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的战略意图是，占据澳门，或是在另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比如广州，或者漳州，在那里建立一个据点，以便在中国沿海为它的舰队提供后勤补给。不过，澎湖岛也是一个绝好的战略观察点。作为基地，它们可以吸引中国人从月港出发去同他们贸易，或者攻击过路的商船，封锁海外贸易重镇月港。
在这片水域，荷兰人发动了一连串攻击行动，抢夺了六百多条中国船，他们掠走商品，把船员当成修建城堡的奴隶，大约有一千三百多人被奴役致死。活下来的人，在城堡完工之后，也被当成商品卖到巴达维亚，继续他们的奴隶。
他们的行为建立在一种看起来很奇怪的逻辑，攻击中国，让中国政府屈服并准许同他们贸易。这种风格，完全与维京海盗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1622年10月，5艘从澎湖出发的舰船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六鳌。那座到现在还保存得相当不错的军事要塞——六鳌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那儿，巡海道程再伊顽强抵抗，荷兰人因此损失了一条船和十几个士兵。然后，他们抛泊于浯屿，沿漳州河道一路骚扰，结果，又遇到福建总兵徐一鸣的堵截，只好撤离。
1623年秋天，荷兰舰队又一次攻击厦门，结果又损失了3艘战舰。其余船只在漳州沿海一带游弋，又被烧掉十余艘甲板船。到10月24日，荷兰舰队回到浯屿，已经有些灰心丧气。这天夜里，福建总兵谢隆仪摸黑组织了一次近乎完美的突袭，一把火烧掉了荷兰人的船只，这一次，他们的损失更大些，大约六十几个人做了中国的俘虏。
最终，中国军队和荷兰人在台湾海峡爆发了一场战争。巴达维亚方面出动了5艘战舰前来增援。而福建方面，巡抚南居益组织5000多名精锐士兵列舰海，漳州的，船队攻湖岛镇海港，荷兰人竖起白旗求和，然后撤出澎湖。他们中的某个人或许有过什么浪漫的念头，不过，他们从此失去了做中国女婿的机会。
没有把荷兰人彻底清除干净，不是中国人犯的一个错误。荷兰人的战舰长达三十余丈，五桅，三层，四周安置的铜铳，大约长达两丈，一发炮丸足以击穿城石，强大的火力完全可以和拥有数量优势的福建水师抗衡。
福建方面好像和荷兰人有了默契。
荷兰人撤出澎湖，他们的下一个据点是台湾南部。在一片沙洲上，他们建起一个城堡，取名“奥兰治”。
一些年后，这个地方成了漳州移民的聚居区。
1627年，当荷兰战舰“热兰遮”号把首任总督松克送到这个风景迷人的岛屿时，它成了“热兰遮”城。
需要顺带提一下的是松克，在继雷耶佐恩出任澎湖司令后，这个人目睹了荷兰人撤离的整个过程。或许，在那些被欲望烧红双眼的荷兰人中，这人还算拥有能够冷静思考的大脑。他在一份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提到：“我们在中国沿海使用的手段，使所有中国人都反对我们，把我们看成杀人犯、侵略者和海盗。我们用来对付中国人的办法的确野蛮残忍，依我看法，这样做永远也无法与中国建立贸易……我们现在必须改正这些错误做法，并赎还一切罪恶，使他们把这些忘掉，公司才有可能获得渴望已久的高贵的中国贸易。”
过了差不多300年，变得平和的荷兰人，让人们把国际法庭建在他们的首都海牙。他们把漂亮的“和平宫”捐给了这个法庭，以让法官们有一个庄严的空间来审判那些犯有战争罪行的人。法庭里曾经陈列着中国人送来的景泰蓝大壶和日本人的勒丝画，淡淡的日光照着这座宫殿，让人们心中充满对和平的。
荷兰人还是找到了他们十分渴望的立足点，他们因此有更多机会和中国人建立贸易关系，也可以十分有效地干扰他们的劲敌依靠月港商人赚足的人。
现在，马尼拉当局不无恐惧地意识到，除非他们也去占领台湾，否则将无法挽救他们失去的地位。
所以，在荷兰人占领台湾的第二年，西班牙占领了鸡笼和淡水，不过，过了16年，他们得到的还是被荷兰人夺走。
台湾岛，从现在的情形看，就像一艘泊在太平洋中的航母，向西只要一昼夜，乘帆船可以到达中国，向南到菲律宾，向北到日本。因为它如此恰到好处地处在这些国际贸易的主航线上，荷兰人控制这个岛屿，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的噩梦也就到来了。
只要有机会，荷兰人将袭击所有驶往马尼拉的商船，以此切断漳州河与马尼拉的贸易。
漳州河口一带港口和村落，也成了他们攻击的目标。
没有护航的中国商船，开始显露出极其脆弱的一面。有时候，两艘荷兰战舰就可以对在航线上行驶的十几条中国商船展开攻击。住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开始陷入绝望，他们惊恐地意识到：“中国人因为受到荷兰人的抢劫，不敢驾船到马尼拉，这里的商业将停止，每一件东西都将失去，因为这些岛上的繁荣唯一的依靠是同中国的贸易。”
看来，荷兰人的战略意图部分地实现了。
