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师生情——忆我的导师列别捷夫
刘盛纲
1955年，我从南京工学院毕业，留校担任助教，讲《电子管理论》和《电子管设计》两门课。1956年初，校领导把我叫去，说组织上要调动我的工作。原来，根据中苏友好协议，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专家列别捷夫教授将在中国大学里开设微波电子学课程。按计划，不久列别捷夫教授将到中国，需要一个懂专业的人做翻译，学校考虑让我去，同时跟随专家学习，为中国自己的微波电子学研究做准备。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来说，能跟随苏联专家工作和学习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但听到这个消息我却有点傻眼，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不行，因为我不懂俄语啊！建国初期，由于中国与苏联同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交往也较多，国内大多数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学习俄语，但我中学时代学习的是英语，考上浙江大学（后院系调整到南京工学院）后，教务长苏步青教授要求，大学入学外语成绩在60分以上的学生不用再学习外语，所以大学时代我没有再学习英语或者俄语。
我不懂俄语的情况是领导也没有料到的，但他当时就对我说，俄语你以后也要用，那你就学吧。我说，怎么学？他当即拍板：你立刻办脱产手续，找俄语教研室主任帮你联系安排学习。
当我办完脱产手续找到俄语教研室主任时，主任直接给我一本8开本一寸多厚的教材，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为出国留学人员编译的两年制学习课本。他对我说，联系了几个学外语的地方，都说没办法在几个月里培训出专业翻译，只能靠我自学。面临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觉得不能辜负国家的信任，也非常希望能跟随专家，所以当即请教了一些学习上的问题，之后就开始自学。
南京的天亮得很早，每天清晨6点多，我就抱着课本登上南京工学院大礼堂背单词，吃过早饭以后学习语法，每周日到俄语教研室主任那里去答疑。学了两个多月，觉得这样也不行，就找老师要求练习口语，他就找了一个白俄老太太，我每周一次到她家里用俄语聊天对话。就这样，21岁的我一边认真学习枯燥的语言，一边憧憬着俄国专家的到来。
8月上旬，教育部一纸通知到学校，说列别捷夫到北京了，叫学校派人到北京接洽。南京工学院立即派我一个人北上。火车哐哐当当一路摇晃了三天才到北京。当时我没有想到，从此后，我就成了“成电人”，和我的导师列别捷夫一道，与远在四川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结下50年的情缘，直到今天。
第一次见到列别捷夫，是在北京国防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四局的友谊宾馆。那天，我敲开列别捷夫房门，一个年轻的苏联人开了门，光光的头，圆圆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大我12岁的列别捷夫。这是我和教授的第一次见面。
在第二天的见面中，列别捷夫教授仔细询问了我的学历和专业学习，我向教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听过微波专业的课，自学了相关知识。最后，教授对我说，你的俄语还要加强。这时我也逐渐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此时，教育部关于列别捷夫教授到哪里去的争论却开始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工学院和正在筹建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几所学校都希望专家到自己的学校去，教育部领导也在犹豫：成电的房子还在建设中，派这样级别的专家去是否合适？是留北京，还是到南京工学院，几个学校都在争，怎么办？于是列别捷夫教授就分别到几个单位考察。考察结束后，列别捷夫在相关会议上谈了自己到几个地方考察的感受。他说，综合来看，北京的条件最好，大学里微波电子学的相关实验可以开展；南京工学院其次，有相关课程，实验也准备开展；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条件最差，学校还没建设好。他说，他到中国来，是代表苏联人民来支援中国人民搞建设的，当然就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成都什么都没有，最需要支援，他当即决定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作。
列别捷夫教授做了这样的决定后就动身到成都去工作了，这时，他对我说，你能不能胜任专业翻译的工作，我还不知道，给你出几道题，做好了，你就和我一起工作，不行，我就请求上级换人。我清楚地记得，教授给我出了三道题，我做得很好，看了我的答卷，他说：“很好，不简单。”就正式决定让我一起工作。
