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十大”筹备期间，美国联络处就为报道这次大会做了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并对会议的筹备情况和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了评估。布鲁斯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美国联络处在报道中共“十大”这个难以把握的事件上制订出一个合理的劳力分配计划，将现场报道观察结果、氛围和北京对于事件的评论，并且从在这里看到的角度对这个有意义的事件从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概要的评论。对于中共“十大”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明确，联络处在报告中认为国内事情是根本的原因。如对于林彪和陈伯达如何进行最后的政治处理，谁将进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如何处理教育改革、经济的优先发展、科技资助、贸易、下乡青年、文化和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并且领导人中的“极左”派别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稳健派”的较量还在继续，需要作出一定的妥协。对于大会可能出现的后果，联络处认为，大会对陈伯达和林彪事件做出一个正式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今紧密合作的领导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新的党章也需要产生，将林彪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这一条删除，我们怀疑有人有这样的勇气让自己被提名为第二号人物。新的党章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文件，而不像宣传显示的从“九大”的文件中产生出来。仍然会有狂热的赞颂，但是声调将会减弱。通过引用劳动者联盟来强调工人在政治实体中的重要性，作为党的成员的重要性可能会被强调。重新组织起来的青年和妇女组织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在评论中国同外国的关系方面，苏联将被挑出来作为主要的敌人，美国将会受到一些批评，这反映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进。宣传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并用和广大的敌人的关系更有灵活性这一点来证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敌人的立场将会得到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将会全面上演，但是在他们将怎样达到这一点上并没有固定的路线。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产生一个新的领导团体，一些有争议的高层领导得到批准复出，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官员的数量，对他们来说可以代表上层的权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地位在新的中央委员会有所下降。一个新的显要的人物，像上海的王洪文可能会得到认可。
一九七四年三月，根据美国联络处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政局变化及其对美中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华国锋这位默默无闻的人物成为中国的常务副总理，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复出后一直受到“激进派”的抨击，北京目前发生的政治冲突造成的后果仍然难以确定，毛泽东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角色是模棱两可的，近几年来他对各个“激进派”领导人表示冷淡，他不会公开支持对邓小平的攻击。但是当他不能在政治局取得充分的支持时，他就可能撤回对邓小平的支持。他们分析认为，毛泽东已经开始支持华国锋，毛的身体状况正在不断削弱着他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活力，他在未来一至两年内将可能去世，这无疑会使目前中国领导层的不稳定状态趋于复杂化。但是北京的政治波动还没有严重影响到其对外政策，尽管中国高层的政治冲突显然对外交政策的执行有着某种影响。中国仍然保持着对苏联的高度敌视，而决定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毛泽东对国内仍然强调中国对上海公报的承诺，并试图向美国发出信号，即希望华盛顿奉行一种强烈的反苏外交政策。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一九七六年是多事之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辞世，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美国联络处及时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一九七六年二月，美国联络处向国内报告，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二月七日晚些时候对路透社证实，政治局成员、副总理、公安部长华国锋已经被任命为中国代总理。联络处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消息，“因为大多数观察家猜测副总理邓小平应该接替周恩来担任总理职务。周在过去的三年里很明显地培养邓接管总理职务。