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革命的危险之际
1、交臂之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1927年7月中旬，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终于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坐以待毙。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8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得联络。”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50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50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
8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他装扮成商人，从武昌搭船过江到汉口，去湖南会馆接头。
8月5日，中央地下交通员来到湖南会馆，与毛泽东接上关系，把他带进汉口三教街41号“治和新房”（今鄱阳街13号）。一楼是个印度人开的绸布店，楼上是武汉国民政府苏联农民运动顾问洛蜀莫夫的住处。洛蜀莫夫已回国，家中只有他夫人洛蜀莫娃，会场由前后相通的两间正房组成。
毛泽东走进会场，正在忙碌的中央秘书处处长邓小平告诉他：会议的任务是彻底清算党在过去的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当局注意，代表们进入“怡和新房”后不能随便外出，开会、吃饭、睡觉都在会场内。
与中央接上关系后，天色已近黄昏，毛泽东赶紧往回走，正匆匆地走在汉口的一条街上，忽然从前面不远的巷子里闪出两个人，并朝他迎面走来。毛泽东发觉这两人行迹有些可疑，便打算拐进旁边的一条巷子脱身，但又怕引起他们的注意。于是，心一横，大摇大摆地迎着他们走了过去。
这两个可疑人果然是汪精卫的便衣特务，当时毛泽东乃国民党反动派重金悬赏缉拿的“要犯”之一，他们正是要搜捕毛泽东的。
正当毛泽东和两个特务擦肩而过时，一个特务突然拉住毛泽东的一条胳膊，气势汹汹地问道：“看见毛泽东没有？”
当时，毛泽东心中一震，但又立即镇静下来，因为对方的问话表明并没有认出他的迹象。于是，他临危不惧、急中生智，从容地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走过去的。”两个便衣特务信以为真，只是狠狠地盯了毛泽东一眼，便放开手，急忙地朝着那条小巷子追过去。
毛泽东也乘机从另一条小巷走过去，并且拐了几个弯才到船码头，渡过江，平安地回到了武昌都府堤41号自己的家里。
到了家里以后，毛泽东把与特务狭路相逢、化险为夷的事讲给杨开慧和保姆孙嫂听。杨开慧、孙嫂她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不时地插问。直到毛泽东讲完这件险事，杨开慧、孙嫂她们才把吊在嗓子眼上的心放下来，呼出了长长的一口气，说：“多悬乎！”毛泽东又说：今天我这样的商人打扮，也起了蒙混过关的作用，要不然真危险呀！
毛泽东最后还说了一句：看起来这里也不是我们久住之地了，要准备搬家。当然，要听中央安排！
2、参加八七会议
8月7日，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罗亦农、任弼时、蔡和森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20人出席该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记录。开会前，毛泽东经过深刻反思，认为大革命失败宣告陈独秀等“领袖同志”的主张是错误的，而被他们否定的、自己经过一个月实地调查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恰恰证明是正确的。这在他的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迷信，从而确立了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的思想。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又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而且善于抓住主要问题。他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四个方面，切中要害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却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真可谓“殊途同归”。他从国民党反动派掌握大量军事武装和屠杀共产党、工农领袖的事实出发，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意见，强调指出：“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毛泽东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军事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其一，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抓军事，放弃对军事武装的领导权，当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国民革命时无力反击，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二，湖南几万农民围困长沙的失败，完全是陈独秀等“书生主观的错误”造成的。其三，蒋介石、唐生智是靠枪杆子起家的、并且紧紧抓住武装不放，时机一旦成熟立即转向反动，把刺刀搁在共产党和工农的脖子上，实行法西斯镇压。从以上三个方面，得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从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的这个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要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必须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八七会议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时，毛泽东提出彻底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从根本上取消地主土地占有制，不仅应当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为议决案所规定），而且应当同时解决小地主的土地（议决案只规定“减租”），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建议大中地主的标准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小地主问题实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但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写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3、制定秋收暴动计划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担起了这一新任务。40多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到中国的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在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借着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与他们的会商，拟出我党第一个地方性的《土地纲领草案》。其主要内容是：（1）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2）“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手人口少于土地之乡。”（3）“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
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通过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8月18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仍规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省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都要有基础，因此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和党内普遍的看法都认为暴动应该主要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