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中，双方围绕外蒙古边界的划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方既不肯接受中方提供的地图，亦不愿意对换文作任何关于疆界的声明。宋子文担心，如果不明确划分外蒙古边界，那么将会涉及新疆阿尔泰地区一部分领土的归属问题。斯大林在会谈中曾推测过中方的意图，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寻找借口，以划分边界要求收回已作出承认外蒙古的要求，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讲清楚”。斯大林坚持认为，外蒙古边界十分清楚，拒绝了宋子文提出的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勘定外蒙古边界的提议。斯大林还向中方施加压力，重新提出关于立即承认外蒙古的要求。他甚至说，如果中国再纠缠外蒙古边界问题，内蒙古的疆界将会消失于外蒙古，成为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斯大林还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
尽管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但在外蒙古的边界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此时，苏军已经深入中国东北腹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
八月十一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表示：“恐再难强苏方让步”。但是，蒋介石一连两次回电坚持在承认外蒙古独立之前“勘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蒋介石要求宋子文、王世杰“抱定此决心与态度”，即使停止谈判，“亦所不恤”。宋子文、王世杰在商量之后认为，这个时候还谈论勘界问题显然已经不现实了。
在八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的谈判中，宋子文宣布，蒋介石同意承认外蒙古“在现有的边界内”独立。这样，中苏谈判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
中南海的文工团
王凡东平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南海曾经组建过一个文工团，四年后，这个文工团又解散了。当年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红墙记忆（二）》一书，作者寻觅了一些当事人，对此作了回忆。现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说到中南海里的舞会，就不能不说到中南海文工团。对于这个文工团，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即使是中南海里的人，也讲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事情是这样的：组建中南海文工团一事酝酿于一九五三年夏季。这和中南海的舞会有些关系。当舞会已经是例行的程式后，每次举办前临时从各部队文艺团体抽调人的办法，就显得既不方便，也不利于安全保卫了。因为各文艺团体都有自己的演出安排，有时要调的乐队和演员调不出来。进中南海同最高领袖接触的演员要经过审查，每个人的情况并不是一下就能查得很清楚的，如果人员有变化，就增加了审查的负担；另外，即使是同一个人，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发生的变异也难以掌握，万一出了纰漏，谁都担待不起。
考虑到临时抽调演员不是个长远之计，有关方面经负责中共中央领袖安全保卫的罗瑞卿同意，以公安部的名义，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和大军区抽调文工团员。七月，电文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批准发出。后来，此事被军委副主席彭德怀闻知，认为这个电报不该发。十一月二日，萧华在给毛泽东写报告检讨处理电报的错误时，也将此事列入其中。
萧华在检讨报告中说：七月九日批发公安部为中央警卫团抽调文工团队员的电报，当时只注意到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问题，而未考虑到电报可能发生的政治影响，后经彭德怀副主席指出，才发觉错误。
毛泽东在萧华的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
刘、朱、彭、罗瑞卿、周阅，尚昆处理。
根本不应设此文工团，三反后又发生此事是不应当的。萧华只负批发电报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公安机关。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在毛泽东作了批示后，筹建中南海文工团一事，遂被搁置。
半年后，组建中南海文工团的事再度被提出来，理由还是安全问题，提议的人还是负责领袖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显然，除此外还没有什么更妥当的办法，中央批准了组团之事。
命令下达到全军各个文艺团体的主管部门，抽调合格演员，到北京中南海报到。陆续来报到的演员，到五六月份，已经有四十人左右，文工团就算成立了。以后陆续又有调进调出的，最多的时候达七八十人。
当时这些演员的条件和素质，无论从政治方面看还是从业务方面看，都是相当不错的。文工团内主要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器乐队。乐队的水平挺高的，他们把一些领导人很熟悉的中国传统乐曲、中国民歌，一些根据地传唱的老歌，改编成舞曲，听着很亲切，很舒服，一下子就把领袖们、首长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气氛一下子就高涨了起来；一个是演出队，包括声乐、舞蹈、自编自演的小节目，同时还陪领袖们跳舞。
组团时宗旨很明确，为丰富中南海内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春耦斋，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这边为重点。但文工团成立以后，由于水平较高，演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受欢迎，结果中南海里各个单位举办舞会时都来邀请。国务院机关在紫光阁举办舞会，军委在居仁堂举办舞会，也来邀请。
这么受欢迎，为什么解散了呢？一些文章和书籍传布的说法是：彭德怀对在中南海组建文工团很有意见，在组建的过程中，彭德怀确实提出过意见，但不是对组团有意见，而是对组团报告中个别条文中的个别文字，提出了修改意见。例如在演员要求上有一条是要“相貌端正”，他不赞成，给去掉了。批判彭德怀时，有些人指责这是对组建为中央领导服务的文工团不满，列为一条反党的罪状。
中南海文工团撤销是在一九五八年，正是我们的军队实行大精简的时候。原文工团员大多数去了北大荒农垦建设兵团；部分留在北京，有到总政文工团的、北京军区文工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还有些人去了甘肃、湖南、浙江、福建等地方。
撤销了中南海文工团之后，给中共领袖们表演节目和伴舞的任务，就又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及各兵种的歌舞团承担。可过了约一年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总政文工团和海政文工团等，就不再参与这项任务了。有的文章说：“此事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这样一来，‘中南海任务’就由空政文工团独家包揽。”
