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患病休养
过分紧张的工作，终于使毛泽东在11月中旬病倒了。他得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经疲劳”。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11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经过书记处几位领导人研究并一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暂时集中一段时间治病养病。历来党内的重要文电，一般都由毛泽东自己起草。但在11月14日他起草了给东北局及晋绥、晋察冀军区等9份电报后，一直到1946年3月5日出席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宴会，长达近4个月的时间内，他起草的电报只有9份，其中有3份电报是比较长的，就是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及11月15日致东北局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其余6份都只有数十字至百余字。
毛泽东养病期间，仍然密切关注着全党的大事。他养病的地方，最初是在柳树店附近的联防司令部干部疗养所。由于这里离中央和总部比较远，不能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后来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为毛泽东治病的，除原有的医务人员外，还有两位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科夫。他们是斯大林应中共中央的要求选派来的，还带来一些新的医疗器械和新研制的特效药。阿洛夫过去曾长期在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看病，1945年10月才离开延安回苏1946年毛泽东同延安军民一起欢度春节。联，12月间又返回延安，他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比较熟悉。由于他们的精心治疗，又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减少了繁重的工作，1946年开春毛泽东的病已逐步好转了，工作也逐渐恢复。
毛泽东病情好转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阔别20年的长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返回湖南长沙枪仓杨家。1930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党组织秘密送到上海。1931年，毛岸龙失踪。1936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苏联学习。1945年12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毛岸英，随阿洛夫医生等到达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抱病到机场去迎接，父子的久别重逢，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安慰和温馨，也使他的病体能较快好转。
一天下午，毛岸英兴致勃勃地来到王家坪，向爸爸汇报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他身着朴素而整洁的列宁装，浑身洋溢着青年人的朝气。20多岁，高高的个子，身材像毛泽东一样魁梧，浓黑的头发，两只眼睛透澈明亮。
毛泽东亲切地拉着儿子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这时，和煦的阳光，驱散了初春的寒气，骨肉亲情团聚的热流，更温暖了两个人的心。毛泽东久弱的病体顿感神清气爽。
毛泽东和毛岸英的合影。毛岸英先给爸爸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由于他在苏联生活了近10年，对中国的情况所知极少。
毛泽东笑着问：“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书吗？”
“经常读。”岸英回答，“读过《红楼梦》、《水浒》，还有鲁迅先生的作品……”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知识。”说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郑重而严肃的表情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
“好，很好！”毛岸英爽快地答道。
毛泽东接着说：“我已经请好了一位老师，就是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在延安县的吴家枣园。他种庄稼学问很深，你就上他那里去学习。怎么样？”
岸英听了，痛快地表示：“好，我想到农村去，参加劳动联系群众，锻炼锻炼……”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毛岸英在苏联生活了近10年，对中国的情况所知极少，甚至连中国话也几乎忘却了。为了让儿子多了解中国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情况，当自己的病情稍有好转后，在1946年2月春耕快来之际，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熟悉农村情况。临走时，毛泽东不忘嘱咐儿子：你要老老实实地锻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病休期间，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他一再叮嘱阿洛夫等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作全面的身体检查。当他得知任弼时血压过高，血管硬化的情况后，非常担忧，多次催促他进行治疗，对战友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努力推动和平态势
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在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的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20天的激烈争论，先后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等5项重要协议，在1月31日闭幕。2月25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国共停战了，政协各项决议通过了，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着中国从此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同全国人民一样，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在1946年2月1日，也就是政协闭幕后的第一天，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份指示，虽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说：“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
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还尽可能地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
2月4日，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和参加政府人员的名单，请求中央批复。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人员名单（因谈判正在进行中，这个名单暂时没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复电在重庆的代表团，告诉他们：（一）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周恩来1月27日返延时议定的8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殷切地期望着这次和平谈判能够取得成功，并为和平实现后参加政府作着认真的准备。
1946年1月27日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有关情况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迎接。2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对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发表了十分乐观的谈话。毛泽东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而参加。
3月6日，即《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对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3个军队员额最多、民众负担最重的地区，提出了分两期裁减兵员的计划，要这3个地区第一期精减1/3的兵员，3个月内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简1/3；对于晋绥、晋察冀两个战略区的兵员裁减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布置。
但从2月份开始，国内政局却向着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当局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
2月10日，也就是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十天，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以暴力捣毁各民众团体在校场日广场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与会的各界着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被打伤。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如此明目张胆的破坏。这件事向人们发出一个严重的信号：国民党根本没有诚意来实行政协决议。当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事态会如何发展，还需要继续观察。
2月20日，北平国民党特务又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纠集暴徒千余人，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
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到达延安视察，受到毛泽东等的欢迎。2月22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谈“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妥筹补救”。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破坏政协决议，这就进一步证实：前此发生的一系列暴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对此表示严正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五五宪草’中的独裁原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3月18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3月20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召开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鉴于近期内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4月1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公然宣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前一点，是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公然推翻政协决议。后一点，是表明他们要向东北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了。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7个军约25万人进入东北，其中包括曾在缅甸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开始对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全面进攻；在关内，也频繁地蚕食、侵占解放区的城镇乡村。
一切事实表明，蒋介石决不甘心放弃他的独裁统治，决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反苏反共立场。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在一系列事实面前，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3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对国际、国内的时局作了4点分析。在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校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肯定毛泽东的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