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的经商之道
即使在今天，当我们谈论到道德时，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参照作用。对于这一点，相信读过的人应该是深有体会。
论语与算盘，乍一看，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八竿子都打不出什么关系来。可是，在我看来，算盘因有了《论语》而打得更好；而《论语》加上算盘才能让读者悟出真正的致富之道，它们二者息息相通，缺一不可。关系可以说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在我70岁时，一位友人送给我一幅画。画的一边画着论语与算盘，另一边则画着一顶大礼帽和日本刀。有一天，学者三岛毅先生来拜访我，看了这幅画，觉得很有趣，就说：“我是熟读《论语》的人，你是专攻算盘的人，既然现在这专攻算盘的人都已经开始钻研起《论语》来了，那我这熟读《论语》的人也不得不好好研究一下算盘了，我要和你一起努力，一定要让它们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他还专门就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列举了很多事实和证据，来说明道理、事实和利益三者的一致性。
我一直都认为，人只有怀着一种强烈的不断进步的欲望，才能成功。那些只会整天空谈理想、爱慕虚荣的人是很难有什么作为的。所以，我希望政界和军界能少一些争权夺利和飞扬跋扈，而实业界能再多努力一点，多为我们的国家创造财富，只有民富了，国家才能富。
可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增加财富并让财富永存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立足于仁义道德，用正当的手段去致富，这样的财富才能长久。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缩短论语与算盘的差距，让二者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士魂商才
从前，在日本平安前期有个文人兼政治家——菅原道真，他非常提倡把日本固有的民族精神和中国学问相结合的“和魂汉才”，我觉得很有意思，也非常赞同。为此，还提出了自己的“士魂商才”。
所谓的和魂汉才就是要以日本所特有的日本魂作为根基，认真学习在政治和文化上都领先自己的中国，以培养自己的人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化发展比较早，又有像孔子、孟子这样的伟大圣人作为先驱，因而中国的文化、学术和书籍浩瀚无边。
其中又以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为中心。另外，据说就连记述禹、汤、文，武、周公事迹的《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都是由孔子编撰而成的，所以一提到汉学，首先就想到了孔子。据说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是菅原道真公最喜欢读的书。相传在应仁天皇时代，菅原道真公还把百济学者王仁进献给朝廷的《论语》和《千字文》亲自抄录了一遍，献给了伊势神庙，这就是现存的菅原版的《论语》。
士魂商才也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想在这个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受世人敬仰和爱戴，那在为人处世上就一定要有士魂，但如果仅有士魂而无商才的话，也不能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士魂与商才在人之修为上缺一不可。那又该如何培养士魂呢？书本当然是一处可以汲取这门知识的好地方。不过我认为，所有书籍，只有《论语》
才是最能培养士魂底蕴的根本。
至于商才，《论语》同样也是学习的不二选择。
乍一看，一本关于说道德的书跟商才应该没有什么具体关系，可是，我们不能忘了，商才是以道德为本的。没有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浮夸、谎话连篇、欺上瞒下等投机取巧的小聪明，绝对称不上是商才。因此商才离不开道德，因而就只能靠论述道德的《论语》来提高自身修养了。同时，社会上鱼龙混杂，如何才能更好地在这世事多艰的环境下生存也成了重中之重，如果你熟读《论语》，相信它一定会带给你很大的惊喜。因此，我一生都尊崇圣人孔子的教导，把《论语》当成一生的必修课。
日本也有很多值得推崇的贤人俊杰，其中最善于作战而且又精通处世之道的要数德川家康将军。正因为他对处世之道的精通，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英雄豪杰甘愿为他所驱使，一起开创了15代的霸业，让德川家族手握重权、屹立近三百年不倒，实在是伟大。
深谙处世之道的德川家康将军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关于更好为人处世的宝贵财富，其中《神君遗训》就是他典型的代表作，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处世之道。我曾经把《神君遗训》和《论语》作过比较，我发现它们二者竟然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神君遗训》
中的“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行远道”，不正是出自于《论语》中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吗？还有“责己不责人”则是出自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及胜于过”与孔子所教导的“过犹不及”是一样的；“忍耐是安全长久之基，怒为大敌”，即为“克己复礼”；另外，“人贵有自知之明，如草叶上的露水，重则落”，是告诫人要安分守己的意思；还有“常思及不自由，就能知足心中有非分之望时，宜回想一下穷困之时”或“知胜不知负，害必至于身”等等，这样类似的说法都能在《论语》中找到出处。
