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值得说明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文革”前参加到半导体专业教师队伍中的一些同志以及工作简况；当然，此后又不断有大量的同志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也同样为我校专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我的老师——陈星弼先生
曾军
在人的求学生涯中，总有几位老师对学生做人做事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我而言，陈星弼教授就是这么一位。空洞的赞扬不是陈先生所喜欢的表达方式，这里我想举几件“小事”，来回忆受教于先生的日子。
在读研究生期间，有一次，陈先生布置我做计算机数值计算，以验证平面P—N结峰值电场的位置及分布。在没有完全理解其物理机制的情况下，我很快就完成了从编程到计算的全过程。我很高兴地把结果交上，但几分钟后，陈先生告诉我，计算结果是错误的。我当时并不同意陈先生的结论，认为自己用计算机计算应该比他的手算结果精确得多。陈先生耐心地给我讲解了数学方程背后的物理含义，促使我重新检查了自己的数值计算程序，最终证明陈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是一件“小事”，却让我记忆犹新。此事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计算机数值计算和模拟，虽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使用计算机之前，应该先对物理机制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以及基于该物理机制的可能的预测结果。这样，在计算机模拟和计算过程中，我们才能清晰地知道模拟的目的，并对模拟结果的正确性进行判断。此事令我至今受益匪浅，并深深地影响我在工业界近二十年的做技术和产品的风格和方法。当今，计算机模拟及辅助设计风行于工业界和学术界，但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和我的设计工程师们：在使用工艺、器件和电路设计工具之前，一定要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分析，看你是否真正懂得将要设计的产品背后的物理机制，并预测所设计产品的可能电特性。用纯粹的计算机模拟来主导你的设计思想，是盲目的，也是费时和浪费钱财的。
往事历历在目，但由于篇幅限制，我不能一一列举。回忆受教于先生的几年时光，有两点让我记忆犹新并对我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一是，我从陈先生那里学到“业精于勤，业精于专”的精神。陈先生刻苦治学与研究的精神，是每一位与他共过事的人，都记忆深刻的。同时，陈先生对研究专而精，他不浮于表面，止于皮毛，总是精而再精，细而在细。这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记得约在十六年前，我刚进入美国工业界做的第一个产品，就是功率MOS器件。当时我认为，这种产品已经非常成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做。但是，陈先生的做事风格却无形地影响了我，使我不知不觉地深入进去。哪知，一旦深入地研究进去，才知这种技术和产品还有很多可以改进和发展的地方。直到如今，我仍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器件和制造工艺的研发与推广。现在回想起来，我是陈先生的学生里面，为数不多的仍然在做功率半导体的。我为此感谢陈先生对我的教导和熏陶。另外一点是，陈先生谦虚的治学风格。他从来就是不懂就说不懂，懂得少的从来不装懂得多。当我们还是年轻学生的时候，常常以为读几本书，上几门课，会计算机模拟就知道了一切，就能做出真正的产品。其实，真正能学到东西是在实践中，从有经验的前辈那里学来。前辈用他们的生命和精力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只有用心谦虚认真地学，才能掌握其中一些。更多的东西是在前辈的引导下，用自己的生命和时间去学习和积累。这就是我称陈星弼教授为“先生”，而非“老师”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愿先生身体康健，寿比南山。更想感谢先生给予我的教导和对我做人做事风格态度的深远影响。
一位好领导，一位良师益友
——我所了解的蒋崇璟书记
漆再钦
我和蒋部长（因后来他先后任省委二部部长、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大家都习惯这样称呼他）初次认识是在1959年上半年，那时他担任成电党委书记不久。由于我任院学生会副主席，一些涉及全院工作安排的学生工作，需要向党委办公室孟心田主任汇报，有时，孟主任就会带我去向蒋部长直接请示。就这样，我开始了与蒋部长长达数十年的交往。40多年来，他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在成电一代又一代人中流传，他的为人，对我的教育和影响至深，使我终身受益。他不仅是一位可敬的好领导，也是一位良师益友。
以成电校友为荣，时刻关注学校发展
