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西邻横断山脉，是我国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交汇点，也是古代民族的迁徙走廊。不同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南来北往民族的迁徙流动，构成巴蜀历史的一大特色。“巴蜀地区地肥水美，出产丰盈，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既富饶又安全的地方。因而每每在中原动荡、天下饥馑、人口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或出于政府强制、引导，或出于民间自发，巴蜀又成为移民、流民避难、迁徙、开发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地区。这种情形从古以来，历代莫不如此。”［２６］从秦灭巴蜀至当代，在巴蜀历史上有七次大的移民历史。第一次为秦在统一巴蜀的过程中，迁“秦氏万家”入蜀；第二次为西晋末年开始的全国性北方人口南迁，邻近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自秦岭入巴蜀之地；第三次是往北宋末年的再次全国性的北民南迁，陕甘移民大量入川。这三次的移民都以北方移民为主，带来了中原相对先进的文化，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在第三次移民潮其间，因西晋末年巴蜀河谷平坝富地人口锐减，位于贵州、四川边境的僚人大量迁入，逐渐融合于汉民族及其他各民族中，这可以算是第四次移民。
在巴蜀移民历史上，影响、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第五次移民——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湖南、湖北移民为主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图３.１０）。这次移民对巴蜀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巴蜀元、明以来迁入的移民以湖广籍为主体，所以湖广文化在明清时期的巴蜀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种文化氛围还奠定了近现代巴蜀地区风俗氛围的基础。第六次移民则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抗战时期的避战内迁。据统计，抗战中四川先后接纳和安置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类机关约５７个，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约５０００人；迁川工矿企业约７００家，工人约１万多人；迁川高等学校４８所，师生约２万多人，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３４］。第七次移民则开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全球冷战时期，是我国为了抗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的军事威胁而主动进行的工业战略转移。从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８年长达１４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相继进入包括巴蜀在内的中西部地区，形成了建国后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历史上的多次移民，使巴蜀地区的传统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有了较大的共性而又富有特色。大量移民进入巴蜀地区，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也使得巴蜀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具有汇纳百川、综合百家的显着特点。
３）宗教文化
宗教作为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众多因素，涉及社会结构、价值观、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同时它也是文化最深层次的、最核心的内容［２９］。历史上的巴蜀是一个开放性和包容性很强的社会，巴蜀先民在建立和崇信本土宗教的同时，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也采取接受和欢迎的态度，海纳百川地包容各种不同的信仰文化。
在巴蜀所有的宗教之中，儒、佛、道、伊斯兰传入巴蜀时间较早，属于传统的宗教派别，具有最广泛的信众和影响力。儒教从汉武帝以来就一直被奉为中国的国教，它随着中原移民的迁入而浸染巴蜀，并逐渐取代原始宗教而成为巴蜀正教；佛教大约是在东晋时期进入巴蜀，并先后在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道教本身就发源于巴蜀地区，早在公元二世纪的东汉时期，张陵在大邑境内的鹤鸣山学道，用“黄老之学”创立五斗米道（天师道），以老子枟道德经枠为主要经典，从此创立道教，因此巴蜀民众受道教思想的长期浸润较中原地区更为深远；伊斯兰教则是在１０世纪初随军传入巴蜀的，并在明清时期逐步发展壮大并至兴盛。
除了这四大宗教外，巴蜀地区还有一些流行时间短暂，影响力仅限本地的宗教。如巫教，这是一种衍生于早期巴文化中的宗教，随着中原文化的侵入而在秦汉时期逐渐湮没。此外，与精神化的一般宗教不同，巴蜀地区还广泛地存在着多神并崇、历史人物神化的现象，对老百姓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在民间信仰中会被神化，并被修庙盖祠予以纪念。由于这些历史人物对巴蜀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们在巴蜀民众的心目中比神明更为真切可信，继而逐渐演变成为巴蜀人民所信奉的真神。
除了中国的本土宗教外，近代以来的西方宗教传播也不可忽视。鸦片战争后，大批传教士进入巴蜀腹地，利用手里攫取列的特权，采取各种手段扩张教会势力，在各地建立教堂，传播天主教和耶稣教。“到１８９２年，全川有天主教堂１６１座，布道室１２３９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１８９９年止，耶稣教在四川已建立２９个总堂，２５个分堂。”［３５］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巴蜀信众日多，西方宗教逐渐在巴蜀扎根，逐渐成为巴蜀宗教门类中一种重要的外来信仰。
