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启是外商乐于打交道的中国商人。在外商眼里，他熟悉他们的交易规则，难以对付但十分守信，言行谨慎但乐于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做生意时双方总归有些冲突，可是整个过程大家又是亲密朋友。作为心态开放而有远见的商人，他第一个使用汇票与英国人进行贸易结账，在1772年的一次交易中，他接受了一张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董事部的汇票。而在中国，传统的海外贸易只以白银结算。当输出商品数量增大、外商白银紧缺的时候，这种金融手段可以提高贸易效率，加快资金流转，为大额贸易活动提供巨大的便利，此后，中国商人们开始认识并接受这种支付方式。
潘氐家族是十三行中唯一传承百年的商业巨族，在畸形的贸易制度的挤压下，广州富商的传奇往往具花一现，而潘家却能周旋于官府和外商之间，独领风骚屹立不倒，在全球化贸易中成为诚信典范。
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退回1781年运去英国的据称质量存在问题的1402箱价值超过1万银元的武夷茶叶时，潘启如数赔偿，当年，在广州贸易中，这是先例。正因为如此，外国商人们交给同文行的定金，往往一次就是10万两白银，最多一次高达60.18万两，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在与十三行有生意往来的英国人眼里，他是行商中最有信用的人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与潘启交往台终心怀敬意，甚至声称潘启曾为他们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不愿使他不快。
不过，这种颇为令人称道的友善关系，很快将因为国与国之间实力对比的不均衡而成为一种奢侈。
十三行的崛起迅速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潘启是一个视线开阔的人，几次远航使他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他总以儒商形象出现，而他喜欢在豪华的西式大厅宴请中外宾客。当客人们陶醉在精美的玻璃器皿、银器、洋酒以及一些西洋玩意儿交织的氛围，潘启便一幅一幅地翻开地图，温文尔雅地用英语向外国朋友询问国外的风土人情。潘启讲的那种“广东英语”如同后来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因为融会了粤语、葡萄牙语而成为广州流行的外贸语言，被一直使用到20世纪70年。
一些油画家似乎是洋商家庭的常客，当他们用西方的绘画技巧和材料细心描绘潘启和他的家眷的生活时，我们不仅领略到了！00年前西风东渐时中国世俗社会生活，我们也嗅到了那个时代中国绘画艺术上的超前意识。那些洛可可风格与中国工笔画韵相融合的绘画作品，以及别有韵味的瓷器、茶叶、丝绸，成了那个时代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最直观的认识，并影响了上流社会的。
一些、的西，大的廷，他们的出现，让古老的帝国睁开一只看世界的眼。
1765年，潘启带领全体行商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一份刊刻铜版大型组画《平定西域战图》的合同，画作由在宫廷供职的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马致诚完成，法国巴黎皇家艺术学院挑选名家柯兴、勒巴弟参加雕版，画作主角是乾隆皇帝，整项工程历时11年，耗资20万镑，今天，这组画被视为二百多年前东西方艺术合作的经典巨作。
中西方文化交流，在船来船往中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
潘启的年代，正处于“康乾盛世”巅峰阶段。国力强盛，四方来仪，铺展在大清皇帝脚下的是一片锦绣乾坤。但是，同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相比而言，这个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盛世，已经潜伏着一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当帝国垄断商人潘启在阅尽天下财富的时候，已经无可逆转地将面对着衰落的结局，无论是整个帝国，还是潘氐家族。
潘启之后，他的儿子潘有度、孙子潘正炜继续执掌家族事业，被外国人称作潘启官二世、潘启官三世。漳州商人潘启和他创立的商业兴旺百年，贯穿十三行整个历史，而十三行的历史又与清王朝那段历史紧密相关。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历史宣告终结。
经营外贸长达一个世纪的龙溪潘氐从此淡出商界，成为广东着名的书香族。
时，帝国正关后的。
他拥有士大夫的许多脾性，吟诗着作，忘情于字画文物，书法有苏轼、米芾风骨。那些建在珠江边的园林胜景，则代表他的情趣，那里汇集着嘉庆、道光年间的广东知识精英，包括科举士子、卸任官员、学者。但是多变的时局，正在逼近这种令人羡慕的优雅生活。
