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抹大拉的玛丽亚见证复活的意义，过去的异端教派诺斯替派早就做过非常多的释读。他们认为玛丽亚的故事说明了出于纯粹信仰的感悟要比理性的认知更能把我们带到基督身边，而玛丽亚在最神圣的耶稣墓边上的伊甸园里和耶稣相遇，象征了新的亚当和新的夏娃在天堂里的重逢。这样的解释不为正统的教会所认可，但是长期以来一直不断有人重新提起，因为这个解读很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历来总有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
为达尔文辩护
蔡丰
达尔文的巨着《物种起源》已经发表了一个半世纪了，他的进化论是解释这个世界上的生物形态的最有力的或者说唯一有效的理论，但是直到今天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这个理论，科学家们还是觉得有必要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护，有时他们还需要像当年赫胥黎那样激情地争辩，这不是因为进化论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表明这个理论带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看法是多么难以为人接受。
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人主张所谓的“智慧设计说”，名称新颖，实际是上帝创世说的别称。据调查，在美国和英国，由于宗教观念的深刻影响，大部分人希望在学校的科学课程里教授“智慧设计说”：在英国，只有百分之六十九的人希望在学校里教进化论：在美国，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相信，自古以来世界上的生物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在大约一万年以前上帝创造出了现在的所有生物。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科学家们觉得责任重大，许多第一流的生物学家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做进化论的普及工作，写出富有教益又充满新知的作品来，驳斥创造论，扞卫进化论。
创造论者一直散布着“中间环节缺乏论”来证明进化论的不可靠，说至今发现的生物化石构不成一条完整的生物进化链，在原始的生物化石和后来的化石之间缺少中间环节。但是，这个论据是建立在无知上的。过去古生物学中曾有过中间环节缺少的情况，现在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进化链早已完整地建立起来了。还在讲缺少中间环节的人实际上是不了解最新的科学发展。
相反，创造论者不大肯正视生物的地理分布问题，在世界各个隔绝的区域里生活着各种独特的生物，这个事实只有用进化论才能解释。
新兴的建立在基因上的遗传学给现代进化论以坚实的基础。在遗传学家测出的生物基因图谱中，有许多无用的已经不传递任何遗传信息的基因，所有的生物身上的这些废弃的基因也具有连续性，这个现象只能以进化史来解释，废弃的基因就是生物退化的性状的遗存。如果生物真是上帝设计的，那么上帝怎么会在他的图纸里留下那么多的无用的设计呢？在生物学家看来，基因的发现和它的演化，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达尔文是对的。
法德之间的音乐竞争
郭嘉
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明争暗斗波及到了各个领域，疆场上兵戎相见外，文化上也是常常较着劲。但是，当竞争的是音乐时，德国人似乎总能占些上风。
德国的瓦格纳相信德意志至上，他对德国音乐的崇扬，达到了沙文主义的热度。瓦格纳曾写过好些音乐论文，以德国音乐为傲，颇为轻视法国音乐。普法战争后，他还写了一个题为《投降》的剧本，宣扬德国的胜利。他声称，普法战争中德国的大胜和贝多芬的百年诞辰，是德国精神光大的两个象征。
面对趾高气扬的瓦格纳，法国音乐家决定要进行反击。一八七一年，圣桑和他的同伴组织了一个“民族音乐协会”，协会的宗旨就是要排除瓦格纳在法国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室内乐方面的创作，听来听去都脱不开德国音乐的模式。到了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瓦格纳的音乐大举返回巴黎，先是在音乐会的节目里，后来占据了歌剧舞台。“民族音乐协会”的年轻成员们也随着潮流学习瓦格纳的音乐。他们中的一个还去了瓦格纳的根据地拜罗伊特出席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达》的首演，不过在听到一半时他和其他反对者假装晕倒退了场。
既然无法驱逐瓦格纳的音乐，有个法国音乐家就索性宣布瓦格纳的音乐实际上就是法国音乐。还有人根据贝多芬的父亲是出生在法兰德地区这个事实，断言贝多芬的音乐代表了最纯粹的法国音乐。
法国音乐人这样说，现在听起来好像很自欺欺人，但是在当时的音乐世界里是有点儿根据的。因为巴黎那时是世界文化之都，无论什么国家的艺术家都在巴黎显示他们的才华，音乐也不例外。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不管是作曲家还是演奏家，都以巴黎为他们的主要舞台，瓦格纳自己也是在巴黎博取名声，他的那篇大力鼓吹德国音乐的文章就是以法文发表在巴黎的一家音乐评论杂志上的。巴黎人并不在乎你是来自什么国家，只要你的作品优秀就能得到他们的喝彩。在这样一个大都市的国际文化背景下，瓦格纳的民族主义狂热显得很不协调也很出格，所以法国的音乐人就显得有点不知何以应对了。
离开了纸的学术界
张小华
