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赴渝谈判争和平
1决定深入虎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为之欢呼跳跃。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终于迎来了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
然而，人们脸上喜悦的泪水还未擦干，内战的阴影就很快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空。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共商国是。16日，毛泽东回电说，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了朱德总司令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问题的电报之后才考虑与他会面。20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恩来同志赴渝。23日，蒋介石第三次来电相邀。24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准备随即赴渝，与蒋介石会面，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从这几封往来电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我们党对国民党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的变化，即从准备观察一时到毛泽东决定立即亲赴重庆。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几乎在延安的所有高级干部都参加了，大约50人左右。胡乔木和石磊担任记录。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后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到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接着，他全面分析了抗战结束后的形势和我党准备采取的对策。
他说：“我们曾经估计可能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一种是我们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但没有成功。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缺乏外援。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没有机械化，不能制敌。美国不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另一条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向他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此外，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没有做好。由于这几点，我们力争的那批果实就没有得到。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没有得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关于国共两党所处的地位。毛泽东说，蒋介石的地位有利方面是，他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中国的民族独立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了，由于英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是否还是半殖民地值得考虑，这就使民主民生的问题突出出来。我们的情况：有利的方面是，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与内战时期所没有，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使蒋介石无法封锁，我们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关于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及影响。毛泽东说，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而不及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主要由于美国的势力使我们的发展受到限制，我们如果占领了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中苏条约》是日本投降后签字的，内容还未发表，大概是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冀察是临时性质。战争这样快就结束，使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苏联现在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正援助我们的，是不帮助的帮助。目前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我们比帮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某些同志失望。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说，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团结、抗战、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需要和平，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很大，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没摆好，兵力分散，内部有矛盾。国民党的中央军、杂牌军再加上伪军共280万，无论如何弱于日本人加伪军，胡宗南现在只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国民党本身的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和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我们提出“和平、团结、民主”这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是能够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的。毛泽东还说，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故只好暂时和平，以便医好自己的伤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我们要利用他这个暂时的和平。
关于我党在谈判中所提的条件，毛泽东拿出周恩来草拟的《目前的紧急要求》，请大家讨论通过。这些要求最初是12条，毛泽东补充了两条，成为14条，后经博古提议，又将14条归纳为6项，于8月25日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发表。这六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五)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筹备国民大会。毛泽东指出，最现实的要力争的是第一条，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关于这一条，双方的争论一定非常激烈，可能要打打停停。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12个师，就是为了等到得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日本人走了，拖不下去了。
关于谈判期间的宣传、军事和解放区工作，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要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最近两星期的进军是需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了人心，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不好打的姿势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士气松下来就谈不好。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不打，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毛泽东还说，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工作与军队工作是和平时期两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今后要认真的下全力做，过去没有做好，而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关于我党今后的斗争道路，毛泽东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希腊、法国的共产党人得了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不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从外国得不到帮助，军队可能由谈判缩小，内部出现不一致等等。决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最后，毛泽东说：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姿态出现。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去了请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毛泽东讲完后，有十来位同志发言。周恩来说，我很拥护毛主席的报告。关于谈判问题，他说，求得妥协是双方让步，可以估计蒋介石还价很低。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蒋介石今天要下决心打下去还不可能，我们有准备就不怕。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是我们的依靠。苏联今天不直接援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实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总任务没有变，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我们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中央决定我出去谈判，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主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但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主席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做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情况如何再决定。对蒋介石的阴谋必须有所考虑。
发言的其他领导同志也一致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赞同我党在战后必须实行力争和平的方针，认为美军不在中国登陆、苏军不进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许多同志表示，对于在新形势下发展我党力量具有信心。张闻天说，毛主席给了我们新的方针，我们在这个时期是赚了钱还是折了本呢？我说是赚了很多钱。这样大的胜利就是由于毛主席领导得正确。有些同志所以失望，是由于希望高于实际，而事实上是我们得到很大胜利。这一点应该在同志们中间解释，应该更高兴。新阶段的战略是巩固我们已得到的胜利，并且还得从国民党处要点民主。这不是革命低潮，而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就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巩固与发展力量。
关于毛泽东是否必须亲赴重庆谈判的问题，大家意见不同。多数同志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担心，认为他不应轻易出去，还要看一看再作决定。朱德和彭德怀支持他出去；不过，他们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朱德说，毛主席是否去？现在是要解决问题，出去是有利的。保险不保险？比过去总要好些。毛主席出去，对将来选举运动也是有利的。他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也认为毛出去危险性不大。毛主席出去，我党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振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不过，另一方面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因此，我主张毛主席暂时不去，等老蒋和我打一下，把他气焰打下一点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
会议最后由毛泽东做总结。他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也就是抗日时期方针的继续。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的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必须的。进攻还是退却？当然，主要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进攻，在合法工作中进攻，但会有部分退却。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迎接新形势。机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发生的。毛泽东接着指出，有些地方占了又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与北伐、内战、抗日时期均不同。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学会做这许多工作才有能力搞大城市、搞全国。他还说，谈判未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最后，毛泽东表示仍决定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故回赫尔利电为先派周恩来出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来，和他们出去这个姿态好些。
23日下午的会议把毛泽东将亲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确定下来，只是出去的时机还未有定论。实际上在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就已经下定决心深入虎穴了。召开此次会议一方面是因为事关重大，需要党中央集体作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先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吹风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做好准备。
与我党这一重大决定相关的一个环节是斯大林在抗战结束后给中共的来电。电报的底稿现在没有了，收到的具体时间也不太清楚。关于这件事周恩来在1960年7月31日的北戴河会议上，回忆说：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刘少奇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提到这件事。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当时负责翻译电报的师哲在他最近撰写的回忆录中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据他回忆，斯大林的来电有两封。第一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份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泽东当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打来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已再三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将不能理解，如内战爆发，由谁承担战争责任？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安全由美苏共同负责等等。
在考虑赴重庆谈判的问题时，毛泽东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而非苏联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因为美国的动向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