列别捷夫教授一到成电就完全投入工作中，他本着全心全意地帮助中国人民的信念来到中国，并用扎实的工作实践了自己的信念：在中国期间，他不但开设了相关课程，亲自带出了一个研究生班，而且还为来自全国各地如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的进修教师开设了一个进修班，培训了一批该专业的优秀教师。教授治学严谨，他不但要求学生做好课前准备，自己也非常认真地备课，上课时他手里只有一张写着要点的小纸条，长长的公式都是直接在黑板上直接推导。很多学生受教授的影响后来都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
同时，列别捷夫教授随身带来了两套相关实验设备，直接用来开设了微波电子学的相关实验课，他还带来了3公分雷达和波导器件的全套图纸，有的直接拿来在我校工厂开工生产波导元器件。教授培养出的这些人和带来的这些仪器设备和图纸，为中国的微波电子学研究播下了珍贵的种子——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时，时任党委书记的李传信仍深情地回忆起列别捷夫教授并肯定他的功绩：是他使20世纪60年代末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为中国微波电子学的研究中心，吸引全国各地的研究者前来“朝圣”——也因此，在列别捷夫教授回国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授勋，感谢他给予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教授1958年就结束任务回国了，和教授一起工作的那两年间，我一分钟也没有懈怠，一分钟也没有浪费，基本上每周要跟随教授翻译两三次授课和两次答疑内容，笔译教授的讲义，同时还要完成自己的学业。我以加倍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学习和工作，赢得了教授的赞赏，也和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曾数次到苏联拜见教授，最后一次是在苏联解体前期，他把他的女儿、女婿、孙女叫到一起宴请了我。
跟随列别捷夫教授一起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很短，但对我来说那段日子却是取之不竭的知识和精神富矿。那段时间里，教授指引我选择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奠定了学术基础，继承了严谨的科学态度。列别捷夫教授也一直以我为骄傲，他曾对我说：“我很高兴，在中国培养出了一位院士。”
整理安澜
张煦院士的故事
陈艾
20世纪50年代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走进图书馆常常见到两个非常触目的名字，这便是张煦和陈湖，这两位教授也是闻名全国电讯业界的顶尖人物，张教授编著出版的通讯工程类专著达40余种，再加上再版和重版就难以统计了，著译近900万字。这两位著名学者1956年均从交通大学调来我校，一位留美、一位留德，英文基础都相当好，由于1951年全国高校教改后大力推行苏联教材，不通俄语的教授们只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突击，便能成功地翻译俄文教材在高校中使用。陈教授后来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张教授则因为历史的不公，在我校未能尽显才华、发挥作用，“文革”后由于上海交大对他的了解与赏识，1978年便被调回他的母校。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上海通讯学会名誉理事长，他被业界称之为“中国通信界元勋”，是当之无愧的。作为我校的老校友及通讯学院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成电工作了20余年。我们应对老人家寄于深深的怀念，他的作风值得弘扬，他的业绩和成就也十分值得学习。
对于熟悉张院士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他勤奋好学、严谨治学、紧跟时代、不断求新的精神。当年他年过半百，眼睛高度近视，阅读时眼睛只离开书本不到20cm，但即便是在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仍抓住机会坚持阅读国内外最新资料，不停笔耕。从他的论著年录中可见，即使在最困难的57、65、77年期间，还出版了《长途电话设计基础》《载波机晶体管电路设计原理》《数据传输基本原理》三部著作。七十年代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进入发展的大好年代，张老师又有了发挥作用的机会，为四川眉山505厂编写出口产品英语说明书，解决了工厂的燃眉之急，厂方还邀请老师半月至一个月去厂做一次指导工作；为原二系教师开办了科研和英语培训班；为930工程科研组赶译英语资料。在那段日子里，张老师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到处传播数据通讯的新知识、新技术。曾在我校工作的华中科技大学张绪礼教授多年后曾很感慨地告诉我，当年有一次在主楼门口遇到张煦老师时，只见他满面红光，喜形于色地向他表白：“告诉你，党又用我了！”这席话令张绪礼老师感慨万分！
