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毛泽东的心态，不难感到在毛泽东许多表露自己的谈话中，这段话则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抒情意味，在其他的谈话中是很少有的。
如果我们再对照一下毛泽东1921年初写的一首《虞美人》，或许能真正体会到毛泽东对北海、故宫、白梅、垂柳的美好记忆给他带来的“补偿”：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一个28岁的青年有着如此忧郁缠绵的情思，只能有一种解释：他在恋爱。
毛泽东自己也向斯诺承认说：“我在这里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的女儿。”
1918年冬天的北京因着毛泽东爱情的勃发而显得春寒料峭，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清贫生活也因杨开慧所给予的情感上的慰藉而显得丰富多彩。
毛泽东和杨开慧相识已久，早在1914年21岁的毛泽东考入一师成为杨昌济的学生时，就经常到“板仓杨宅”去看望老师，也常常见到杨开慧。那时的杨开慧还是一个12岁的少女，很难说他们当时有一见钟情的感觉。他们的交往因杨昌济和毛泽东的师生关系也形成得十分自然，相互的了解是逐步加深的。真正使两人产生出别样情愫还是在北京的异地重逢。毛泽东终于把对爱情的渴望变成了实际的行动，他不断地给杨开慧写信，倾诉自己的相思之情，北海、故宫也就留下了两人漫步的身影。在杨开慧看来，毛泽东是个不平凡的男子，她是在读了他的日记和文章后爱上他的。杨开慧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小聪慧好学，一身傲骨，她超凡脱俗的个性使她对生活和爱情有着自己非同寻常的见解。
杨开慧生前曾写过一份自述，她特别谈到她十七八岁，也就是1918年、1919年同毛泽东定情、恋爱时候的心情：
“我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婚姻开始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吗？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还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
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右)、次子毛岸青合影。“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杨开慧与毛泽东的恋爱大约经过了两年的时间，1920年的冬天，两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结成了夫妻。婚后，杨开慧随毛泽东辗转奔波，并为他生了3个孩子。1927年秋天，白色恐怖异常残酷，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接受党中央的指示和湖南省委决定，匆匆离别了杨开慧去领导秋收起义了，这一别两人再没有相聚。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湖南军阀何键提出，只要杨开慧断绝同毛泽东的夫妻关系，就可不杀她。杨开慧回答：“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11月14日临刑前，杨开慧坦然地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后，不要做俗人之举。”
毛泽东知道噩耗后，用“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表达了他失去爱妻的痛切感情和内心的遗憾，成为毛泽东一生一世挥之不去的情结。
二、湖南五四运动的旗手
1、勇斗“张毒”
191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送走第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之后，回到了湖南。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最为关注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然而，由英、法、美、日、意等国主宰的巴黎和会却成为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战胜国的地位，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撤除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要求，竟规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交给日本。而昏庸的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束手无策，居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它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的不满和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首先起来了！他们联合了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3000余人和市民，高呼“废除二十一条”走上街头，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当游行的队伍走到曾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处时，愤怒的学生火烧了赵家楼，并痛打了在赵家楼躲避学生的北洋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北洋政府急忙派军队镇压，当天就捕去32人。然而，愤怒的火焰并没有被压下去。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联合实行总罢课。5月6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很快，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各地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严词拒绝，以保主权”。同时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号召，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在湖南的毛泽东听到巴黎和会的消息后，陷入了极度的愤慨之中。他迅即找到新民学会的会员，研究新民学会如何参加到这场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去。他动员大家说：中国外交的失败，是北洋政府腐败造成的，全国的爱国火焰越烧越烈，我们新民学会会员绝不能在旁边看热闹，要组织起来，要行动起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5月7日，也就是4年前袁世凯想当皇帝，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签署出卖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长沙各校的学生举着旗子，高呼着口号，慷慨激昂地走上了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向围观的群众讲演，抗议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从属于北洋政府的皖系军阀张敬尧，见长沙的学生上了街头，非常恼怒，立即派出大量的军警封锁了街道，然后挥舞着棍棒冲向学生。游行的队伍没走多远，就被张敬尧的军警冲散了。
张敬尧是在1918年3月率领直皖联军击败谭浩明的湘桂联军后入主湖南的。他在盘踞湖南的两年中实行暴君式的专制统治，霸占良田，贩卖鸦片，滥发纸币，奸淫掠夺，可以说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搞得民不聊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逃难的逃难，躲兵的躲兵，田不敢种，店不敢开，被逼得妻离子散，卖儿卖女。湖南人没有一个不憎恨张敬尧的，人们不是叫他“张督军”，而是叫他“张毒”。
当5月7日的游行被张敬尧冲散之后，有些同学非常泄气。毛泽东对大家说：我看国家已坏到了极处，人民已苦到了极处，社会已黑暗到了极处，不彻底地改造是不行了！我们此次的游行就是向这旧世界发起的第一次冲锋。我们应该看到，在这场全国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不仅有学生，还有知识分子、工人、市民等广大群众，他们同样被这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震动了。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湖南政治如此的腐败，支持北洋政府的张敬尧不会放弃其主子。我们首先要对付的是张敬尧所施的高压政策，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张敬尧作斗争。