由此可见，德川家康家族之所以能开创如此宏伟的霸业，很大一部分都要归功于《论语》。
日本的大多数国民都认为汉学的教义就是肯定禅让讨伐，这与日本的国体相违背，其实这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我们看看孔子所说的“谓韶，尽善矣，又尽美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就能明白。韶乐讲述的是尧让位于舜的事，而尧让位的动机是因为他欣赏舜的品德，因而歌颂这件事的音乐也是尽善尽美；武乐歌唱的是武王伐纣的事，虽然武王贤德，可毕竟是他挑起的战争，所以歌颂他的音乐未能达到尽善尽美的效果。仅从这一个观点，我们就能判断孔子是没有完全肯定讨伐的。
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时，不应该单单只看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还要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孔子因为他正好生活在西周，所以就算他对西周有诸多不满，也不能批评得太过露骨，只能婉转地用“尽美未尽善”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可惜的是孔子没有见过我们日本万世一系的国体，也不了解我们这样的国体，如果他生在日本，或是游历过日本，了解到了我们的国体，指不定会怎么赞叹呢！
因而大家在谈论孔子的学问之前，最好一定要先研究一下他的精神。如果眼光不够犀利，是体味不出孔子学问的真谛的。
因此，我认为，人生在世，如果想深谙处世之道，必定先要熟读《论语》。随着世界的进步，从欧美也传来了许多新的学说，当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好东西，但我看来，它们仍与一些古老的学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只是措词更新颖一些罢了。所以，新的东西我们要尝试着接受，对于古老的东方文化，我们也绝不能舍弃。
天命不可违
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该句中提到的天指的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孔子的“天”是指天命的意思。
人生在世，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与生俱来的天命所归。草木有草木的天命，鸟兽有鸟兽的天命，人也有人的天命。就像同样的人，有人卖酒，有人却卖饼。这种天命是上苍安排给我们的，无论你是贤是庸，是奸是忠，都不得不服从天命的安排。就像是尧，他不能让自己的儿子丹朱继承帝位，舜也不能让太子商均继位一样，这些都是上天的安排，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又像草木始终都是草木，想要变成鸟兽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鸟兽也是不能变成草木的。天命所归，万物只能顺从天命的安排。
所以，孔子所说的“获罪于天”的意思也就不言而喻了。就是指人如果不合常理地做出一些违背大自然的事，必然会招致恶果。是想逃都逃不掉的，这就是“无所祷也”的意思。
分别出自于《论语·阳货》和《万章》中的：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和“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矣。就是说，人如果不合常理地做出违背大自然的事，得罪了上天，就算天且不言语惩罚，可是随着周围环境或人事的改变，也一定会让人感到痛苦，这就是所谓的“天谴”。人类就算想尽一切方法要逃避天谴，最终也只会是徒劳。正如世间万事万物随着四季交替而变化，而生长，不违背各自规律一样，人类也不能擅自违背，这就是天命不可违。
孔子在《中庸》的开头所说的“天命之谓性”也是这个道理。因果报应循环往复也是天命。人只有顺应天命，遵循自然规律，不做问心有愧的事，就会像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论语·述而》）那样，充满信心，得到安身立命的真正本领。
怎样识人
佐藤一斋先生认为，如果根据初次见面的第一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最好的，也是最正确的识人方法。他所着的《言志录》里有这样一句话“初见时的观察，多半无误。”一斋先生说得很有道理，大家都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和一个人接触得越多，你对他的判断也就会顾虑太多，从而出错概率同样也就多。因为初次见面时，没有掺杂任何的感情因素在其中，就算对方有伪装的痕迹，你也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可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则很容易受到他人情感因素的干扰，从而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
上》娄离·子孟在《他如，正睛眼人的个一据根是则方法人观子的孟说的：
“存乎人者，其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蚝焉。孟子认为，一个人要是心地不纯，他的眼睛就会飘忽不定；而一个心地纯正的人，他的眼睛就会清澈透明。这种判断人的方法也是相当准确的。只要细心地观察一个人的眼睛，就能大体上知道他是正是邪，是善是恶。
《论语·为政》上说：
“子曰：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看来，孔子的识人方法也用到了佐藤一斋先生的这种第一印象观人法和孟子的看人眼睛观察法，这两种应用都是很有效的，都能基本上识别一个人。可是，如果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人，单凭这两点就不够了。必须遵从孔子的遗训，充分地运用上面所说的三种方法：视、观、察，使它们相结合，从而得出最正确的判断。
