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上午，两千余工人又到教育会坪开会，决定“如本日公团会议仍无结果，再向省署请愿”。下午2时，派出任树德、仇寿松、朱有富、杨福涛等12个代表去政务厅坐催公团会议，扮着工人模样的毛泽东就在他们中间。在谈判时，毛泽东手执赵恒惕的省宪法，为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进行辩论。毛泽东“代表工人讲话，讲得头头是道，句句有理，弄得政务厅长吴景鸿哑口无言，理屈词穷，他只好使诡计，转个弯问：‘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随便答了个姓，接着说：“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政府解决工资问题。”谈了3小时，还没有结果。工人在教育会坪用电话警告吴景鸿无结果，只得来署请愿。至晚8时，吴景鸿在工人群众的催逼下，只得应允：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毛泽东便当场将代表与吴的谈话记录下来，由吴过目，并声明长沙县告示无效，工人有营业自由。于是代表一边将谈话记录带往教育会坪向工人报告，一边撰写呈文，交赵恒惕批。
第二天，湖南《大公报》就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长沙泥木工人呈省长文》。要求：“营业自由”，“承认三角四分工价”，“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呈文”特别指出，此次请愿要求营业自由，是根据“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文中将主要矛头对准长沙县署，写明：“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等语。这是一种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相结合的策略。
10月25日上午，仍由毛泽东和任树德等代表到政务厅，催吴景鸿将“呈文”批准。当吴景鸿送赵恒惕阅后盖印时，毛泽东等发现阅批中有“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得专由该工人等一面加以限制”两句，认为后句“万不可存，力争请删除”。在理屈词穷情况下，吴厅长乃承认删除其末句，并对工人群众说：“营业自由，省宪已经规定，官厅当然不应限制。”谈判签字后，工人一齐拥向长沙县公署示威，欢呼“‘罢工胜利’、‘劳工万岁’，声震屋瓦”。旋“回教育会大坪”开庆祝大会。10月26日发出复工布告。
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胜利，鼓舞了长沙各行业工人和湖南各产业工人，使全省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开展，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信更加提高了。原来许多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工人，现在也相信共产党了。
4、粤汉铁路工人和长沙铅印工人罢工
粤汉铁路在1920年12月、1921年3月及10月曾举行过3次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及武汉分部都很重视粤汉铁路武长段的工人工作。1921年秋，两个分部分别在武昌徐家棚和长沙新河办工人夜校。1922年5月，徐家棚、新河又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8月，岳州亦有工人俱乐部，郭亮任秘书。
在全国罢工高潮和粤汉路前次罢工的打击下，粤汉铁路武长段一位姓王的局长深感工人组织起来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千方百计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阻挠工人运动。王是天津人，他利用同乡关系，拉拢部分工人在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企图将外省工人尽力排出，用他的同乡亲信担任要职，还暗地指使爪牙行车监工张恩荣、员司（翻译）苗凤鸣多方刁难外省工人，迫使他们离开路局。张、苗二人依官仗势，一面纠合少数未觉悟的同乡工人，组织“工人研究所”和“粤汉路职工联合会”，结成帮派；一面大肆造谣惑众，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妄图借此分化瓦解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还收买一批流氓，无故向工人挑衅，因敲诈不遂，给工人强加罪名，任意开除工人等。在1922年9月，工人群众的愤怒与反抗情绪，已经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根据上述情况，郭亮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
毛泽东这时直接领导长沙新河站的工人工作。他得到郭亮的报告后，同意这个估计，便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动员徐家棚工人起而响应，并迅速统一粤汉路工人的组织，以便行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岳州工人俱乐部联合全粤汉铁路工人于9月5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3日内撤办张、苗二人，若不做出圆满的答复，则实行全路总罢工。9月6日，粤汉铁路新河、岳州、株萍、徐家棚的工人俱乐部，发起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了6条政治、经济要求，准备罢工。3天过去了，交通部和路局均无动静。8日，俱乐部联合会举行会议，决定全体罢工。9日，全路车辆停驶，锅炉熄火，工厂停工，罢工开始。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他们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把罢工斗争的锋芒指向鄂段路局和盘踞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匆来干涉”。从而使得湖南军阀赵恒惕在这次罢工中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立。
10日晚，王姓局长唆使“工人研究所”部分工人接手开车，并武装押运。郭亮即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作卧轨斗争，遭到军警镇压。毛泽东得到岳州惨案的消息后，即派何叔衡速赶武汉，找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的问题。他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继续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3日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工人俱乐部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惨杀工人的罪行。“报告毕，各工人莫不切齿痛恨，当经一致议决，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休”，“并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名义，通电全国，请予援助。”同时还派出三个代表到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协助工作。