谷歌的雄心勃勃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到处遭遇抵制和诉讼麻烦，特别是那些作家，好像他们的权益真的受到了什么侵犯，读者们都将不买他们的书而到谷歌网站去白看了。这实际上是神经过敏了，没有先搞清谷歌的数字图书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规模宏大的数字图书馆本不是为普通读者服务的，一般读者不能在谷歌上读小说或散文集，不管是畅销的还是另类的。谷歌的这个数字图书馆是为研究者服务的，和这个图书馆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学术界特别是大学的学术研究。
这并不是说谷歌的数字图书馆就不会带来问题，谷歌的图书馆只是文本数字化大潮中最具规模最有名的一个，文本载体的变化给学术界带来的影响要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深刻，因为目前学术界的运作完全是建立在纸介质的文本上。大学里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都是以发表在纸介质期刊的论文形式出现的，对研究者的评估也完全看他们在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多少论文。而如果没有了这种评估，学术界赖以运转的整套学位制度和等层制度就没有了基础了。
学术的数字化会威胁目前的这种评估制度的正常进行，纸介质期刊的有限篇幅必得要求有严格的编辑筛选，这样即便不懂行的人，知道论文在什么期刊上发表，就能知道这篇论文有什么样的水平。
学术期刊的昂贵费用已经开始使许多期刊走数字化道路，这导致了重大的变化，网络的无限空间使得论文能够附带音频和视频的材料，能提供各种相关的链接，能让读者搜索。这都是数字化带来的好处。但是，问题是发表论文的空间也随之无限地扩展了，对质量的选择和控制没有了必要性。很显然，学术界发表成果的数字化将给学术界的运转带来重大影响。
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问题要更复杂。因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更多是以专着形式出现，这些专着的出版本来是亏本的多，将它们数字化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谁来编辑，谁来在屏幕上读呢？
最使学者们担忧的是维护问题。纸虽然脆弱，但是保存的时间还是相当长的，研究者总能在图书馆里找到他们需要参考的书的，但是数字化后，思想的成果变成了一串电子流，瞬息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读学术论文和专着的人总是非常少的，谁能保证谷歌或别的虚拟世界的公司会永久地花钱维持他们的数字图书馆？
开明君主
彭霞
奥匈帝国的约瑟夫二世在位的时候大致和我们的乾隆皇帝差不多，他也统治着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的古老帝国。
两人都喜欢在帝国的辽阔的疆土上出巡。
约瑟夫二世没有乾隆那么长寿，只活到四十八岁就去世了。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在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成功得意非凡，而约瑟夫二世相反是在失望和痛心中度过最后的时光，他自以为他的一生是失败的。
但是历史的判定不是以当事人自己的感觉来做出的。约瑟夫二世的统治是使中欧走向现代的关键的一步，他生平的事业给德国和中欧的近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十八世纪中期以后，整个欧洲都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如何实施启蒙的理想进行社会改革，这是当时欧洲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法国人选择了大革命，而一些别的欧洲国家选择了君王主导的改革，当时在俄罗斯有叶卡捷琳娜女皇，普鲁士有腓特烈大帝，在奥匈有约瑟夫二世，都信服启蒙思想，都有意推进社会政治改革。在这三位称为“开明君主”的欧洲帝王中，约瑟夫二世的声望不算最大，但是做的事情最实在。他亲政后大力加强教育，在帝国全境推行普遍小学教育：他剥夺天主教会的特权，实施宽容的宗教政策，使奥匈帝国成为当时欧洲宗教信仰最自由的地区：
他解放了农奴：他统一了国家行政机构，还制定了体现了平等和进步精神的刑法和民法。约瑟夫二世是个专制君王，但是他以理性的精神统治国家，明门自己的使命是为臣民的利益服务。约瑟夫二世不信任帝国的精英阶层和官僚机构，他喜欢直接到民众中去，了解民众的疾苦。他在位时最爱微服出访，而他的宫殿的大门永远为上访请愿者开着。
约瑟夫二世在国内推行的改革给国家带来深刻的变化，他的新政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然而他最后还是遭遇到了失败。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外交政策，在最需要他集中精力和国家资源推行内政改革的时候，他不谨慎地卷入到了和土耳其的战争，也正是在前线，他染上了当时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理性精神引导下的改革政策常常受到传统力量的抵制。他想在匈牙利进行人口统计，以推动行政的合理化，却遭到匈牙利贵族的竭力反对。欧洲人那时在有雷雨时要敲钟警告大家防备闪电，他认为新发明的避雷针完全可以防范闪电的危害，所以下令禁止在有雷雨时敲钟，这个法令居然引起了老百姓的激烈反对。改革的艰难可见一斑。
和当时的许多欧洲君王一样，他也是文学艺术，特别是音乐的热情赞助人。昔日的奥匈帝国早已不存在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约瑟夫二世留到今天的最大的功绩是他对莫扎特的支持。没有他，莫扎特的许多杰作恐怕不会问世。
因此，有的历史学家说，约瑟夫二世统治的最大荣耀是莫扎特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