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公听了我对二宫先生《兴国安民法》的详细说明，他就说：
“照你这么说，《兴国安民法》倒也符合量入为出的原则，那不是挺好吗？不废除不是更好吗？想到我坚持自己的财政意见的时机到了，于是我向他讲述道：“您这点讲得很对，如果继续沿用二宫先生的《兴国安民法》，相马藩一定会越来越昌盛。但是您要知道一点，我们这是为国家制定法规，若是单为一个相马藩保留这个法律那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了，权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西乡公听了我的话之后，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默默地告辞了。
我要说的是，不管别人知不知道，我认为像西乡公那样，没有一点架子的人才是最令人敬佩的豪杰。
不能空谈理论上的修养
修养，到底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有修养？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只是空有理论，而不付诸实践，因为修养是必须由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
我在这里必须对实际和理论的配合，特别作一个说明。归结成一点就是，理论与实际、学问和事业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这些不能同时得到发展，那么一个国家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不管一个方面做得有多好，在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紧密地与之相结合，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迈入世界强国之列。不能一味满足于事实，也不能只看纯粹的理论，一定要两者相结合，只有两者相结合，国家和民族才能文明富强，作为个人才能臻于完美。
像这种例子很多，就拿汉学来说，孔孟之道在中国历来都有非常高的地位，称之为国学或是经学，相比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对儒学探究最深，并且让其得以发展的是中国宋末的朱子。朱子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热爱讲学。遗憾的是他生不逢时，那个朝代政治衰颓，兵力微弱，实学丝毫没有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尽管学问的发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在那个时候丝毫是没有用的，也就是完全被实际隔离了。总之，尽管宋代的经学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振兴，却没有真正地把它运用到实际中去。
然而日本人却能很好地利用这本经学，并将它应用到实际中来。
使这一套中国宋代流行的空谈死学，得以发挥它真正的效力。德川家康是少数几个能运用这套经学的人，元龟、天正时代，当时的日本四方割据，有号称二十八天下的局势。兵荒马乱，各大诸侯只热心军备。
这个时候德川家康表现得相当明智，他意识到光凭武力是不可能治国平天下的。于是他大力推行文化事业，采用中国视为死学的朱子儒学。
聘请到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等人，为他推行儒学，并把它付诸于实践。
至今为止，我们还能看到德川家康遗训中的一句话：
“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行远道。不可操之过急。常想到不自由。就没有不是之感。起非分之望时，宜想到困穷之时。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怒为敌。知畦不知负，害至于身。责己宽人，不及胜于过。
这些话大都出自于名学典故中。他之所以能够平息战乱，一统天下维持三百年的和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死板硬套，对理论能够活学活用并且付诸实践。
到了元禄、亨保年间，各种学派也慢慢地发展起来了，并逐步演变成为玩弄空理不切实际的空论。虽然有很多有学识的儒学家，可是注重联系实际的却很少，只有少数的像熊泽菩山、野中兼山，新井白石和贝原益轩等数人。德川末期的国势一蹶不振，这和没有结合实际的空论有莫大关联。
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在今天看来，不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就是不切实际的。再回过头看日本，至今也很难说它已经达到了两者的充分平衡。不仅如此，还能看到两者的相离倾向已经愈来愈明显了。想到这点，不能不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心。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一个以修养为主的人，一定要记住这几点：
切勿走旁门左道，要恪守中庸，努力向前，同时向智慧之路稳步迈进。
在精神发展的同时，智慧必须也与之同步发展。修养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一个村，一个乡，进而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努力奋斗做出贡献。
磨炼自己的意志力
总的来说，世间太多的不如意，这不仅是对于有形事物而言，更多还是对人的内在精神来说的。就比如，我们在心里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发生变化。有时，可能是被身边的人劝诱而改变，虽然这并不是恶意的，但也充分说明了自己意志力太过于薄弱。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却还是如此，就是意志力不够坚强的表现。
也就是说，独特人格的形成重在平时对意志力的磨炼。我们应该形成一种意识，对做任何事都要形成“要先这样”或者是“然后那样”的意识。一旦开始做某一件事，不管别人怎么说，或是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决不能被干扰，疏忽大意，进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平时意志力的锻炼，在处事的过程中依次进行。
人心是很容易产生变化的，常常会在决定了做某件事，或是必须做某件事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动摇意志，改变初衷，做出背离本意的事，这是意志力匮乏，精神修养有所欠缺的表现。事实上，那些精神修养好，意志力经过千锤百炼的人也难免会迷失方向。更何况社会经历浅薄欠缺锻炼的年轻人呢。所以年轻人更要提高警觉，对问题深思熟虑，不要仓促行事。一旦决定，就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主张一直走下去。同时也要注意，行事的时候不能反过头来再三思考，这样会打乱计划，最后失去自我。
