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苏联结盟
1到达莫斯科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来电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立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全权大使。接着，蒙古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都相继来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0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建立伊始，全国人民投入紧张而热烈的经济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访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12月6日，毛泽东偕陈伯达(当时陈的头衔是教授)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将经东北的满洲里，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12月16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打12下时，火车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在车站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因天气太冷)欢迎仪式。
1949年10月16日，第一个承认我国并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苏联驻我国首任大使罗申向毛泽东呈递国书。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上车慰问，迎接毛泽东。他们知道毛泽东在路上感冒，身体不适，因而向毛泽东解释说，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须绕行一趟，也无须答礼。如愿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报社发表就行了。
毛泽东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表示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后指出：“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泽东。
6时整，厅门大开，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这是很破例的，因为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他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信任及特殊的礼遇，所以特地做了这样的安排。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坐。斯大林坐在毛泽东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中方官员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这次，使人感觉到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较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毛泽东、斯大林在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招待会上。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寻底，但毛泽东没有再回答。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由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是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5亿人签署这样的条约？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由此产生一些隔阂和不愉快。
从此，两位伟人沿着各自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
当时凑巧遇到一件预料不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开始有些着慌。
毛泽东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之一，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道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当然要引起世人的种种猜测。
大家为此很着急。王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
在《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讲：“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政治空气为之一新，谣言不攻自破。
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和毛泽东谈话，询问毛泽东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
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总理可以不来。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总理可以来。”
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说：“是的。”
毛泽东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周恩来晋谒列宁墓并献花圈。同时又谈到毛泽东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米高扬提议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即地铁)、集体农庄及和苏联各负责人谈话。毛泽东到苏后还没有出门单独看望过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
他们走后，毛泽东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总理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1月11日，毛泽东晋谒列宁墓并敬献花圈，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会见什维尔尼克是纯礼节性的。在决定周总理到莫斯科后，斯大林第二次给毛泽东打电话，征求毛泽东的愿望和意见。
毛泽东得知周恩来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后，就准备外出旅游。1月14日乘火车离莫斯科北上。
15日，毛泽东在王稼祥、陈伯达等陪同下抵达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迎接。
毛泽东在列宁格勒短暂停留，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文化宫、艺术宫及卫国战争遗址，16日启程，翌日回到莫斯科仍住在姐妹河斯大林别墅。
2《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同毛泽东已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东北外贸部处长常彦卿、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外贸部机要秘书苏农官、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东北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东北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和警卫参谋何廉等同志。毛泽东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毛泽东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泽东同周恩来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立即投入了工作。
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毛泽东、周恩来即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和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做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恩来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的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的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于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中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海参崴、伯力、赤塔等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的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争先恐后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和维持了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开设领事馆。曾担任驻赤塔中国总领事的徐介藩说：苏方按老习惯，把一切外交人员都当作外国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行动极不自由。所以他只在赤塔工作了不多的时间，就不愿返任了。
毛泽东对苏联的这些做法是有意见的。
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泽东参加会谈。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恩来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恩来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开始，苏方按周恩来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方看。
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