他本来可以跻身士大夫行列，在优渥的生活中安时，他商他在世的上，他的贸易伙伴。潘正炜——潘启官三世，19世纪20~40年代举足轻重的洋商、一个重重挤压下的杰出商界领袖、混乱年代的超级富豪，从他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成为中国茶叶的支配性出口者，中国茶叶的终端市场在英国，原本在中国贸易中占相当份额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受法国大革命波及，几乎无法派船前往广州，最终于1794年解散。其他欧洲大陆的公司，比如瑞典、丹麦、法国相继成明日黄花，形成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与中国贸易的局面。
大约在1757年的时候，发生在印度的普列西之役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拥有领地，随之而来的巨额税收，使公司有能力支付在中国采购商品之所需，由此他们同中国、欧洲的国际贸易也相当活跃。
潘正炜充任行商时，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们大部分集中在茶叶贸易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最大的购买商，孟加拉的棉花是主要进口商品，白银依然是主要支付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鸦片贸易成为东印度公司首要利益之所在，尽管这种威胁帝国安宁的贸易在中国被视为违法。此外，东印度公司还能够从印度生产鸦片及输往海外，另外增加税。
这种严重危害中国利益的贸易为这个国家与中国的冲突埋下伏笔。
潘正炜在1822年继承父业经营洋行，此前他的父亲潘启官二世——潘度度中同，他时同为同别。外商沿用对其袓先的称呼，称其为潘启官三世。19世纪的20·40年代，是他的华美的时光，据说他的资产最高时达一万万元，这一点使他不逊色于欧洲国王。
出任洋商并成为首领并不是潘正炜的初意，事实上，在潘正炜的父亲、行商首领潘有度在世时，这个世界级的富商家族已经充满书香。潘有度能诗能文，据说在歇业期间一度有北上京城的念头，但不知何故没有成行他的二伯潘有为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进士，钦点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衔，正在京城校四库全书他的长兄潘正亨考取贡生，做过知府，在广东学界有盛名；三兄潘正常是1809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而潘正炜30岁出任洋商前，也已考取副贡生，此前，他从未染指洋行生意，仕途对他并不是遥远的梦。
他拥有士大夫的许多脾性，吟诗着作，忘情于字画文物，书法有苏轼、米芾风骨。那些建在珠江边的园林胜景，则代表他的情趣，那里汇集着嘉庆、道光年间的广东知识精英，包括科举士子、卸任官员、学者。
但是多变的时局，正在逼近这种令人羡慕的优雅生活。
19世纪上半叶，中国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强有力的冲击。古老的广州贸易体系所承受的负载越来越重，开始面临全面的崩溃。一方面，由于鸦片非法流入与日倶增，开始造成白银大量外流，从1800~1840年，估计有3~4亿元白银流入英国，充实英国商人钱袋和女王政府的国库。与此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因为禁止白银输入中国，结果引起中国银价上涨，随之而来的一场货币危机，冲击广州金融体制。另一方面，1825年英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内困境需要转化为对外征服，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便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一剂良药。英国政府随之改变对中国的外交、外贸政策，开始接手在华商务。19世纪30年代，伦敦派遣来华的已经是相当于公使衔的商务监督。英国对华政策和管理机构的改变，导致中英交涉成了政府之间的事情，中英·中突的危险随之加大。
尽管世界通商已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帝国对外界的变化缺乏了解的兴趣，皇帝并不见得对外夷心存恶感，但是几千年来蔑视这些人已经成为习惯。中国人对英国人派驻代表律劳卑的恃强跋扈感到郁闷，英国人对中国拒绝承认其外交平等f卩商业机会的要求感到愤怒。
英国人太愤怒了，以至必须有让自己平息愤怒的办法，这就是战争，如果一次战争不够，可以再来一次。
道光十九年（1839)，迫于鸦片贸易局势，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同时积极备战。洋商们或许有许多惶惑，但是显然知道，应该和谁站得更紧道光二十年(1840)，潘正炜和洋商共同呈请认缴三年茶叶行用作为防务经费。
