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谢立惠离开我们已经数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是与父亲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严格的家教和父亲以身作则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我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有那么一些事至今仍影响着我为人处世的态度。
平易近人
父亲1939年在重庆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后任物理系主任。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他还在中央大学、中央工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校兼课。当时我还小，只感到他很忙，有时学生到家中来找他，他十分和蔼地与他们探讨。他对同事、对学生、对教师、对工人都十分关心，记得当时重庆大学物理系实验室有一位老工人，父亲对他的儿子十分关心，后来帮助他安排了工作，并推荐他去进修提高，成为一名国家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长期担任高校领导，他待人亲切，没有官架子，不搞特殊化。对同事、对下级都平等相待，常深入教学第一线，深入课堂和实验室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平易近人、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至今仍受到不少人的称赞。
自己动手
父亲的教育思想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不仅重视理论，而且重视实践。他在物理和无线电电子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十分重视实验，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他认为实验教学是不可缺少的教学环节。他在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工作期间都十分重视实验室的建设。他身体力行，为了准备实验，常常长时间工作在实验室。
在家中从小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父亲爱买电子元件，自己动手组装收音机。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他装了一个体积很大的8个电子管的中、短波收音机，收听效果很好。在他的影响下，弟弟也从小自己动手装收音机，以至影响到他以后学电子工程。后来我才知道，正是由于他的技术好，在20世纪40年代他经常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帮助修理电台，将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机，为革命工作作出了贡献。
淡泊名利
1952年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父亲担任西南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1954年西南行政区撤销，西南局有一批干部要充实大学的领导班子。当时他得知西南局宣传部长要到西南师范学院工作时，父亲主动向上级写报告请求让西南局来的干部担任院长，他自己担任副院长。后来他被任命为副院长。
1958年父亲被国务院任命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到成都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靠边站。1979年落实政策后被上级任命为学院副院长。
两次由院长到副院长，职位的降低他毫不计较，毫无情绪，能正确对待，充分体现了他谦虚的品德和博大的胸怀。
“当教师好”
1955年我从重庆南开中学高中毕业，考大学填志愿时，不少同学纷纷报考理工学院或医学院。由于我在初中时担任过少先队大队长，在高中时担任过初中少先队的辅导员，对学生工作和教师职业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立志当一名数学教师。填志愿时，我仍有些犹豫，我将报考师范的想法给父亲说了以后，他非常明确地支持我，他说：“当教师好！今后国家需要人民教师。”就这样，我将师范作为我的第一志愿，考上了师范学院，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40年的教师生涯，使我体验到教师职业特有的乐趣，我终身无悔！
“站好讲台！”
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高等学校的人民教师，如何当好一名人民教师，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我心中无数。父亲常对我说，当好人民教师有两条：一是“肚里有货”；二是“站好讲台”。所谓“肚里有货”就是教师自己要有较高的业务水平，才能在讲课中内容充实、条理清楚、深入浅出、举一反三、不误人子弟。俗话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应有一桶水。所谓“站好讲台”就是要备课认真，一丝不苟，讲课要讲究方法，要受学生欢迎。他常说：“过去在做地下工作时，要做好学生工作，首先就要把课教好，得到学生的敬仰，学生才会信任你，说的话学生才会听。”他这样讲了，也这样做了。父亲生前讲过十几门课程，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院长，行政工作繁忙，但他仍然坚持上课，他的讲课受到学生欢迎，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翻开他的遗物——整齐的讲稿，我更深刻地理解“站好讲台”的含义。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业绩，他的品德，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继承他的事业，为党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量。