蒋部长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学子。但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他却把成电当成了他的第一母校，以成电校友为荣。这里有他熟悉的校园，有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教师，有他密切联系过的同学……成电的每一个角落，都凝注着他的深情。从他到成电的第一天开始，对成电的关爱和支持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支持学校，必须了解学校。蒋部长经常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学校的情况，关注学校的发展，为每一项成绩和每一个进步高兴。离开成电后，他常在电话中询问起学校近期的变化和进步。学校的校报和信息简报是他不可缺少的信息来源，每一期都必读。曾有几度校报和信息简报中断，他三番五次在电话中问及此事。他说：“不了解学校，如何支持学校？”几十年来，蒋部长几乎出席了我校每一次党代会、每一次大型校庆活动和由我校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即使有时身体不适，他也会在有关人员陪同下坚持参加。
离开成电后，无论在省委、西南局、三线建设领导组工作，还是在电子工业部工作，蒋部长都与学校同在国防工业系统，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在省委、西南局工作期间，他经常关注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常来学校深入系、所、室进行调研、考察，甚至亲自参与领导、协调重大科研项目。在电子工业部工作期间，虽然他不分管学校，但总是利用各种机会，为学校呼吁，争取电子工业部给学校以更多关注和支持。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件事尤为深刻。
头一件事发生在1984年8月。我在北京陪顾德仁院长向电子工业部汇报我校改革方案和请电子工业部“放权八条”。事先我简要向蒋部长汇报了有关情况，请他给予关注和支持。后来，分管教育的魏副部长很快接见了我们，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随后，部里很快下文，批准了我校改革方案和部“放权八条”，并决定我校为电子工业部部属院校改革试点单位，从而在我校掀起了第一次改革浪潮。另一件事发生在1991年7月。我和组织部蒲旭东部长等同志去北京，向电子工业部、国家教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以争取国家对我校的重点投资、重点建设。那时蒋部长已离休，他在家里给电子工业部计划司领导打电话，望立即安排会见，给予支持。当我们到电子工业部里见到这位领导时，他开口便说：“蒋部长已经对我说了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后来，“争取重点投资和重点建设”这项工作，实际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启动的高校“211工程”建设的序幕。
除了关注学校的整体发展，蒋部长对校档案馆建立和校志编撰这类具体工作，也十分关心。他为档案馆亲笔题写馆名，并亲临参观视察。他还为《电子科技大学志》题写书名，并书千字序言，给校志编撰同志以极大鼓舞，对顺利完成该校志编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蒋部长还特别关心校友工作。他始终认为，对校友的关心就是对学校的关心，校友的成绩就是学校的成绩。作为校友会名誉理事长，他长期支持校友会工作，除回校参加校友会活动外，还经常参加北京地区校友分会的活动，为活动鼓劲加油。他认为，作为成电的老书记、老校友，就应该带头参加校友会活动。在校时，不少学生也与他交了朋友，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毕业后，无论谁在生活上、工作上需要他支持和帮助的，他都尽力伸出援手，给大家排忧解难，深得校友的爱戴。
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
在校任职期间，蒋部长经常深入教师、学生中去，与教师、学生交朋友。由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家都愿意接近他，跟他说实话。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干部，在校期间与不少教师、干部、学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很多人后来和他成了朋友，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仍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还特别关心共青团和学生会工作，与很多共青团、学生会的干部和学生建立了亲密友谊。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蒋部长既是一位好上级，也是一位好师长。
蒋部长记忆力特别好，见过一两次面，往往能说出其姓名。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尊重，当收到别人给他的来信时，一定都会回复，因此现在仍有不少教职工和他保持着通信联系。蒋部长工作过的单位很多，对每一个单位的干部、群众他都很关心。只要他力所能及，就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因此不少人都愿意找他求助。尤其在“文革”中，我校不少干部、教师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这个时候，是蒋部长伸出了援手，给了他们极大的精神支持。他还为我校及其他单位的不少干部群众，在落实政策、干部解放、子女就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直到今天，很多老同志一提及此事，还非常激动与感激。
