚120毫米，腰部94毫米，钟唇185毫米，这种结构声学性能最佳。因而钟声悠扬悦耳，相当于音阶中的A，钟声轻击圆润、深沉、古雅，重击纯厚、洪亮、庄严。经测定振动频率最低为22赫，最高在860赫以上，主要频率在400赫以下，击钟时尾占长达70多秒，最远可传10多里。为了不使钟声受阻，在钟的下方挖了一个八角形“散音池”。池深70厘米，直径4米，池口距钟口米，钟响时，起到“鸣箱”作用。
第四，力学结构最合理。悬钟木架采用八根斜柱支撑，合力向心，受力均匀。大钟悬挂在主梁上，全靠一根长1米、高14厘米、宽6．5厘米的铜穿钉，承受祷40多吨重的剪切力。由于力学结构最合理，大钟在此悬挂200多年，而安然无恙。
第五，铸造工艺最精美。大钟寺大钟采用的是我国三大传统铸造工艺(泥范法、铁范法、失蜡法)之一的地坑泥范法铸造的。其合金比率为铜80．54％、锡16．4％、铅1．12％，以及少量的锌、镁、铁等金属元素。经铸造专家鉴定，大钟寺的大钟含锡的比率曲线是铸钟的最佳比率曲线。大钟寺里大钟的“五最”足以显示了这个大钟的的确确是了不起的杰作。
钟由铸钟厂铸好后，先存干汉经厂，后移至万寿寺悬挂，清乾隆时又移到了觉生寺。 五塔寺(真觉寺) 这座寺庙位于海淀区白石桥东边的长河北岸。因为寺中主体建筑金刚宝座上有五座小塔，人们就俗称五塔寺。在我国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建造年代为同类最早。比北京碧云寺的塔早340年，比北京西黄寺的塔早370年。
在国内同类的10余座塔中，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塔样式最秀美，堪称明代建筑的代表。在宝座和五个小塔的四周及须弥座上，密布着精致的雕刻。如：佛像、五佛宝座、八宝、金刚杵、菩提树、法轮、花瓶，天王、罗汉、梵文、草等图案，大多属于佛教密宗题材。其中五方佛主造像就有1561尊。券门上雕刻有五方佛主坐骑图案：狮、象、孔雀、宝马、大鹏金翅鸟，神态生动，仿佛进入到美丽的神话世界。其雕刻手法流利圆润，在高浮雕上刻着纤细的线条，具有明代石雕的特点。在五塔的中央大塔正面须弥座上，雕有一双与成人脚掌一样的足迹在莲花之上。佛足是怎么形成的呢?传说佛祖圆寂之前，留足于摩揭陀国一块石头上。后人刻佛足以示敬仰，把这足迹看做是佛的象征。有“佛迹遍天下”之意。佛足在我国有10余处，北京地区仅此一处。
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塔是中外文化结合的典范。金刚宝座塔是以印度佛陀伽耶精舍为摹本，但结构上的重檐、斗拱、柱子、飞椽、挑檐、瓦陇都是传统的中国建筑结构形式。塔上还增加了中国建筑中的琉璃瓦罩亭。宝座的台子很高，也反映了我国古代高台建筑的传统特点。印度的那座佛陀伽耶精舍，在英国侵略印度时，不幸毁于战火，因为没有保存图纸．以致一时无法修复。英国驻华公使看到了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塔，于是就介绍一位印度工程师来华，绘图以归，按图复制于佛陀伽耶精舍，虽失其真相，但也是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这座塔是怎样建起来的呢?在明朝永乐初年，印度高僧班迪达来中国传教。他向皇帝朱棣奉献了五尊金佛和金刚宝座塔的建筑图样。朱棣非常高必，在武英殿接见他，封他为大国师，授给他金印，并在西直门外为他建筑了真觉寺。明成化九年(1473)，重修真觉寺，并建金刚宝座塔。人们可从宝座的拱门进去，登上44级旋梯，到达上面的平台。台面四周绕以石护栏，游人在这里可以极目远眺。“五塔森森立，秋原望不迷。”这里成了踏青郊游、登高望远的胜地。 南京报恩塔 大报恩寺原址曾是建于三国吴国孙权赤乌三年(240)的长干寺及阿育王塔，后代多有兴废。明初时遭火焚，寺塔化为灰烬。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元月，成祖朱棣为报母恩，耗费巨资．敕工部于原址重建寺庙及塔，“依大内图式，造九级五色琉璃塔，日第一塔，寺日大报恩寺”。宣宗宣德六年(1431)八月才竣工，历时19年，参加施工的军役匠夫达10万，这一浩大的工程由工部侍郎黄立恭和曾七下西洋的太监郑和等人负责督造。塔9层8面．高近100米，其外观全部用白瓷砖和五色琉璃瓦，每层塔的层面覆盖、栏杆和拱门，均用五色琉璃构件．其中黄绿相间的拱门上，有飞天、雷神、狮子、白象、花卉等图案，造型生动、色彩绚丽、制作精美。塔壁上的佛像系用lO余块瓷砖拼接而成。底层8面开4拱门，两侧门闻嵌白石刻成的四大天王像，拱门用五色琉璃构件拼接，上刻五色琉璃的各种佛像。塔顶有用2000两黄金制成的宝顶，下面有9级相轮，由9个铁圈组成，重达3600斤。相轮下为承盘，俗称“金球”，由上下两个半圆形的莲花纹铁盘组成，直径12尺，外镀黄金厚达1寸，重4500斤，塔顶下悬铁索8条，每层塔顶和飞檐下都垂悬金铃鸣铎，共152只。门侧、塔心置篝灯140盏，百名少年日夜值守．每天耗油32公斤，号称“长明灯”。此塔每一个部件都配有近百个备用品，埋于塔旁，如坏，可修补。1958年，这些部件被文物工作者找到。此塔的施工不用脚手架。而是堆土施工的，每修造一层，增加堆土一层，随修随堆，等工程完工之后，将土运除，露出塔身。我国佛教的各大宗派均在此设有讲堂。在塔建成后的400多年问，中外不少人士来此参观，这些人包括清康熙帝、乾隆帝及不少外国人，他们均感叹此塔建筑的豪华与精美。此塔是“南京之表征”，被欧洲人称为世界新七大奇观之一，是国外来华游客、商人、传教士向往的圣地。可惜此塔于清咸丰六年(1856)毁于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与北王韦昌辉之间的内讧，但其声名犹存。此塔即将用原有部件，按原样在原址重新修建，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座精美的宝塔又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谄曲贪暴，妄求天堂——明太监建庙
明代北京西山及城里有许多的寺庙均为太监所建，明代曾有诗云：“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间内臣作。”那么太监为什么要建那么多的寺庙呢?一方面，作为自己养老的地方；另一方面，在朝时，他们做了不少坏事，建庙供佛以赎罪。
法海寺及其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