漳泉商船开始调转船头到台湾与荷兰人贸易，荷兰通过台湾与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1626年，运到马尼拉的生丝，仅仅40担，而运抵台湾的是900担。
1627年，荷兰人从台湾运至巴达维亚的和荷兰本土的中国丝织品，56万荷盾。而从台湾运到日本的则达62万荷盾，因为台湾，荷兰人几乎控制了中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最初的30年升值4.5倍，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最终使荷兰人开始以冷静的态度对待中国的贸易关糸。
这一年的六月初七，荷兰舰队又一次袭击漳州河口的厦门港，已经投诚做了大明水师游击的老牌海盗商人郑芝龙的舰队被烧毁船只十几艘，而梧桐游击张永户的舰队被毁5艘。荷兰人心满意足地记录了这一天的海战，大约有25·30艘的中国战舰被击毁，这些舰船装备有16·30门的大炮，有些据称来自英国，另有二十几艘小型战舰被毁坏。
福建水师的整训规模从未如此强大，但是这次战败，精华损失殆尽。
不过，福建方面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恢复元气。这一年9月，郑芝龙的舰队在金门岛的料罗湾包围了荷兰和海盗刘香的联合舰队。荷兰方面投入9艘甲板大船，刘香也派五十多艘战舰配合作战，福建水师奇迹般地投入150艘战舰。其中，有50艘是火力强大的大船。中国舰队表现出的拼死一搏的勇气彻底击垮了荷兰人的信心。当战舰逼近时，士兵们用铁钩钩住敌船，然后越过船舷与敌人肉搏。作战不利，便放火自焚，让火势蔓延敌船。
结果，体形庞大的荷兰战舰，像一群被惊散的鸟，在大火中乱了作战队形。这一战，荷兰舰队一艘被焚，一艘被俘，其余的被大风吹散。
月港海商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他们的商船被改装成战舰后投入战斗，由此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这场由海商作后盾的着名的料罗湾海战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海战，中国人从此有了在海上大败西方海军的记录。荷兰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人在物质和人员上的潜力，使他们试图凭借武力获取与中国自由无限制的贸易是不可的。
战斗的结果使双方又一次回到谈判桌旁。为了达成这次协议，荷兰方面派出一个口HHambuan的人护送21个被释放的中国囚犯到达福建。无疑，他的此行受到重视。据说，某位福建的高官接待了他，荷兰人非常明智地为他们的作出不海，商人湾。
后，湾海的力，的关一的时。
贸易的背后，牵动的是国家的利益，所以人们都喜欢用战争来解决贸易争端，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在人们还没有认真地考虑建立一种合理的贸易规则之前。
但是，战争解决不了贸易问题，人们最终还是需要坐下来谈判。
这一点，是喜欢掠夺的荷兰人最终要认真面对的。
最终，荷兰人没有取得他们所渴望的对中国的直接贸易权利，但是，两边迅速增长的贸易(使潭州河、台湾和何兰近代历史融合在一1636年11月至次年12月，大陆赴台船只914艘，台湾来大陆船只672艘，明末清初，经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出的中国瓷器达1600万件以上。
至少从规模看来，这个时候，以台湾为中转站的中国和荷兰的贸易，还是一件十分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台湾因此成为荷兰在亚洲最有前途的贸易基地。
1643年4月25日的一份台湾备忘录详细记录了漳泉海商朱西特、戴克林与荷兰的台湾总督签订的瓷器供应合同，数量巨大，一次要求供应355800件。
这是一笔看起来可以令双方满意的交易。荷兰人认为，瓷器的色彩优雅，从已经交货的部分商品看，质量比样品还好；而戴克林和朱西特除了获得1600里亚尔的货款，另外又拿到925里亚尔订金。到1645年1月，也就是这批货交货时间，“黑伦”号和“斯韦恩”号把它们顺利装上船，离开台湾，这笔持近年的易。
现在，冷静下来的荷兰人终于有心情去品味和中国海商和平贸易的妙处了，色彩优雅的漳州外销瓷除了让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或者巴达维亚赢得梦寐以求的财富外，或许还有茶香四逸时的瞬间平和吧。
过了几个世纪，人们再也不会把这个郁金香的国度和海盗劫掠联系在一起。
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保留了它黄金时代的样子，稠密的水道把17世纪的街区一块一块分割开来，如缎的运河上的水波映着明媚的日光，成群的海鸥在水道和楼宇间飞翔，古老的皇宫、平和的市民、悠闲的脚踏车、古典音乐、夹岸的绿荫、城郊花市，使它成为古典浪漫的水城。