回忆我的导师列别捷夫
关本康
1956年我来到成电，那一年我25岁，2006年成电50周年校庆，我已经75岁。这句话是一道数学题，我大半生的时间就在解这个方程。25岁到75岁，人生中的三分之二过去了，对于人生经历来说，是很长很长的部分。一生中我们遇到过很多人，很多事，大多数如过眼云烟，转瞬消散。但有些人有些事却永远无法忘怀。有一些早晨，我从梦中醒来，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
1956年，我从南京乘船到了蜀地，当年的江风至今仍清冽地从掌中穿过，山迢迢水迢迢，前途在年轻的我的心里却不迷惘，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是一所大学，我肩负了开启中国新科学篇章的神圣责任。
一到学校，我就担任研究生班的班长，班上有20多个同学。我们的导师就是列别捷夫。
来中国工作，不是享受
1956年初，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到中国考察支援对象，他先到南京和北京，后到成都看了正在建设中的成电。当时成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差，初建的学校头绪万千，整个国家百废待兴，物力财力也紧张。但由于三校合一的底子，成电注定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很有发展潜力的学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别捷夫选择了成电。他对中国接待人员说，我知道在成电可能要付出更多精力，我是到中国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后来，我和同学们知道了这件事，他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列别捷夫老师是一位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的导师。他不但教给我们科学知识，很多为学为师的细节都对我影响很深。老师当年上课从来不拿讲稿，他喜欢和学生直接交流，这样学生可以跟着老师思路走，而不是跟着讲稿走。走上讲台后，我也努力做到和我的老师一样，上课不拿讲稿。因此我也更深切地体会这个简简单单的细节，背后所蕴涵的做教师的水平和付出的工夫。几十年来，我每一节课都认认真真写教案，内容具体到板书怎么写，备课到深夜是家常便饭。
及格不是研究生应有的水平
我们的研究生班由两部分同学组成，一些是像我一样的学生，共有6个人，另外一些是来自清华等大学的进修教师随堂学习。老师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一个进修教师考试得了3分，老师毫不留情面地让他退出这个班。他说，及格不是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应有的水平。
对于勤奋的好学生，老师也非常关心和爱护。刘盛纲院士当年是学校给列别捷夫老师配的翻译和教学助手，他和我们一起上课，老师对他的工作和学习非常满意，于是也给刘盛纲一个课题，他最后和班上的研究生一样参加答辩，获得了学位。
面对全新的事业，一片空白的科技，我和我的同学用青春的热情克服种种困难，全力以赴地投入学习中。回想起来，那时候好像也不知道累，经常看书到凌晨才睡觉，研究就是我们最好的娱乐，做题基本上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成电第一代研究生，我们当时受经验、条件的限制，研究生培养方案各方面设计都很不完善（和现在比），但由于有一位治学严谨、学术造诣高的导师，我们这一班学生受益匪浅，当时的收获甚至惠及终生。
毕业后，我和张其劭、刘盛纲留校当了老师。几年后，大家都把我们合称为成电园里的“刘关张”，我想，是因为我们几个的教学水平和研究水平在青年教师中是比较突出的，这当然和列别捷夫老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
打开中国微波研究之门
列别捷夫老师从苏联来的时候带来了许多大箱子，打开一看，全是实验器材，比如当时中国还没有的磁控管等器材。我校微波实验室最初的框架基本是用老师带来的器材搭建的，这个实验室为研究生搞科研、为本科生开实验奠定了基础。当年研究生除课堂学习外有很多实验室工作环节，研究生论文都是实践性相当强的课题。所以，从建校之初，我校就非常重视实践教学和实验环节（这是多年来形成学校人才培养品牌的重要因素）。
由于有列别捷夫老师带来的硬件基础和他精心培养的一批学生，很长时间里，我校微波教研室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同类院系中颇有影响力。
不但如此，老师对整个中国的微波研究影响巨大，可以说他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当年带来的器材中，有一整套波导系统和系列波导元件，这些东西当时国内根本没有，更不可能生产。中苏关系破裂，老师离开学校后，我们对这套系统的几千个部件进行了测绘，画出图纸给校办工厂小批量生产，供应全国的高校和研究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相关单位用的都是这套系统的复制品。我们当年班上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后来绝大部分成为单位的学术带头人。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校也曾认真规划和论证，希望将学校办成万人规模的一流高校，但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没有做到。