有了中南海的文工团，就有了毛泽东和文工团员们的故事。
当和毛泽东更熟悉了以后，文工团的干部和团员们，便鼓起勇气，相约到菊香书屋去看望毛泽东。
有一次，张美霞、司远、蒋学浦、宋美丽四位同志相偕到了毛泽东的寓所。蒋学浦、宋美丽是第一次站在毛泽东身边，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张美霞见状替他们做介绍：“毛主席，这是我们文工团的蒋学浦指导员和他的爱人宋美丽同志。”
“哎呀，原来是蒋委员长和宋美龄女士来看我喽。”毛泽东睁大眼睛，一脸的诙谐。蒋学浦夫妇忍不住乐出声来：“毛主席，我们可不愿意当蒋介石和宋美龄。”
“怕什么？蒋介石肯回来，我们还要给他个大官当当呢。”
毛泽东很愿意和这些文工团员们接触，每次一见到她们，就要打听：“有什么新闻呐？”当然，毛泽东所说的新闻无所不包，甚至文工团的生活琐事，他也听得津津有味。
有一个星期天，吴凤君逛东安市场回来，绘声绘色地给毛泽东形容了一番市场熙来攘往的情景，还劝他也去看看。
“我哪有你们这么自在啊，那么多人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让去，我一点自由都没有。”毛泽东露出诉苦的口吻。
“哟，主席还有牢骚呐？”“主席也是人嘛。”
漫谈总是无拘无束的，文工团团员们在毛泽东面前，卸掉了隐讳和顾虑，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发现吴凤君去了趟安徽之后，老刻意回避他，感觉这里一定有什么缘故。开始，吴凤君还顾忌纪律，不肯直说。但经不住毛泽东的执着询问，最终吐露了真情：“我们在安徽碰到了好多流浪要饭的农民。有一个老大爷向我讨饼子吃，都给我跪下了。
吴凤君的叙述，使毛泽东感到意外，这么严峻的情况怎么没有反映到自己这儿呢？他叫值班卫士马上请周恩来过来。
吴凤君看着毛泽东脸色阴郁，眼眶有些发红。不一会儿，周恩来快步走进菊香书屋。
毛泽东让吴凤君把在安徽看到的情况，又讲了一遍。周恩来听完，婉转地说：“主席，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安徽遭灾，中央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赈济灾荒。地方政府对群众的生活已经做了安排，并要求灾区群众在家乡坚持抗灾，群众情绪基本稳定下来了。小吴说的那些人，可能是在通知发出之前逃荒出来的，我们已经安排人专门做工作。”
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又就救灾工作做了一些交代。
文工团成立之际，中央直属机关的北戴河避暑区也已稍具规模。夏季到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们，常常在北戴河避暑区办公和休息。文工团有时也会跟随中央领导们，一起到北戴河海滨。
四年以后，根据军队大裁减的精神，中南海文工团撤销。在临别前的最后一场舞会上，毛泽东得知了这些年轻演员们的去向。“我也很舍不得你们走啊……”他也动了感情。过了有顷，他问：“你们是自愿去的吗？”“是自愿的。主席，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建设和保卫北大荒的。”年轻人的热情又被激活了。
乐队奏起了毛泽东喜爱的《浏阳河》，毛泽东和每个要去北大荒的女团员跳了一段舞。一边舞，一边嘱咐：“到了北大荒，给我写信，告诉我那边的新闻。”
“远走高飞喽……”每和一位女团员舞罢，毛泽东就喃喃而语，像是告别，像是牵挂……
解密：苏联空军参加了朝鲜战争
王亚同
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一九五〇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晨整理）一书，引起了史学界和读者的注意。书中披露了当年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情景，这段历史的真相，由于种种原因，苏联和美国双方都保密了四十余年，现摘介如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真正进入朝鲜境内参加地面作战的只有高射炮部队。当时在中国境内有苏军五个高射炮团，任务是掩护机场，其中两个高射炮团于一九五一年四月推进到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的铁路沿线，掩护铁路运输。这些部队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服装，对外称中国少数民族志愿人员。同时，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到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中来。
总的说来，到一九五一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的限制，没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苏联空军参加朝鲜空战的一个原则是不能进入敌占区，以免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后落人敌军手中，从而暴露苏联参战的行动，造成苏美直接的冲突。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
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一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也就是不得飞越北纬三十九度线，尽管一九五一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
由于同样的原因，苏联空军也不可能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斯大林曾在一份电报中指责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说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斯大林指出，“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八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为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据第六十四集团军报告，在一九五一年四至五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为了避免遭受敌军的空中打击，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
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合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需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继别洛夫将军任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指挥官的洛博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甚至在军中的苏联顾问也于战斗前回国了。
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飞行距离和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直到一九五二年底，在志愿军空军七百多名飞行员中，只有二十八人掌握了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技能。因此，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是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