张院士是我国长途电讯领域的权威，然而他一直孜孜以求，一直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永远站在学科的最前沿。1934年于交通大学毕业后，分别于1937年和1940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40年代就在国内首开《无线电工程》《长途电话工程》《电话传输》等课程，及时引用了通讯技术领域刚问世的达林顿网络综合理论等三大经典理论。50年代，结合教学编译出版了《多路载波电话》《通信论简述》（译作）等12部高校教材和科技参考书。60年代他敏锐地看到晶体管技术对于通讯技术的革命性作用，率先在我校开设了《晶体管电路》课程，并编著出版了《晶体管电路分析》和《载波机中晶体管电路设计原理》，当时即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70年代，数据通讯技术初露锋芒，他又翻译出版了《数据通讯原理》《数据传输》和《通信传输系统》三本美国名著，前者为国内第一本数据通讯系统专著。80年代初，光纤通讯在国外兴起，他又马不停蹄地相继出版了《光纤通讯原理》《光纤通讯系统》《光纤传输系统设计》《管线通信技术词典》等。90年代，80高龄的他还编写出版了《光纤通信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与大学教育》《信息高速公路》等七本著作。
学术上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就，而作风上则十分平和和低调，生活上也极其简朴和实在。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99年我已86岁，家住沪东虹口，学校则远在沪西徐家汇，但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每天上班，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吃点泡饭、萝卜干，喝一袋牛奶后，乘校车上班，自己泡开水和到食堂排队买碗雪菜面条果腹。中午在办公室内小床午睡一小时。双休日则在家伏案写作，从事少量家务劳动。过着三单生活：即单身、简单、单调。单身生活是很辛苦的，但我不愿麻烦别人，主要靠自己当心。”“对于写作我是订有指标的，每年要写技术文章至少20篇，随笔36篇，总共约20万字以上。”“我的座右铭是：‘多作贡献，少想享受。’”1996年上海交大百年校庆期间，参加江总书记的接见活动时，据说他曾问过总书记，可否穿着中山服和布鞋出席，江总书记则风趣地回答，老师爱怎么着都行。结果那张全体合影的大照片，唯独张院士一人穿着蓝色中山服、灰色布裤和一双蓝色球鞋，这倒是鲜明地显现出老人家独特的风采。
如今，张院士可以说是当今上海交大的一位独一无二的标志性人物。几年前我曾收到校友会发来的一个纪念母校百年校庆的光盘叫《交大有些老房子》，完全是用画面来记录和讲述上海交大的百年历史的，为一个多小时的同声录像。由张煦院士作为主角，亲自用他那略带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做的解读。看后使人感到一种特有的亲切感和权威性。上面提到的那张百年校庆60余人与江总书记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大照片，如今还挂在张老书房的墙上，最前排在总书记身旁就座的，右侧是张煦老师，左侧则是交大早年的朱物华老校长（著名文学家朱自清胞弟），温家宝和黄菊、曾庆红等国家领导人等都坐在他们旁边。这一方面表示了中央领导同志尊师重教的风范，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张老师公认的崇高威望。
张煦院士在他《信息高速公路纵横谈》一书的一篇文章《成电老同事对我的热情关心，使我感激》中，谈到了他和我通信中提及当年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与吴健雄博士相遇的事。这使我想起一段关于张老师与吴健雄特殊友情的故事。1981年5月我有幸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进修，行前回上海时曾专门请我的一位老师、著名画家丁浩教授为我作画，作为送给指导老师Pask和 De Jonghe的礼物。丁老师告诉我，如果到美国能见到袁家骝先生，请一定代向他问好，因为此前袁去沪时丁老生病住院而未能相遇。我当时纳闷，袁先生是大名鼎鼎的吴健雄教授的先生，偌大的美国，素昧平生的我能和他们相遇，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可事情居然奇迹般地发生了！1981年5月上旬，当我走进成都双流机场大厅时，公告牌上竟赫然写着：“请袁家骝先生速去机场办公室取机票”的字样。不久，便见到一位中等、微胖身材，一头银发，戴着金丝边眼镜，面目慈善的老人款款走来，来者竟然就是袁先生！我冒昧地向他作自我介绍后便随意地交谈起来，由于袁先生也有一段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历，所以话语很是投机，这样就又一同签了邻座机票，有机会在整个旅途之中继续交谈。作为一个十分有名望的外籍长者，对于一个素昧平生的后生，竟然如此平易和亲切，真使我始料未及、受宠若惊。一路上老人家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了美国、加州，甚至伯克利大学的情况和需要注意的细节，使我受益匪浅。更没想到的是，还提起上海交大，他居然会知道张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