邓没有被任命为总理的事实说明，如果不是永远的失去，至少也是一个挫折，中央委员会内部在周恩来的继任者问题上很可能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对这两点我们知道的太少，还不能肯定地估计邓的失败表现出来的政治含义。但是北京的一些观察家已经把这件事与近来《人民日报》文章明显尖刻的语调联系起来，这表明北京的政治风向可能已经向左转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北京以及全国人民自发举行各种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受到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百般阻挠和压制，因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三月下旬，南京最早爆发了声讨“四人帮”的抗议活动，随即波及中国许多城市。在清明节前后，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的活动。联络处作为第一见证人，四月五日致电国内，描述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的示威活动：“今天，四月五日，很多无法无天的群众拥向天安门广场，据估计超过十万人。在这个意料之外且明显未经当局认可的清明节的延续中，可以看到纪念碑旁的花圈堆积如山，都是过去几天来悼念周恩来的。
“按照美国联络处官员在广场上道听途说得到的信息，群众与广场安全警卫力量最初的冲突是在今天早上大约一点三十分的时候，因安全人员要搬走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而造成的，有些花圈上标明‘放到四月六日’。根据另一个人的说法，在今天早些时候的冲突中，公安局的武装人员打伤了人群中的一个平民。
“到今天早上九点，纪念碑旁一场静坐示威在进行着，边上放着几个敬献给周的花圈。大约十点的时候，人群采取了一次既无组织也无领导的努力，试图闯进人民大会堂，但这次努力被一伙没有武装的正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拦住了，他们横亘在人群和玻璃门之间。两个小时以后，在广场的对面，另一伙解放军用同样的手段成功地阻止了想闯进历史博物馆的人群。
“两辆小汽车和一些小公共汽车被群众掀翻并点燃。周围布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去干预。美国联络处官员还发现几个人被人群殴打，包括至少一个解放军军官，他曾努力劝说试图冲过解放军警戒线的平民。尽管如此，可以相信除此之外，今天早上没有发生严重的个人受伤或财产损害的事情。几个外国人相机里的胶卷被群众取出，至少四个人被群众中的人员‘护送’，出了天安门广场。一些学生被警告离开这个地方。美国联络处官员没有携带相机，也没受到什么盘查。
“在下午两点，群众继续占据着广场，他们被没有武装的公安人员用警戒线隔离着，虽然警戒没有多大效力。除了大约三百名的解放军战士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警戒外，广场上看不到别的安全力量。到现在为止，骚乱并没有向广场之外发展。”
在四月六日的电报中，联络处还描述了民兵对仍滞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的包围和驱逐。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四月七日联络处向国内汇报了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结果。“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解除邓小平的所有职务，但是允许他保持党籍‘以观后效’。”
根据美国联络处发回的情报和信息，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分析认为，在副总理邓小平再次被免职后，北京的政治气氛还没有显示出恢复常态的迹象，中共高层中间仍然出现一种紧张和不确定状况，政治局的紧张状况仍然在继续。至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方面，作为对美国驻中国联络处新主任盖茨离开北京的回应，中国方面不情愿地从华盛顿召回了黄镇，但在各自的首都仍然维持着同样级别的代表。
华国锋任总理后，美国政府对他所知甚少，需要了解他的风格和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经过精心策划，让盖茨手持福特总统的信设法接触华国锋，在祝贺他就任之际，利用这个机会了解这位新总理。盖茨在与华国锋会谈后所写的报告中，对华国锋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价：“中国总理华国锋给我和参加会谈的美国联络处官员的印象是，一个聪明但缺少特点的人，他的特点是谨慎。他充分利用他手中的资源，却没有散发出活力或不寻常的智力或超凡的魅力。华是作为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走向前台的，他不可能在国内或者对外事务中有任何大的作为，也不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于华的机会是长期的还是一个短期的过渡这个问题，我们在美国联络处内有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华会像勃列日涅夫所做的那样把他的对手打倒。但是从那次会见来看，我对华是否有必要的洞察力和领导水平以便让过渡变成长期的任期表示怀疑。我希望有一个更有能力的领导人及时地取代他。”“基于我对华在会谈时的印象，与我的同事们相比，我对其否定更多。我怀疑他会成为真正的第一号人物。看不出他具备让一个存在这么多严重问题的国家正常运转或发展起来的必要的观察力和领导素质。因为急需提高经济和国防能力，我认为新的更有能力的领导人会在中央出现。没有生气的华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后，就会靠边站。”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四人帮”及其同伙被逮捕后，联络处及时向美国政府报告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同时汇报了听到或者观察到的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的庆祝活动。