视和观在日语中都是看的意思，只是前者是指单纯的用肉眼去看外表，而后者除了看外表之外，还必须用心去看，去体会。也就是说，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观察人物的方法，首先是根据一个人的外表去判断他的善恶忠奸，然后再更进一步地了解他的动机，满足于什么样的生活，只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人才能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如果一个人从表面上看起来正直不阿，可是为人处世动机不纯，那他也绝对称不上是一个正直的人。还有一种人，平日碌碌无为，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坏事，心地和动机也都很纯正，安于眼前的生活，但他有时也会禁不住诱惑，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危害人的事。所以，行为、动机以及满足度这三者相辅相成，三者都做到完美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正直的人。
《论语》是适合所有人的经典
自从我在明治六年（1873年）辞去官职，开始从事梦寐以求的实业以来，就和《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初成商人的我除了有欣喜之外，更多的就是迷惑与不安。因为商人素来都是以锱铢必较而闻名的，那我最终也会不会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呢？我如何才能在这浑水里，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展自己的远大抱负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很庆幸自己之前就读过《论语》。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本能教导人修身养性的好书，而且能在它的教诲下更好地经商，大展宏图。
那时，有一位后来官至大审院院长的姓玉乃的人，他在书法和文章方面的造诣都很高，而且为人严谨认真。在所有官员里边，数我和他最投机也最亲近，大家都叫我们循吏（认真、守法、热心为百姓的好官）。我们两人几乎同时晋升到副部长一级，并且为了日后能成为国务大臣而一同努力着。
所以，对于我突然辞官而从商这一举动，他是最痛惜也是最不能接受的人，因而屡屡劝阻我。那时我正担任井上先生的次官，他因为在官制问题上和内阁意见不同，所以愤然退出了政界，而我也追随他离职了。我与井上先生的意见一致，可是，我离职的原因却不是因为与内阁的意见不合，而是另有想法。
当时的日本，无论是政治，还是教育，都有要完善的地方。可我认为当务之急却是商业。日本的商业处于一个最低谷的时期，商业不振，就无法为国家创造财富。因此，在改善其他方面的同时，也必须要大力振兴商业。当时日本的固有观念就是“经商无需学问”，还流传着什么“有了学问，反而有害”、“富不过三代”和“第三代是危险的一代”等无稽之谈。我对此不屑一顾，下定决心一定要靠真正的知识来经商赚钱。
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也确实让我周围的朋友们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我前程一片光明，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官至次长，而后就是国务大臣。他们都认为我是被金钱冲昏了头脑，放着好好的为民请命的事不做，转而投身一个满是铜臭味的大染缸中。对于他们的想法，我一方面报以理解，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反驳了他们的观点。我对玉乃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们说起了《论语》，说起了赵普对《论语》的看法，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助自己修身养性”和“金钱不是罪，没有金钱，国家怎么能富强？人民怎么能安居乐业？和“人生在世，并不是只有做官才是唯一的出路”等等这样的有利证词，连玉乃最终都被我说服了。
从此，我更加努力地钻研起《论语》了，无论多忙，我都不会错过中村敬宇和信夫恕轩先生所讲关于《论语》的课。最近，我还常去请教大学里专为孩子们讲解《论语》的宇野老师，只要是他的课，我必到，并且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从中学到了很多。他的教学方法就是逐章讲解，让大家共同思考，等到大家都真正明白之后再往下讲。
虽然进度很慢，可大家却真正学到了东西，所以他的课很受大家欢迎。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听过五个人的《论语》讲解了。因为我不是专业研究《论语》的学者，所以在之前的研究过程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深刻以至于不能理解的地方。例如，《论语·泰伯》中有这样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它的含义。
由于这次是劲头十足地研究《论语》，所以我又从中领悟到了很多之前未曾领悟的道理。由此看来，《论语》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并不是只有学富五车的学者们才可以钻研和理解的一门学问。《论语》本来是很好懂的。只是，经过我们一些学者的一番故弄玄虚之后，它被复杂化了，使得农、工、商阶级的人不敢碰它了。其实，孔子他就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师，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可以向他请教，而且他的言论都是很实用的，通俗易懂。
把握时机，隐忍制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