长沙的报纸不顾张敬尧的封锁，于5月9日毅然刊登了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近况，同时发表文章，号召人们起来为中国主权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一为毛泽东。完整以死相争。新闻舆论的支持，使长沙城群情振奋，人们热烈地讨论着，竞相传递着最新的消息。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奔走呼号，紧密结合，决心立即行动起来，再次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张敬尧坐不住了，他惟恐湖南的学生运动会掀起更加强大的浪潮，动摇其在湖南的统治。在大骂了一通报纸之后，他于当日立即召集长沙各学校校长开会，声色俱厉地宣称：如鼓动风潮，恐遭外人诘责。省垣各校学生，不得听信谣言，借青岛问题，引起纠纷。同时，他还勒令长沙各报绝不允许再出现此种情况，有关山东问题的一切消息均不得刊登，为防意外，长沙城从即日起实行宵禁。
面对种种压制，毛泽东认为必须以更加广泛的学生运动来回击张敬尧，才能使湖南的爱国运动继续进行下去。为此，新民学会的会员应积极地活动，联合各校爱国学生建立一个更大范围的组织来发动和领导湖南的学生运动。
在毛泽东的倡议下，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了。紧接着长沙各校学生在学联的组织下，开始了无限期的罢课。随即，湖南全省的学生也进行了总罢课。
当时，湖南学生联合会设在长沙的商业专门学校内，学生会的日常工作多为新民学会会员担任。毛泽东的住处离学校很近，所以他白天多在学校指导学联的工作，有时还住在学校。“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张敬尧恐慌了，下令严加镇压，凡“到处煽惑，淆乱人心，业经当局察觉，正严令侦察总局一体拿办”！准备对学生进一步施以高压。6月11日，为使学生上课，张敬尧又气势汹汹地发布了《告诫学生训令》：“近日青岛问题发生，京津学生多所误会，停课要挟，聚众游行，蔓延宁沪，牵及鄂湘。我湘省学生近为潮流所惑，亦卷入漩涡，三数日间踵起罢课。”“尚有听信浮言，固执己见，荒废学业，游行市街，现值匪氛未靖，本省长为维持治安预防祸患起见，定当遵照命令严加制止，勿谓言之不预也……”
湖南学生联合会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照样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照样宣传爱国，抵制日货，与张敬尧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5日，学联同湖南工商界人士共几千人举行游行，喊出了：“一致对外，大家努力，毋忘国耻，坚持到底；提倡国货，莫置日货”的口号。学联还动员商号的工人积极地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到了7月初，湖南的爱国运动已发展成为由学生、工人、商人等联合行动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7月9日，湖南各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当时参加大会的不仅有学生代表，还有湖南纱业、染织业、轮船业、印刷业等行业的代表，更有泥木行、码头行等工人代表。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国家前途，危险已达极端，须联络一气，共策进行”。大会号召湖南各界人民“推翻武人政治，排除官僚派和阴谋家”，并由各界组织救国十人团、演讲团、检查团和戏剧队，分赴湖南各乡镇宣传爱国思想，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
8月中旬，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长沙各界群众举行焚烧日货的集会。集会开始不久，张敬尧就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他们强行闯入学联撕去标语，捣毁设施，殴打学生，并张贴告示，宣布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查封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同时还没收了刚刚印出的《湘江评论》第五号。
毛泽东听到张敬尧的暴行后非常愤怒，当晚召集学联骨干开会，决定向全国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并致函北京的全国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以争取更大的支持。
此时，毛泽东内心已强烈地感受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业专门学校召开的学联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驱逐张敬尧的问题。他指出：五四运动的不断深入已使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北洋军阀中的派系各怀鬼胎，出现了直、皖两系的内讧，这是驱逐张敬尧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尽可能策动各界人士的支持，驱张运动实际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12月2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示威大会，张敬尧又一次派军队以武力镇压了集会。
连续两天，毛泽东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召开的会议，商讨对策。6日，长沙各校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决定一致罢课，他们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
由此，由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爱国行动，转变成为同张敬尧的实际斗争，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又发展成为有目的、声势浩大的驱张政治运动。
湖南总罢课后，学联迅速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常德、衡阳、广州等地寻求更加广泛的支持，坚决把张敬尧赶下台！
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赴北京，他沿途作了一路的反张宣传。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到达北京后，组织了“平民通讯社”，亲自担任社长。通讯社每天向全国一些主要报刊发稿，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毛泽东和驱张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他们手持控诉张敬尧罪行的标语和旗帜，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积雪，从前门出发，涌向总理府，吓得总理靳云鹏托辞不敢见请愿的学生。与此同时，分赴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的驱张代表团也积极地开展反张示威宣传活动。一时间，省内省外驱张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张敬尧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1920年6月11日，直皖战争即将爆发，原在湘南的谭延闿、赵恒惕步步进逼长沙，张敬尧孤立无援，当晚在一派混乱狼藉中仓皇出逃。
2、主编《湘江评论》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他到修业小学找到了好友周世钊，周世钊问毛泽东在何处居住，毛泽东说还没有定下来。于是，周世钊便邀毛泽东到修业小学居住，并告之该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毛泽东愿意教这几节课，对于工作并无妨碍。于是，在周世钊的引荐下，毛泽东不久便成修业小学的历史教员，并住到了修业小学。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深感急需创办一种刊物，以扩大革命宣传，提高群众觉悟，推动运动前进。湖南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创办了《湘江评论》，并聘毛泽东为主编。毛泽东集中主要精力主编这个刊物，并且亲自为《湘江评论》写了大量的文章。
《湘江评论》周刊在1919年7月14日创刊，毛泽东任主编。
这份4开一张的周刊既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又有明快辛辣的小专栏。它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长沙的街头巷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