以上就是我对有关锻炼意志力的理论，或许有些说教之嫌，但我仅仅是为了能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验。自从明治六年（1873年）我辞官之后，我就开始在工商界闯荡。在那之后，无论政界发生什么事我都不再干预。本来，政界和商业界是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通达事理的人才能巧妙地盘桓其中，这也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我自认为自己的能力比较平庸，所以一直不敢挑战其险恶。
然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很可能会一步走错，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我就和政界彻底断绝了联系，全身心地投入到商业界里来。说起当初作这个决定，绝大部分是我的意思，在这之前还有些朋友曾经对我有过劝阻，最后被我一一回绝了。
纵然我当初的信念是那么的坚定，但是在后来我慢慢发现理想和现实差距是很大的。在这过去的四十年里，我常常会体会到，改变最初的决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一想到这里，我就会立刻打消动摇决定的念头，直到发展到今天。这些年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所有曲折比起当初所预想的要多得多。
如果我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在遇到了这些变化和诱惑的情况下，稍微有一点差池，就会走错路。也许就会造成和今天大不一样的局面，形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就比如在过去的40年里，在一件事情上的决策上有失误，让本该朝正确方向发展的事变成一件重大失误。先不说事件的大小，这件事定会成为我人生的一大败笔。
就算是一次很小的挫折，也会让人乱了阵脚，让自己的意志力受到很大的打击。今后行动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让自己产生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以后就会认为出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千里之堤，溃为蚁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这40年的经历告诉我：一个人成功与否，在于能不能坚持自己的道路。一路走来，也许会碰到很多一念之间的决策，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初衷，中途转向，最终只会毁掉自己的一生。
我们不难看出，意志力的锻炼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我觉得，大家能从这些经验中得出一些教训，收获也是不菲的。这些经验我总结如下：即便是一些小事，只要是违背了自己一开始的意志，一定要坚决摒弃。如果一开始就被小事而左右，那么最终只会产生不可收拾的恶果，所以在对待小事上也要三思而后行。
由果探寻因
社会上对于乃木大将的殉死，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也有很多人评论他：
“殉死的行为是理应受到世人批判的，然而乃木大将的死没有人有资格去批判他。”也有人评论：“大将的死，何其壮哉？他的死是伟大生命的升华，大家会永远地记住他。等等。各种各样的评论接踵而来，媒体报刊纷纷响应。由这点，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死，对社会的影响有多么的深远。
虽然我的看法和后者大致相同，但我个人认为，与其说大家是对乃木大将死的行为而崇敬，倒不如说是对他生前的行为感到敬佩。或者可以说是，大正元年（1912年）9月3日之前，乃木大将的行为品性是深受大家所爱戴的，因为他的猝然离去，让大家一时无法接受，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所有人。
我们先不论大将殉死的动机是什么，现在仅仅对是不是因为一死才给社会带来这么大反响而讨论，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的看法叙述一下。
因为我和乃木大将没有什么亲密关系，对他不是特别了解，我只能从社会各方面对他的评价来认识他。从各个层面的人对他的评价看来，他确实是一个真诚待人，正直廉洁的人。我们还可以从他生前的一些事迹看到他对事是一丝不苟、全神贯注的精神态度。
尤其是在军务方面，他更是不惜一切为君为国尽力，是名副其实的忠君爱国之人。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在日俄战争中捐躯，晚年丧子的大将，在人前从来没有掉过一滴泪。
乃木将军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军人了，作为军人，他时刻谨记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与此同时，他还能保持着一颗明辨是非，不惧强权的正义之心。他甚至曾因为忤逆上司，而受到被开除的处分。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个感情偏激，容易冲动的人，但是他同时是一个平易近人，诙谐幽默的人，他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让他手下的士兵深深折服。
古代中国有吴起吮脓的典故，他为了给士兵治伤，亲口帮士兵疗伤，让受伤的士兵非常感动。士兵发誓说：
“我的伤一旦治愈，我一定要为了将军拿起武器，在上沙场拼命。
后来，伤兵的母亲感叹说，报恩虽然是人之常情，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是这样死的。这位母亲对吴起的做法是出于爱心，还是作秀有些心存疑虑。
如果乃木将军这样做的话，绝对是出于爱心，他向来是以无邪的心来对待士兵的。在学习院担任院长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家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对学生们关爱的真情流露。就乃木将军的为人而言，我们可以说他不是那种只会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人。他文雅风趣，就像萨摩司令一样，在他战死的时候，身上还怀揣着和歌的草稿；又比如八幡太郎义，在勿来关写的和歌，到现在还是经典传唱。这些辞世之歌不仅是勇武和文雅的激情碰撞，更是毫无做作的真情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