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负债占GDP的比重
与国际或美国历史上的比率比较，美国目前的债务占GDP，比率并不是特别离谱。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趋势有明显加速的迹象。2002年，美国官方的总联邦债务虽然高达4.4万亿美元，其在GDP的占比也仅仅只是40％。而如今呢？总联邦债务额已经突破14.29万亿美元，在GDP的占比从当时的40%上升到近100%。而这一切只是在短短8年中发生的。
事实上，美国人需要给付的隐性债务（方程式中的V）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这个现值的其中一部分——社会保障——就占了50万亿~60，万亿美元。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1月24日罗布·阿诺特的文章的计算法则，截至2008年年底，美国政府、社会保障、企业、个人、非营利组织的债务合计已经达到GDP的8倍，按2007年美国14万亿美元的GDP计算，债务总计已超过100万亿美元。
那么这笔巨额的债务，谁来买单？正如我们在前面的方程式里所看到的，未来财政大灾难同时取决于隐性债务V及显性债务D，当然也取决于当前应纳税款的现值T。可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在慢慢地老去，应纳税款的人越来越少，债务只会越来越恶性膨胀。
2012，债务危机的“雪崩”
欧盟委员会就曾预算，老龄化可能导致欧洲的经济增长从现在的2％~2.25％下降到2040年的1.25％。欧盟理事会则预计，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公共财政压力、私人储蓄行为的“生命周期”效应、公共储蓄恶化、劳动供给减少、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等多种问题，使欧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下降0.4个百分点。这也就决定了，以时间换繁荣，以经济增长来降低债务比重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小。
在社会方面，人口老龄化将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已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公共社会保护体系承受巨大压力。欧盟经济政策委员会预测，如果各成员国不采取相应行动，到21世纪中期，大多数成员国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将增加3~7个百分点。而这些新增的支出，主要将用于养老金、卫生保健和长期照顾服务等。该委员会更进一步表示，老龄化对大多数国家预算的影响最快将于2012年开始显现，2020~2030年将达到高峰。该委员会还指出，养老金、卫生保健和长期照顾服务支出的快速增加，不但极大地增加了劳动人口的经济负担，相应地还会导致对教育支出、失业福利乃至科技技术投入的“挤占”。
在日本，医疗保险的资金主要来自投保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及国家财政补贴。但是，政府管理的健康保险已经连续多年赤字，早在1999年就开始出现赤字，当年该数值为1.2万亿日元。到2002年，全国各健康保险组合组织也开始出现亏损，该年度所得数值为3，032亿日元，其他保险种类都面临财政危机。
相对于欧洲和日本而言，美国的老龄化问题相对要轻些，但也不容乐观。在经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战后的美国出现了一个生育的高峰。和平时期的繁荣，使得那些由于经济萧条和战争推迟了生育计划的人们，开始愿意养育孩子。直至20世纪60年代由于避孕药的普及，这股“热潮”才逐渐消退。
有关数据显示，这一代“婴儿潮”人数高达7，900万，占美国全国总人口的25.6%。美国目前有13%的人年龄在65岁或以上，分析估计，在2030年前，随着最后一名“婴儿潮”出生者踏入65岁，老年人口相应百分比将增加至18%。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未来19年，每天将约有1万名美国人迈入65岁。
这一系列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在2011年之前，美国的老龄化问题事实上还算不上严重，正如易富贤所指出的，其总抚养比（非劳动力人口与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但即使这样，美国却已为其福利支出而头痛不已，那么随着1946年婴儿潮出身的那一代开始正式领取社保保障退休金，美国将会在福利支出上承受多大的压力！不要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美国，2011年正是他们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退休金的法定年纪——自1965年起，年满65岁的美国人可享受联邦政府的医疗保健计划福利。目前有4，600万人享受医保，20年后这一数值大概已经上升到8，000万人了。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医保开支也将由现在每年的5，000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9，290亿美元，其占GDP的百分比也将由2010年的3.6%上升到2030年的6.4%。医保计划在未来75年的负债额将高达38万亿美元。
美国前总审计长沃克对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婴儿潮”的退休无疑将在美国掀起一场“开支海啸”。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克哈特在2008年7月也表达了同样的悲观看法，他说：“短期内美国财政赤字仍能控制，但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这个问题难以避免。”他表示美国与应享权益相关的债务从2012年开始将面临“雪崩”的风险，因婴儿潮一代开始纷纷退休，届时需要大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支持。