虎门炮台因为镇珠江咽喉，受到林则徐的关注，提督关天培继续加强它的防卫能力。一批新式铁炮通过秘密渠道从澳门和新加坡运抵广州，在鸦片战争中，虎门炮台先后配备火炮100座，大者9000斤，可作远程发射，购置资金多来自洋商，其中，1841年在珠江口沙角战斗中发挥作用的西洋铁炮，由英国利物浦工厂生产，资金由潘正炜支付。
1839·1840年两年间，林则徐又下令购买一批外国船舶和仿造西方夹板船充实海军。当英国兵舰在珠江口耀武扬威的时候，帝国那支破烂不堪的海军，配备着郑成功时代的铜炮和藤牌，出击时鼓噪呐喊，难以名状。依靠这支表里糟糕的队伍，拘捕盗贼或可，挑战蒸汽战船，无疑是堂·吉诃德式的梦想。
在国家需要洋商们出力的时候，潘正炜自己又购买了一艘吕宋夹板战船交给珠江守军，另一些洋商也这么做了。
如果说，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官府曾经一次次向行商们索取，皇帝的贡品、督抚的珍玩、衙吏的私藏，以国家的名义。
那么唯有这一次，他们的索取与洋商们的奉献终于有了充满正义的理由。那些由潘正炜和洋商们倾力拼凑起来的、最终又将毁于战火的那些西式战船，大约给残破的帝国海军带来瞬间的晕眩，就像5卩些老迈的将领戴上象征荣耀的花翎，不过这些尝试性的动作多少拉近了与对手间的差距。
这场战争是西方工业世纪新军事技术与老式的中国装备之间的较量，结果不言而喻，几千英军士兵和两艘战舰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
当蒸汽驱动的铁质战船“复仇女神号”轻松地躲过岸炮的轰击沿河北上，帝国大门轰然洞开。海洋不再是中国的天然屏障，夷船在中国领海内如入无人之境，凄凉的海港预示着日后不祥的前景。
鸦片战争使英国人获得1200万两白银的战争赔偿、5个港口城市自由贸易权和香港岛管辖权，洋商失去了一个世纪的贸易垄断，中国失去的是一个天朝大国的尊严，这是中国三千年来最大的变故，从此中国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神州，千年文明命悬一线。
1841年6月27日，广州将军奕山和英国人义律签订停战协议，广州被迫在一周内交出600万银元，其中，当局缴付400万，洋商摊派200万，潘正炜支付了26万。让中国人的自尊心大打折扣的“赎城费”风波曾在日后屡受诟病，但是，广州侥幸避开了战火，在经历战败的耻辱后，广州当时在世界城市中。
如果时间推前50年，英国人对这样的结果一定高兴得发疯，但是现在他得不。
所以有了1847年的广州人民的反租地和反入城的斗争，潘正炜的一生因为这个事件而可圈可点。
1843年，英国人通过《虎门条约》攫取租地特权，开始在中国建立“租界”。1847年4月3日英国公使德庇时带领九百多英军士兵分乘三艘武装汽船和一艘方帆双桅船攻陷虎门要塞，突入珠江内河，在十三行附近珠江湾停泊，登陆占领安澜桥一带，同时，德庇时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要求，租借广州河南洲头嘴建货仓，建立租界。4日，兵临城下，耆英同意英国人两年后入城和租河南地的要求。5月15日~17日，一连三天，英国人自行派出测量队在广州河南北起漱珠桥、西起洲头嘴，东至沙地一带丈量。
洲头嘴与北岸十三行商馆区隔江相望，扼锁从西南进出广的咽喉，而洲头嘴至漱珠桥、环珠桥一带，是潘氐家祠和族田所在。河南，收藏着潘正物质与精神的全部想象。听帆楼，那是他贮藏书画和论着文章的地方。楼下藕塘花架月榭风廊曲折重叠。登高望远，珠江白鹅潭往来帆影星星点点。在这里读画摹帖，乃人生一大乐事。建于1832年的清华池馆，台临江流，老树环合，潮来喜闻桨声，雨过可看耕田，那地方属于诗、属于酒、属于浸润了几百年韵味的古印和字画、属于古风今雨不尽高谈的美好辰光，现在，一切。
于是，他需要抗争，不仅因为他的家，他的嗜好，还有他作为一个文人所应的。
和他一起抗争的是河南48乡的数万人家。
1847年5月20日，潘正炜等几十个绅耆带领河南48乡3000人渡江群人。
这一天，潘正炜向英国领事——据说已经躲了起来——递交了一份措辞委婉的请愿书，以家族的名义，与之刚柔相济的是一封抗议书——《河南绅耆致英国领事馆信稿》却无异于一道宣言，人们宣称：“今河南四十八乡，烟户不下数万家，其间贤愚不齐，强弱不一。心既不甘于弃地，志即可激成城。”
这两封书信，或者说跟着请愿书而来的十万民众发挥了作用，21日请愿书即交到广州领事马额峨手里，23日马额峨复函潘正炜，24日，在香港的英国公使德庇时收到书信，25日德庇时函复潘正炜。
奇迹发生在广州官员集体失语的时候，鉴于民众的气势，英国人不得不重新评估租地和进城权的实际价值，并最终让这个计划至少推迟了十年。
这是强权之下广州人民集体抗争的一次胜利。
这时候，林则徐已远在云南，透过纷舌的时局，关注那一块让他名垂青史的土地，珠江边上那沸沸扬扬的声音，或许让他又一次看到虎门销烟时那一片激荡的民心。
当与家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贸易并由此带来巨大财富的贸易伙伴最终成为国家的敌人，曾经的迷惘、困惑、踯躅，在经历了国家战败的耻辱和毁家纾难的努力后，开始展露出难能可贵的尊严。
经历外贸长达一个世纪的潘启官家族，从此退出外贸行业，或许，这是潘正炜为家族做的最毅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