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建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采取两项措施打破僵局。一是“组成某种最高战时委员会或战时内阁，共产党人和其他集团在其中应有有效的代表性，并对联合作战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分担某些责任”；二是“共产党的和其他某些部队名义上合并于中央政府军，置于由魏德迈将军提名、经委员长任命的美国军官组成的指挥部统帅之下，各党派协议，这些军队只能在他们现在的地区内或指定扩大的地区内作战”。报告认为，只有实行上述“现实地承认中国现状的政策”，美国才能“在战争中获得中国所有力量的合作；把共产党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使他们投入到俄国人的怀抱”；才能“说服国民党，它目前明显地一切为了内战而进行的计划是不可取的”；才能在中国“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即完成，也能够为未来朝着充分民主和平发展提供基础”。
这一大胆而又直率的报告在美国国务院一些官员中引起共鸣。中国科在3月1日、2日给代理国务卿格鲁的备忘录中一再重申他们的主张：从当前来说，与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中共军队)合作，向他们提供武器；从长远来说，对蒋介石采取灵活政策，不要无条件地承担义务。中国科科长范宣德(曾任驻华使馆参赞)在备忘录中还特别强调，对驻华使馆人员的电报“应当予以最严重的注意”。
当赫尔利在国务院看到由重庆美国外交官发来的电报后，暴跳如雷，他认为这是下属在背后捅了他一刀。他破口大骂：“我知道这份电报是谁起草的——谢伟思。我要宰了这个狗崽子！哪怕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事！”他在5日至7日或亲自去国务院，或通过电话与国务院官员辩论。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这场争论最后是由总统来裁决的。
当时，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面临的事情又千头万绪。上个月即1945年2月11日，他刚刚在签署的《雅尔塔协定》上与斯大林做成了交易，这就是以牺牲中国东北和外蒙古的民族权益为代价，换取了斯大林的两项保证。一项是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后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另一项是赞助美国的对华政策，支持中国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由于苏联将要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对于中共在对日战争中究竟能做出多大贡献已经不十分在意，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以一个“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为核心的战后远东计划能否实现的问题。
罗斯福认为，如果美国给中国共产党全面军事援助，不但不能促成国共合作，反而会促成中共不合作，从而使得建立一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主体的“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政府更加困难。罗斯福认为他的既定方针是最理想的。这就是由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和影响，迫使他向中共作出让步，实行政治妥协；通过美国不支持中共这种压力，迫使中共实行妥协，按着美国的愿望组成一个以蒋介石的国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罗斯福的既定方针就决定了他不会站在谢伟思他们这些年轻外交官的一边，而必然支持赫尔利。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4月2日，赫尔利在离开华盛顿返华前夕，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在讲话中故意把中共与军阀混为一谈，攻击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声称美国支持和承认的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赫尔利宣告：“中国的军事机构、美国的军事机构、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现在是一支队伍。”
赫尔利4月2日的讲话，标志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是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宣言。毛泽东警惕地注视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并及时作出反应。在1945年4月到6月举行的中共七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一再提醒全党注意这个问题，并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警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要求美、英政府严重注意中国人民的呼声，不要使其对华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他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毛泽东还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两篇评论，对赫尔利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助长了国民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赫尔利的行为“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要埋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了美国人民及其他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
尽管中美反动派十分猖狂，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和未来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以坚定的口气和十足的把握对全国人民说：“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击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七大结束后，中共停止了与美国的合作。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面对的美国不再是可能的盟友，而是对手。
二、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筹备七大
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七大会期很长，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开了50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创纪录的。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准备工作也进行过几次，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开成。
整风进入总结阶段以后，1944年5月10日的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在7月内开预备会，8月内开大会；各种公开决议及发表的演讲内容须做到，是给党员、民众和中外人士看的，道理是充分的，人家驳不了的；在5月内将大会报告及指定发言的提纲写出，6月上半月写成文字；正式大会前的预备会开1个月，正式大会一部分公开举行，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
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大会各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成员。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叶剑英、谭政、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是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委员会成员有邓颖超、陈毅、王若飞、薄一波、贾拓夫、林伯渠、林彪，由周恩来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七中全会，并于5月20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5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决定5月21日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这样，召开七大就实实在在提上了日程。