来自漳州深山老林的那些瓷器收藏在他们的博物馆里，而那些博物馆，也保存了荷兰历史上最有名的画家一伦勃朗、哈尔斯、弗美尔的作品。
历史文献里的隐人
17世纪初，活跃在东亚东南亚贸易圈的中国商人的主要人物！仍然是漳州河口地区的漳州、厦门和同安的商人！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者英国人东来后！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和这些人搭上线，用自己的贸易网络和他们对接，进行他们所渴望的东方贸易。
在中国人和荷兰人谈谈打打的时候，有一群身份隐秘的商人穿梭在心怀戒备的双方之间，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引导着那个地方的局势。
我们认为他们身份隐秘，仅仅是因为在那些陈旧的荷兰人的贸易记录里，那些看起来十分古怪的荷兰文姓名音译，使我们常常难以联想到熟知的一些有名的商人身上。于是，“Empau”、“Wansaw”、“Jancon”、‘‘Cipsuan”、“Whouw”、“Janglaw”、“GouwTsai”，带着谜一样的名字，或谜一样的过去，那些最早和荷兰人打交道的中国人开始从被遗忘的岁月里，成群结队地出现在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的天幕下面。在炮声、厮杀声和哗啦哗啦的银元声里，我们无法看清那些被历史抽象化的面目，甚至无从知晓这些人的来龙去脉，单靠那些薄如纸片的身世传说、零零散散的活动记录，我们依然可以读出的是他们的心在那些纷乱的年代所鼓胀的激情。
解读这些名字背后的隐喻，有时就像解读生命的密码一样繁复。比如，我们也许永远弄不清楚1604年引导着韦麻郎的舰队到达影湖的4个汉人一1个艄公、1个书记和2个商人的真实身份。不过，一个在大泥活动的叫“Em-pau”的汉商，引起我们的关注。在与荷兰人签订了一份报酬合约后，“Empau”也加入到他们中间，并在明荷通商史上有名的“沈有容谕退红毛番”事件中发挥作用。
在后来的一些考证里，“Empau”被认为是海澄商人李锦，一个替荷兰的Zeeland远洋贸易公司工作的职员。大约在1600年的时候，这人前往荷兰的Zeeland州的Middelburg，在那里，他接洗礼，成了一名新教徒。很可能，他是亚洲的第一个新教徒。
今天，从全球化视角，这个被官府认为是奸商的漳州人，或者不过是心怀善意和初来乍到的荷兰人进行贸易的福建商人，和一些年前与初来乍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贸易的那些海商一样。
在中国的记录里，李锦在当年的十月末扬帆出海。因为与番人贸易，他同另外两个漳州人——潘秀和郭震被官府论罪处死。不过大约因为熟知荷兰人的%他到%后前荷兰人。
理成章地不再回国受审，仍旧在大泥做了他的国际贸易。
在1612年的时候，李锦举家迁往摩鹿加群岛的安汶，在那个风光秀美的地方过了两年看起来比较舒心的日子后去世，留下一个美丽的寡妇和一个儿子。他的基督徒寡妇，我们不知道她是哪个国家的人，不久再嫁新郎是英国东印度万丹商馆的职员Jackson，结果引发了荷、英公司一场小小的纠纷，因为李锦死时，留下了。笔大约超过6000里亚尔的遗产。在当时，这是。笔巨大的财富。
这是一个17世纪的跨国商人在死后因为一场跨国婚姻留下的一个小小的跨国纠纷。
当这些拥有国际化身份的商人活跃在早期的外交舞台的时候，大明帝国正在衰落，用不了多久，就要被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游牧民族占为领地。但是，东南海滨，中国人还有底气和荷兰人叫板，大明的海军还有能力在大洋上劈波斩浪，中国的商人还没有完全沦为“没有帝国的商人”。
荷兰人在中国求市遭到中国拒绝后，在他们撤离之际，又和一个叫“Wansaw”的中国人有过谈判，双方议定，日后由中国商人运货到大泥与荷人。
这人是否代表福建方面不得而知。但是谈判的结果和中国政府坚持的意见是一致的。
20年后，当荷兰人再次到达澎湖时，这个‘‘Wansaw”又一次扮演了重要。
这些商在不外。在发的他们或许是中国向欧洲人派出的最早的密使。因为与中国官员、荷兰人的私人关系，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他们作为大家都算认可的人，在双方利益和意志中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准确地将一方的意图隐秘地传递给另外一方，在不留下任何历史话柄的情况下，达成某些协议，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最终减轻或推迟战争与杀戮带来的伤害。他们的个人行为间接影响了历史。
许多年前，当沈有容谕退红毛番作为经典案例被载入史册，充满大国尊严的声音的背面留下一个有趣的悬念，或许，那些被历史的书写者所忽略不计的数个月时间，隐藏了海商密使们神秘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