在十月十三日的电报中，美国联络处向国内描述了华国锋上台后开始清洗极端分子的过程。报告中说，“十月七日，北京大学，包围了‘梁效’（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写作班子的工作区，并逮捕了所有成员。军队同时也进入了清华大学，逮捕了‘梁效’在该校的同伙。另外还有许多逮捕“四人帮”其他团伙的传言”。这些报告使美国政府及时了解到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变化状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正值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期。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再次作出评估，充分论证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美国联络处对中国政治形势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联络处在报告中，对华国锋的地位不予认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气氛和邓小平的地位给予了肯定。“当前中国正在酝酿着的民主与自由运动明显对邓小平有利，因为它显示了公众极力支持对过去十年毛泽东作用和其他以毛泽东名义发动的事件的重新认识。然而，对民主自由的浅尝辄止，就像对知识学问的浅尝辄止一样，是一件危险之事。过去几周内束缚的放松已经证明，在这个高度控制的社会表层之下蕴藏着许多被压抑的政治诉求。一些演讲者和大字报作者被西方民主理念（包括言论自由、选举产生领导人、人权和法治等）所吸引，似乎到了为迎合西方观察家的口味的程度，虽然事实上近五十年来仅有极少数中国人才有机会直接接触外面的民主社会。即使没有表明其他东西，至少这一现象让我们瞥见了中国对西方戏剧性开放的潜在后果。开放由此给中国带来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新生事物，即西方哲学和政治传统，而中国社会部分人士最有可能由此受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他之前的‘四人帮’一样，邓小平似乎正在使用群众表态和他所控制的关键媒体来作为对其政治对手施压的方式……在政策问题上，由于邓小平具有了似乎适合中国经济技术条件的构想，同时根据报导，大多数中国高级领导人也觉察到了客观现实，他从而得以成功地掌握了主动权……邓小平具有凤凰涅盘的神奇能力，能够受益于过去经历，从而实现东山再起”。
美国联络处的所有这些报告，为美国政府及时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状况，对中国政策的变化作出及时的评估，采取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对策，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情报站的作用。
高尔基说谎
狄马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索洛维茨岛劳改营，一个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地从岛上逃走，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带有自传性的书《在地狱岛上》，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了消除影响，苏联决定派一个政治上可靠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作家亲赴岛上视察，然后用他的证言驳斥“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他们相中了高尔基。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高尔基带着儿媳，在国家保卫总局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索洛维茨岛。根据监狱当局的精心安排，岛上的环境以及能看得见的设施均为之一变。例如把衣不蔽体的犯人全部集中起来，然后用帆布苫住，远远望去就像一堆废弃的堆积物。尽管这样，高尔基还是看出了问题：躺在长椅上休息的犯人，手捧报纸津津有味地读着，可是报纸全是倒着拿的——他们想以此示意给这位“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列宁语），他所看到的全是假的。可惜的是，高尔基只是默不作声地走到他们身边，将报纸正了过来。
大出监狱当局意外的是，在参观儿童教养院时，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从花团锦簇的迎宾队伍中走出来，用甜甜的嗓音说：“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高尔基吃了一惊，下令叫所有的随从人员都出去，他单独听这个小男孩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个男孩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这位瘦长的爷爷，这位瘦长的爷爷从工棚里出来时泪流满面，但爷爷随后就被四轮马车接到长官的别墅里进午餐去了。
屏退左右，说明他想听到真实的消息；而从工棚里流泪走出，说明有某种真实打击了这个饱经磨难的流浪汉。但知道真实并不等于维护真实，回到莫斯科，他立刻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只革命的海燕刚刚飞走，和海燕谈过话的那个十四岁的男孩就被枪毙了。他难道不懂得像律师一样保护当事人，不，他能正转报纸，斥退从人，说明他懂得专制制度的残酷性。或许因为无力，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保护这个说真话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