5月21日下午2时，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全会前1个小时，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通报了11天前的书记处会议内容，说明七中全会的任务，第一是准备七大，第二是在七大以前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会议决定七中全会期间设主席团，由书记处三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以及朱德和周恩来担任，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工作；七大议程，除拟作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与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周恩来)、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历史报告(任弼时)外，还拟安排关于边区(高岗)、华北(彭德怀)、华中(陈毅)三个地区工作的讲演；七大先开预备会，后开正式会(准备对外界公开报道)。在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又讲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作了简单的中央工作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说：从六大到现在16年，要作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很难。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实际上就是政治报告，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过去中央的工作，到会的同志都是知道的。现在即使要作工作报告也不能发表，准备将过去的中央工作放在历史总结中讲。
毛泽东在报告中，主要回顾了自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国土的情况下，中共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方针的执行情况。他说，抗战以来都是实行这个方针，方法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在大部分时间，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个别时期对如何发展自己，团结友军曾经也发生过争论，关键是要不要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到六中全会，这个问题解决了。抗战以来，“发展自己”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1940年，是发展游击战争，采用“麻雀满天飞”的办法到处发展。第二阶段：1941-1942年，日本主力对我，我根据地与军队缩小，一面坚持反“扫荡”、反蚕食，一面注意了许多政策，十大政策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形成的。第三阶段：1943年以来到现在一年半，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得到了发展；开展整风，搞透思想，团结了全党，高级干部学习路线的方法是有效的；注意经济工作，陕甘宁边区的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现在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准备由乡村去夺取城市。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谈到关于七大议程准备的一些变化情况。他说，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曾指定了一个准备委员会，并安排了一些议事日程。在六中全会上对“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作了些改变，即将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改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不要另外的工作报告，王明作组织报告。到1940年，又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决定周恩来作组织报告，最近又改为刘少奇作组织报告。过去的准备委员会亦未做工作，这工作是由中央自己做的。目前各个报告准备委员会已经组成，即将开始工作。
6月5日，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城市工作问题。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应否把夺取大城市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全会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彭真、朱瑞、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发言。毛泽东首先对“指示”作了说明。他说：城市工作问题是从国民党战场，尤其在河南汤恩伯不战而溃的情况引起来的。要靠国民党来收复大城市是不可能的。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我们要不要争取起决定作用？我以为在此种情况下应争取起这个决定作用，即争取做铁托(意即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国家，取得政权)。要有夺取城市的准备，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军事上有近百万军队和根据地，将来还可以大发展。列宁在准备暴动时还没有现在我们这样大的力量。政治口号，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我们进了城还是讲团结。你要来打，就自卫回击。不管将来情况怎样，我们都要夺取大城市。如果我们现在不准备城市工作，要犯错误的，历史会惩罚我们的。现在应该提出这个任务，下决心加强城市工作。毛泽东提出这个方针是我们党的一件大事。现在要立即发出指示进行布置，不一定要等待七大来讨论。周恩来在发言中主要讲了策略问题，指出争取伪军也是城市工作的一个内容，可以利用伪军起义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主要是里应外合，而不是以前欧洲式的单独的城市暴动。在宣传上，要强调民族的口号与人民的口号。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
张闻天强调，提出城市工作问题在思想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七大战略计划，就是夺取城市，提高我们的自主性。朱德认为，城市工作的主要方针是抓住民族解放的旗帜，要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组织群众，过去许多人怕“暴动”这个词，现在我们可用“起义”、“光复”等名词。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现在提出城市工作问题恰是时机。国内国际的舆论都对我们有利。从现在起，在思想上、物质上都要积蓄力量，有所准备。在根据地主要是巩固、练兵整训和生产；大后方要有所发展；对外交工作要加强；我们要处处有理，对蒋介石又拥护又批评，用人民的口号，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指示；决定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刘少奇、陈云等14人，以彭真为主任；并建议七大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这以后，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到延安，中共与美国方面建立起直接沟通的渠道。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湘桂战役，国民党军继续溃败。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社会舆论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9月初，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这不仅成为重庆国共谈判和在延安同赫尔利谈判的中心议题，也为起草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主题。但是由于蒋介石拒绝接受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在11月至12月间，六届七中全会及其主席团多次举行会议，准备组织解放区联合会，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并且成立了由党内的周恩来、林伯渠等14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等19人共同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为了了解美国方面的反映，毛泽东会见美军观察组的包瑞德时还通报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毛泽东等在延安。会的想法。后来，中央全会反复讨论，还是决定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明确肯定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即将召开的七大也要取这种态度。
在1945年2月3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肯定了提出联合政府的意义。他说：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是否错了？不提，别人将提，我们反而被动。提了，蒋介石至多不理我们，我们反而主动。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是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蒋介石的政府，我为人民。9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实行联合政府的原则，抗战期内搞联合政府。这样，尽管在重庆的国共双方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但我党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越来越坚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