４）少数民族文化巴蜀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居住面积达百分之二十以上，各少数民族具有颇富特征并且极有盛名的文化传统，是巴蜀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只有分布于四川南部和重庆东南部以及黔北一带的土家族和苗族具有一定的聚居规模，人口数量较多，也是最具有文化影响力的少数民族。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重庆东南的石柱、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县；苗族主要分布在川南的叙永、古蔺和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习俗与土家族较为接近。从聚居构成来看，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从聚居过程来看，这两个少数民族大约在元明时期开始实行土司制，建立寨子，形成自己族人的小社会，然后由各部族形成部落联盟，土司和族长起着举足轻重的首领作用。直至清代改土归流之后，社会文化观念才因制度的影响，逐渐向汉人靠拢，但许多自己聚居的传统依然沿袭。除了土家族和苗族外，巴蜀地区还有一些分布比较分散的少数民族，如回族、彝族，甚至还有满族和蒙古族。由于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程度较低，人口数量较少，因而对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程度较小。
５）近代西洋文化
近代西方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西方教会的文化侵略，其二是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
西方教会对巴蜀的文化侵略除了主要通过宗教途径外，还通过办学校、设医院、办报纸、开办印刷出版机构等途径来实现。巴蜀地区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的重要地区之一，这些学校尽管在客观上对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教会办学的真实目的却是要培养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人才；外国教会兴办的医院等“慈善”机构，亦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帝国主义以这些遍布于全川的医疗等机构为据点，大肆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活动和倾销西药；除此之外，外国教会还在四川创办印刷出版机构和报刊，进行文化输出。
维新思想的传播则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掀起的一场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以宋育仁为代表的巴蜀维新人士，通过创办报刊、建立学会、兴办学堂等方式，向巴蜀民众积极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广泛培养维新人才，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洋文化对巴蜀地区的渗透，尤其增强了西洋文化对巴蜀上层人士的影响。维新思想在四川的传播，使封闭沉闷的四川知识界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在揭露列强入侵、清廷腐败带来亡国灭种之祸的同时，也大量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展示了学习西方求强富国的维新之路。”
６）近现代革命文化
相对战乱纷繁的中原地区，地域封闭的巴蜀一直较为安定。近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巴蜀大地也经历了一系列革命事件的洗礼，因而深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影响，广阔的巴蜀大地上不时闪耀出革命文化的火花。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值得一提的是保路运动和红军长征。
保路运动是因英、美、德、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勾结清政府夺取已准归商办的粤汉、川汉两路路权而激发起来的。
其中以四川的运动最为壮阔，它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从历史意义来看，四川保路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革命文化的启蒙运动，是四川社会早期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产物。巴蜀地区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万里长征途径线路最长的地区。在长征期间，巴蜀各族人民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光参加红军的民众就达十几万人。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在巴蜀大地上播撒了革命的种子，宣传了革命思想，促进了广大巴蜀民众的意识觉醒，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巴蜀文化的全面进步。
从文化的构成来看，巴蜀地区是一个融合了多种文化因子的复合文化区域。这些文化因子先后在巴蜀地区生根发芽、相互融合，不断为地域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时代内容，铸就了具有丰富内涵与顽强生命力的巴蜀文化。从文化因子的相互关系来看，其主体性的巴蜀原生文化与后来的移民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近代西洋文化、近现代革命文化的共存共荣，体现出整个巴蜀地区社会的开放性与文化的包容性特征。
