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城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当时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全面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20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前敌军委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军阀战争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会议当天，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又向中央提出“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区，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并建议中央：“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报告中特别强调“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3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敌军大部调离赣南。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陈毅接到了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突围出来进占瑞金之后的来信。于是，毛泽东等决定撤离长汀，回师赣南，建立赣南根据地，并使赣南根据地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的群众割据。
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长汀回师赣南，行进一天就到了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师。会师后，前委决定，将彭德怀所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德怀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并决定，红五军“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
4、反对“二月来信”
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艰苦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广大指战员，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4月3日，毛泽东、朱德在瑞金收到2月7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中央的“二月来信”。来信中对形势的基本分析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由于这种悲观的估计，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离开部队到上海中央，把红军分成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以待时机。中共中央对红四军被强敌追击的形势，所做出的悲观估计，乃是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时所作的指示起草的。布哈林这个指示，当事人周恩来是这样说的：“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
毛泽东显然不同意中央二月来信的内容，经召集前委开会讨论后，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复信，向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组织力战斗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的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部却袖手不去领导，由赣南、闽西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
“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我们部队是集中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大于我们的损失。……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在报告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直至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伟大的战略计划，这也是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只是关于一年为期争取江西的计划，毛泽东随即感到有“一些急躁性”。
1930年1月5日，他便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里又做出具体说明，以补其不妥：“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5、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8日，红四、红五军由瑞金开到于都，毛泽东随即召集了有赣南特委和中央军事部派来的岁寿男参加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蒋桂战争的形势，又一次做出了红四军争取江西的决定。下令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同时，会议根据彭德怀的要求，决定红五军回师井冈山，恢复和扩大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
4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三纵队从于都来到兴国县城，住在潋江书院。在兴国县城，毛泽东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同时他在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布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里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明确指出了打击的对象是地主阶级，使农民群众认识到土地革命代表了自己的利益，也就争取了中间阶级，有利于集中打击地主阶级。所谓“公共土地”，是指在旧中国，有政治性的，如反动村、乡政府的土地；有名为“社会公益”性的，如义仓田和供修桥补路费用的土地；有教育性的，如学田；有宗教性的，如各类佛门教会的庙宇田；有宗族性的，如祠堂名下的公堂田。这些所谓的公共土地，其实大部分都掌握在豪绅地主与富农手里，农民无权干预，正如毛泽东所称的“死地主”。毛泽东说：看起来，兴国的“死地主”也不少。这些“死地主”的田不平分给穷人的话，多数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为了贯彻《兴国土地法》，从组织上、理论上培养土地革命的骨干力量，毛泽东又亲自在兴国城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主要课程有国际国内形势讲话、农民问题及土地革命、党的组织和纪律、革命武装与革命政权。毛泽东不仅编写了大部分教材，还亲自登台讲课。接着，毛泽东又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其主要内容有：
（1）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民主政府；
（2）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
（3）建立和组织革命的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
（4）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地累进税；
（5）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革命政权。
4月中旬，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诞生，《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作为革命政权的施政大纲，迅速在兴国等地贯彻实施。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于都、兴国、宁都三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赣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正当赣南革命浪潮不断高涨之际，蒋桂战争告一段落。江西方面的敌人大部分返回，并以4个旅的兵力向红军推进，企图围歼红四军主力。而5月13日，在广东又爆发了粤桂战争，紧邻粤东地区的闽西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先后投入了这场混战，造成闽西敌人力量空虚的局势。同时，毛泽东等于5月18日收到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人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书面报告，并请求红四军再次入闽。
审时度势，根据情况变化，决定红四军第二次入闽。5月19日，红四军从瑞金的武阳越过武夷山，急速向闽西挺进。5月22日傍晚，来到龙岩城西30华里的小池。晚间，毛泽东、朱德等在小池圩赞生店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临时特委派来的代表介绍龙岩城陈国辉部的近况，决定乘龙岩城内陈部兵力不多，攻打龙岩城。
5月23日凌晨，毛泽东在小池圩边的大草圩，向全军作了攻打龙岩城的战前动员。随即，部队按计划分两路行动，悄悄地直奔龙岩城。激战至中午时分，红四军胜利结束战斗，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当日下午，根据毛泽东诱敌回巢、待机全歼的指示，红四军主力撤出龙岩城，相继攻占湖雷、永定，并在永定成立了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扩大了战果和政治影响。
红四军撤出龙岩城后，龙岩地方反动武装和陈国辉部一部分主力，在“失而复得”中又得意忘形起来。不期，毛泽东、朱德命令红四军三纵队会同地方革命武装于6月3日第二次攻下龙岩城，并于6月5日成立了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红四军二进龙岩之后，奉毛泽东、朱德的命令，再次撤离龙岩城，一则扫清龙岩外围的反动民团，二则让开永定龙岩的大道给陈国辉回来，以便聚而歼之。不久，红四军第四纵队在新泉宣布成立，傅柏翠任司令员，李力一任党代表。
6月间，陈国辉所部在红军骄兵之计的“引导”下，趾高气扬地回到龙岩城。红四军前委见歼敌之机到来，即于6月18日指挥部队从新泉回到小池，三打龙岩城。6月19日拂晓，已完成包围龙岩计划的红四军发起总攻。四面楚歌的陈国辉扮成老百姓的模样潜逃，200O余部下则全部被歼。红军缴获了迫击炮4门、机枪10挺、步枪900余枝、子弹不计其数。这是红四军进军闽西以来的又一大胜仗。
红四军三打龙岩的重大胜利，震撼了闽西地区的反动统治基础。不久，毛泽东来到闽西，与闽西特委一起，领导闽西的革命斗争。在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努力下，闽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到1929年11月，闽西根据地已由龙岩、永定、上杭3个县扩大为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