到电子工业部工作后，他仍牵挂着成电群众，只要一有机会，他都会回到学校四处转转，去看望教职工、看望老朋友。他看望过离退休的老同志，慰问过生病的师生，看望过机关科室干部群众，有一次还要我陪他去学生会广播站看望同学。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关心群众是他几十年的好作风，每到一地都是如此。他回川时曾多次让我陪他去省委、国防工办、三线建设调整办，看望那里的同事；在成都也多次被校友邀请参加校友聚会，看望与会校友。每一次见面，每一次聚会，气氛都非常热烈而融洽。大家不分上下、平等对话、有说有笑，非常感人。
记忆中曾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又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一次蒋部长返京，我陪他去双流机场。当时办登机手续和安检都十分拥挤，而他乘坐的航班起飞时间又越来越近了。正在着急的时候，一位机场服务小姐突然走过来问我们去哪里，我回答去北京。她看了看身材高大的蒋部长，问道：“您就是电子工业部的蒋部长吧？”我应声答道“他是”。她随即查验了蒋部长的机票和身份证（我当时连身份证都没有带），便将我们从另一处通道带进了该航班的候机室，并把我由原路带出。在经过弯弯曲曲通道时，我问她怎么知道今天蒋部长要去北京，她笑答说是她父亲告诉的。她经常听父母说起蒋部长是个大好人，但只在照片上见过，今天终于得以亲见。遗憾的是，当她带我出候机厅告别时，我连她姓名及父母单位都没来得及问，她便匆忙进入里屋。我等了一段时间再也未见她的身影，只得默默地向她道谢，离开了机场。这个小插曲说明，蒋部长贴近群众，关心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深深印入群众的心中。
清正廉洁，不搞特殊化
蒋部长生活俭朴，一生注意勤俭节约。他的办公室、家里布置都十分简朴，吃穿用都很简单，不讲排场，始终保持着“老八路”的作风。记得他在省委工作时，厨房用具太少并且很破旧，我建议他重新更换添置，他只是一笑而过。吃的饭菜也不讲究并且注意节约。他和夫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十分忙碌，但无论是在成都还是在北京，他家都未请过保姆，家务、清洁卫生都自己料理。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80岁高龄的他因搭凳子搞卫生，还摔伤了头部，被送进医院急诊。
他对子女教育严格，不娇生惯养，不搞特殊化。他要求子女要靠自己本事工作，而不依赖父母。“文革”中，他儿子在成都某部队当兵，在那个年代，一般有权势的人很容易为自己子女弄个招生指标上大学。当时，他身为省革委常委、国防工办主任，又与成都军区茹副司令员同为国防工办领导，私交很好，办成此事，易如反掌，可他就是不办。“文革”后他儿子转业到地方工作，选的是纪检部门，也未到当时十分“火爆”的金融、财经等部门。他孙女在北京某高校读书，也给她作了每月只来家探望一次的规定，以免影响不好。
说起来，他夫人刘佥泰竟是刘伯承元帅的亲侄女，一直在刘帅身边长大，刘帅视为亲生。这样的家庭背景，长期以来一丝不露，对我一直是一个“秘密”。这也恰恰是蒋部长的可敬之处。他不像有些人那样，把它拿来作资本、搞特殊化，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清正廉洁。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秘密”一直到我与蒋部长认识近20年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被揭开。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蒋部长要我为他夫人的弟弟（姓刘名太行的军人）在学校介绍一位对锁相技术有研究的老师（当时请的是张有正教授）。办完事后，留他在家吃饭时，偶然得知其老家在四川开县（刘帅的老家在开县），又见他个子高大，面目很像刘伯承元帅，联想到刘帅曾在太行山坚持抗击日寇，这才觉察出他可能是刘帅的儿子。这之后，经过与太行多次交往，这一“秘密”才终于破解。
忆我的恩师刘锦德教授
陈顺英
题记：透过落地玻璃窗，望着外面湛蓝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心就驾着白云，向大学时代飞去了……思绪所到之处让我想起了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母校。转眼毕业四十多年了，我该拿什么献给我亲爱的母校，献给我敬爱的老师呢？提起拙笔，想写一篇文章，记述母校的一位老师，给我教育最深、感动最深的几件事。从中既能反映出他有着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崇高师德，又能反映出他身上所具有的踏实肯干、无私奉献、不懈追求、顽强攀登电子科技高峰、一心为我国的科技发展作贡献的“成电”精神。并以此感谢母校，感谢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以此和电子科大的老师和校友共勉之。
我记忆中的这位老师就是您，计算机学院现在已经退休的刘锦德教授。曾记得您给我们讲起26岁的您在1956年成电刚创建时，已是交通大学年轻有为的教师，但是您满怀着建设大西南一座新的大学的激情，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东方明珠——上海，离开了亲爱的母亲，告别了年轻漂亮的妻子，手提着两只皮箱，踏上了西去的征程，迎接着新的艰苦创业的挑战。您这一去就是整整半个世纪。您也从豪情壮志的年轻人，变成了两鬓染霜但却桃李满天下的老教授。
一个严谨务实的科技工作者
我清楚地记得，1977年3月，您受电子工业部委派，率领10多位成电的老师到位于山沟的我们研究所来联合攻关，剖析国外最先进的某VLSIC。那一百多个艰苦奋斗的日日夜夜的画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