３.２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生成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3.2.1古镇生成发展的萌芽时期——先秦至唐宋时期
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巴蜀先民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早在石器时代，巴蜀地区已经产生了永久性定居和定居农业。至战国后期，巴蜀地区逐渐发展出巴和蜀两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即巴族所建的古巴国与蜀民所建的古蜀国。在这一时期，伴随着阶级的产生，早期城市也开始出现。根据考古研究，殷商时代的蜀王国已经建立了以成都和广汉三星堆为中心的两座早期城市，并以二者为核心形成了早期的城市体系。“城市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区域的核心，并与邻近的一系列大小聚落形成网络”，意味着这一时期的城市周边已广泛地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小聚落；而在同时期的巴王国，伴随着巴族的一路西迁，大大小小的城镇也随之出现。“在整个四川盆地的东部、南部及西部，以水路为主轴的人口聚落框架实质上已经构成，随之而起的居住形态亦定然遍布这些地区这种人口聚落的空间理应是后来集市、市街、场镇直至城市形成的基础。因为在聚落内部必然组织生产，相互交往，以至聚落之间的运输、物品交换等。”
秦入巴蜀后迄蜀汉时期，外来统治者和移民等带来的北方城邑建筑思想和技术，以及铁工具、砖瓦技术以及其他一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巴蜀城镇建设面貌［３１］。秦灭巴蜀后，为了将巴蜀经营为秦国征服六国的战略大后方，秦国在该地区设置了巴郡、蜀郡和汉中郡等三个郡县，并有计划地向该地区大量移民，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城镇，如“郫城、临邛城、重庆、涪陵、合川、阆中等，多达１９～４１个之多。”［３７］随着城镇的建立，其周边的小型聚落也相应的增加起来。在成都平原地区，由于李冰水患治理的成功，以及铁农具和耕牛的大量使用，土地开垦逐渐向城市远郊拓展，耕地数量增加，农村聚落逐渐延伸到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上来；而在川东地区，城镇聚落主要分布在沿江地区，内陆的小城镇“虽处支流上，但主要是为了开发当时的盐资源而设立。”［３８］在经历两晋与南北朝的战乱之后，巴蜀社会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商业的迅速繁荣，内外贸易需求的扩大以及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区内大小城镇迅速崛起。不仅成都、重庆等大城市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且遍布乡村的各种商业市镇也迅速发展起来。中唐以后由于集市贸易的发展，广大的农村开始大规模地出现一种叫做“草市”的交易市场，它主要为农村贸易服务。唐末，由草市发展而来的镇市逐渐成为封建王朝正式确认的州市、县市以外的市场建置。“草市”的兴起是商品性农业不断发展和农业内部分工不断扩大的结果，反过来又促成了农村城镇的形成发展。
宋代以后，由于山地垦殖技术的发展，巴蜀地区的土地开发进一步由长江沿线向丘陵地区和山区腹地发展。这种开发态势“带来了居民点的分布由沿江向内地丘陵山区的迅速发展，聚落数量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同时，宋代巴蜀地区纺织、井盐、瓷器、冶金等手工业和商业已相当繁荣，在全国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促进了城镇的兴起，在水陆交通要冲和农业较发达的地区，许多农村居民点逐步发展为城镇，成为地区经济中心。”［１７］至宋元丰初年，“川峡四路共有６８８个镇”［３９］，此时的集镇已具备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多项产业功能，集镇之间开始有了简单的职能分工，巴蜀近代城镇体系的轮廓就此形成，后来明清的城镇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
3.2.2古镇生成发展的成熟时期——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尤其清代是整个巴蜀小城镇发展的顶峰。明末清初之际，经历了长达六十年的战乱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后，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蜀省有可耕之地，无耕田之民”，到处都是一派田园荒芜、野无人烟的凄凉景象。清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三藩平定之后，清政府从两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迁移农民入川垦殖。经过长达近百年的辛勤开拓，巴蜀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自乾隆后，随着农业的恢复、人口的激长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巴蜀各州、县兴起了一大批场镇，今天保留下来的巴蜀古镇绝大部分是这个时期生成发展起来的。
巴蜀小城镇数量在清代剧增，其恢复和发展可以分三个时期，即：康、雍恢复时期、乾隆高潮时期和嘉、道稳定时期。据四川１２０个州、县场镇统计，康熙朝四川仅有７０个，雍正朝增加了６４个，康、雍两朝合计也不过１３４个。从场镇数量看，当时四川经济正处于恢复发展阶段，还谈不上很繁荣。乾隆时期，四川场模数量大量增加，达到了１３１９个，为康熙朝的１８.８倍，雍正朝的２０.６倍。嘉庆朝又增加１０１４个，道光朝增加８８１个。经过乾隆时期场镇的大发展，到了道光朝增加放缓，开始冷却调整逐渐走向稳定。
明清时期是巴蜀古镇生成发展的高峰时期，绝大多数古镇就是在这一时期里发展成形的。根据场镇的平面布局及建筑年代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城镇一般的演进过程。它们通常沿路滨水选址而建，并随着人口增加而沿着主要交通线向外扩张；在向外生长的同时，场镇内部空间逐渐为新建房屋所填充，并形成场镇巷道，场镇开始丰满起来。从场镇空间功能来看，居住、商业、宗教各踞其位，表明巴蜀场镇空间布局在这个时期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