在安源、武汉及京汉铁路的援助下，粤汉铁路工人19天罢工终于获得胜利。1922年11月1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总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各工会都派代表参加。
毛泽东主办过期刊，平时与报馆来往又很密切，因此，对铅印工人生活十分熟悉，对他们的痛苦知之甚详。1922年9月21日，他帮助铅印工人300多人成立了铅印活版工会，自己兼任秘书。1922年11月19日，铅印工会开会，决定“要求报馆提早发稿时间、店主增加薪水，减少工时”。21日，派代表邀请各印刷公司的老板同他们进行谈判，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并将“要求十三条”及公函“递与各经理，请在三日内答复”。谈判未能使工人取得满意的结果，于是工会负责人遂与毛泽东紧急商议，决定罢工。
当时报纸上有关罢工斗争的报道。11月25日，铅印工人宣布罢工。“全城印刷局十余家同时休业，报纸十余家亦同时停动”。据当时参加这一斗争的老排字工回忆：当时官方以为工人只会停工二三天，就会因感到吃、住困难而不能坚持，所以起初不闻不问。殊不料工人们已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老早防备了这一着，全市三百多铅印工人的吃、住并没有发生困难。”坚持八九天后，他们看见工人还没有复工，心里慌了。一方面派军警来强迫工人复工；一方面又联合各印刷厂的资方，企图把印刷品转至湘潭付印，以恐吓和要挟工人。“当时小部分工人慑于军警的武力，又恐怕官方和资方真的把印刷品转至湘潭去，打碎了自己的饭碗，便动摇起来”。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形后，便及时告诉大家。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如果中途妥协了，以后就莫想获得胜利了。军警虽用武力强迫，但是只要大家奋力坚持，他们还是无可奈何。至于说把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事实上不可能，而湘潭的工人也不会接受。大家听了毛泽东这一劝告，“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工人的“力量更坚强了”。
印刷工人罢工，社会上因无报纸可阅，反应强烈。报界和印刷业资方因利益受损，对各印刷公司和有关政府部门催促甚急，罢工工人也有不少实际问题，都有从速解决之要求。因此，毛泽东自始至终采用两手，一手发动、支持工人坚持罢工斗争，一手“发起调停”，进行谈判。
罢工的第三日，毛泽东即开始发起调停。据当时湖南《大公报》报道：“劳动组合（书记）部毛君泽东，邀本报张君平子从中调停，磋议良久。毛君只允将齐稿时间改为中外新闻午后五时，本省新闻午后九时，余均不能退让。张君当将修改条件转交印刷同业会与报界联合会。印刷同业会以条件既未退让，无调停之可言，报界联合会以限定交稿时间”，“不能承认，调停于是中止”。
12月9日，“毛泽东又发起调停，参加调人之列者，除毛君外，有报界之张慎庵、陶孝宗、张平子；铁路界之卢士英；机械界之王麓生；石印界之朱菊和、陈和清、刘自安，邀集印刷同业会代表十三人（每家一人），铅印活版工会代表十三人，于九日下午公开谈判于省教育会”。谈判会“将工人要求条件逐条讨论，自午后一时起，至十二时止，始得结果”，“当场双方签定草约”，11日“复签定正约”。
当时的报纸还报道：签约时，印刷“公司代表，以工人大获胜利，虽未发表反对之言论，心中不以为然，故当签字之际，代表都悄悄逃席。十三家印刷业，签字者仅湘鄂、吟章、彰文、汇同四家”。“工人本有宣言，如有一公司不肯签字，一报纸不肯出版，和议虽成，亦不上工。后经毛泽东示意，签字者一律于十二日开工（各报于十三日出版），盖亦明知要资本家方面全体屈服，虽再坚持至于一年，必无效果”。而“工人都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可，工人亦从而可之。故此项毫无办法之工潮，居然有解决之道”。
12月12日工人正式上工，铅印工人的罢工斗争，前后坚持17天，最后获得胜利。
三、扩大湖南工人运动
1、开展请愿斗争
为了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毛泽东积极筹划成立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在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开完之后，株萍路的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各工会代表一致赞成。随即在新河粤汉铁路总工会内开工会联合会代表会议。“列席者：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卢士英、毛子任（即毛泽东——编者）；岳州铁路工会代表王俊岭、黎有德；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表朱少连、李涤生；长沙泥木工会代表黄志信、任树德；理发工会代表童继发、阳秋生；笔业工会代表郑应奎、贺佳；人力车工会代表黄德仲、张长生；缝纫工会代表张汉藩。”在会上毛泽东被推为会议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了演讲。会议一致表决下列3项：（一）凡产业工会及职业工会均有加入本联合会的资格；（二）推粤汉铁路总工会担任起草简章；（三）推粤汉铁路总工会负召集第二次代表会议之责（以本日为第一次代表会议），即由第二次代表会议议决简章，然后再定期开成立会。”会议之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
11月5日召开工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粤汉铁路总工会、岳州铁路工会、新河铁路工会、株萍铁路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泥木工会、理发工会等9个工会的代表。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等任各部正副主任。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正式成立。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从此，湖南工人运动有了自己的公开司令部，凡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解决时，他们往往说：“找工团联合会去！”“我们听工团联合会的命令！”湖南的工人运动亦日益组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