90年代后，好像一夜之间，学校就突破了万人规模。吴邦国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上讲过一段话，大意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国家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看看我校的50年历史，对这段话的体会就更深了。现在，我们国家国力强盛，但缺乏创新科技，这正是我们高等学校大有作为的时代。目前我们学校万人规模具备了，但一流水平仍需努力，而且任务相当艰巨，需要我们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像列别捷夫老师一样的老一辈科学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仍要仔细回味，继承发扬。
昨天，我们憧憬今天；今天，我们规划明天；明天，电子科大将以新的辉煌面对太阳。
整理安澜
师风师德，山高水长——纪念恩师谢处方先生
吴先良
还记得2003年国庆节前夕，得知谢处方老师逝世的噩耗，心中十分悲痛，于是我和同校的一位教授立即专程飞往成都吊唁。回想几个月前谢老因病住院时，我去成都探视他的情景，犹如发生在昨天，一切都历历在目，没想到，他竟这样匆匆地和我们永别了，我连再见他最后一面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我和谢老最初的相识，是在20多年以前。那时，我是安徽大学选派到电子科技大学进修的研究生班学员，谢老是我的导师。当时谢老除了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担负着繁重的管理工作。他担任新组建的电磁场工程系主任，并在着手创办无线电工程系。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除了忙碌，就是谢老讲课从来不看讲稿，他上课，来时两手空空，去时带着两手粉笔灰。但他严谨的教学推算和行云流水的讲课艺术以及深厚的学养和清晰的记忆，令人叹服，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倡导先进的教学理念，主张为人才迅速成长创造优良环境，提倡培养人才要一代超过一代，要不断更新知识，鼓励青年人迅速接班成才。
由于谢处方老师德高望重，学养深厚，国内一些大学、研究所、工厂等机构邀请他讲学和指导硕士、博士生。1990年，安徽大学聘请谢老为兼职教授。谢老当时就看到电磁散射研究的重要性，建议结合本校综合教学与科研实力，开展相关方向的教学及科研。从此安徽大学开始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科点的建设，一步一步，从无到有。谢老非常注重学术交流，鼓励年轻教师和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有益的专业学术会议，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同行，同时从同行那里了解到最新最前沿的知识。1996年、1999年安徽大学先后两次成功地举办了全国天线理论、电磁散射与逆散射学术会议，对安徽大学在这些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谢老为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做了很多不可或缺的组织指导工作。
从1990年起谢老每年都到安徽大学授课两到三次，每次都集中授课近一个月。安徽大学校园里有一个幽静的留学生招待所，谢老每次来讲学就住在这里。每天上午，他总是闭门备课；下午穿着一件浅蓝灰色中山装，提着黑色的公文包，由学生陪他步行10分钟到教室讲课。当时教学地点选在电子系五楼会议室，谢老在80多岁时仍能不间歇地从一楼走到五楼，稍作休息后，便开始讲课。每次2至3课时，每堂课一个小时谢老几乎一直站着授课。谢老讲课声音不大，却非常儒雅、有力，思路清晰，而且从不拘泥于某本教材。尽管每次集中讲学时间仅一个月，却给了每一位学生很好的专业思想启迪，赢得了每届学生的敬爱。每年研究生论文答辩，谢老师都亲自前来，认真审阅学生论文，提出很多宝贵的指导性意见。有一次，谢老师带病坚持参加学生论文答辩，让在场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非常感动。他的言行向我们展示了一代宗师的风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谢老退休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仍不忘自己的志向，每天都阅读大量的中外文资料及相关书籍。近年来我国对电磁散射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视。谢老注意到电磁散射计算方法方面的书籍较少，不顾84岁高龄，笔耕不辍，对电磁散射理论及计算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出版了专著《电磁散射理论与计算》。这本书是谢老在安徽大学兼职以来，多次修改他的相关讲义的成果，对电磁散射理论及计算方法做了详细介绍，是该方向研究生一本好的教科书。因此，该书的出版在我们看来凝聚着谢老与安徽大学的一段渊源，也蕴藏着我们师生之间绵绵的情谊。
谢老一生历经坎坷，度尽劫波，却有着平和的生活心态和良好的生活习惯，重视体育锻炼，这也是他之所以在七八十岁仍然活跃在教学以及学术交流第一线的重要保证。谢老曾说过他健康的最大秘诀是步行，每天餐后步行一小时是谢老的必修课。谢老爱好旅游，具有旅游者应具备的所有品质：坚强的毅力、良好的体质和健康的体魄。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谢老1998年游庐山，作为80多岁的老人，他不让人搀扶，坚持自己步行往返三叠泉。事隔多年，当年庐山轿夫对谢老由衷的赞叹仍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