下图是美国财政部对未来社保资金缺口的预估。到21世纪末，美国在该资金支出上的缺口将是惊人的20万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预测的美国社保资金缺口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如果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支出，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糟糕得多。按照罗布·阿诺特的计算法则，加上医疗保险、医疗救助计划和其他的转移支付计划，未来的各项债务缺口总计显然不只是20万亿，而应是200万亿美元甚至更多。这样的天文数字，仅仅依靠美国的税收能够填补吗？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我想他们都会回答“不能”，因为这确实是一件注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人口老龄化还会以选民年龄构成上的变化，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活产生显着影响。联合国最新世界人口老龄化报告认为，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对社会的资源分配模式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并容易引发代际冲突。例如，在英国，由工会会员组成的“全国老年退休者协会”致力于争取提高退休金的运动；在瑞典，由于领取养老金的群体力量强大，各政党都制订类似的有利于老年人的计划；德国的政治生活，也正在受到老年人的影响。为促进经济改革，社民党的施罗德曾提出“2010计划，”，在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养老金标准、推迟退休年龄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养老金在德国的福利支出中比重最大，改革措施触及了这些中老年人的利益，受到强烈反对。德国执政的社民党在2004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仅为21.5％，遭遇了二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德国的事实说明，大多数的老人事实上习惯于享受社会保障体系，对他们而言，晚年会不会过得更为体面是他们最关注的，至于未来的财政会不会因此而发生大灾难，显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更重要的是，随着老龄人口的增长，他们所掌握的选票也将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那些追逐权力的政客们会更倾向于选择延迟支付官方负债，特别是在实行通货膨胀指数化之后更是如此。正如我们前面一再谈到的，拒绝支付官方债务的最常见方法是创造通货膨胀。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了的通胀主义的老路上。
不容忽视的其他威胁
我们所受到的挑战还远不仅于此。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的还有大自然的愤怒。随着城镇化战略和国家资源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人们也不断地迁往大城市，越来越大的人口密度无疑将放大自然灾难的后果。
美国五角大楼分管国土安全防范的副部长保罗·斯托克顿认为，新灾难可能带来的痛苦，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2001年的“9·11事件”——将导致数万人死亡，经济一蹶不振，国家安全遭受严重损害。实施这些暴行的，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大自然。在斯托克顿看来，灾难正向我们袭来！
早在2007年，联合国就发表了一份题为《人类发展报告》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
未来15年，在二氧化碳排放不加限制的情况下，全球气温将上升4摄氏度。如果气温上升3~4摄氏度，那么3.4亿人将因为水灾而流离失所，不断缩小的冰川将让多达18亿人失去水源。假如不能通过科技革命的方式来缓解人类与自然的矛盾，那么，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就很可能转化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这会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很多人，譬如美国的前副总统戈尔和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约翰·贝丁顿。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问题，他认为这些情况“绝对”属于国家安全事务的范畴。“我们可以预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极端灾害，如洪水、干旱、森林火灾、风暴等。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为应对灾害备战。”戈尔说，“风险评估规则正在被改写，就在我们眼前。在美国，仅一年，单次损失在10亿美元以上的灾害就超过10起，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的经费几乎已经花光了。”又是一笔庞大的支出，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还并不局限于金钱，更有生命。
问题不仅在于大自然的力量变得如此强大，还在于如今处在灾害影响地区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过去由于经济不发达，人口比较分散，这规避了很多风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811年~1812年连番袭击美国密苏里州新马德里镇的大地震。2年内连续发生3次大地震，其中一次为里氏8.7级，超过了震惊世界的东京和旧金山大地震。所幸的是，由于当时美国的西部尚未开发，新马德里市发生大地震时，还处于农村状态，房屋简陋，人口也不是很多，因此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人员伤亡。
随着城镇化战略和国家资源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人们也随之不断地涌向大城市，特别是向沿海城市聚集。现在成百上千万的人密集地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高度依赖于脆弱的基础设施。这一社会行为无疑会放大自然灾难的后果。
2009年4月1日，约翰·贝丁顿率领英国科技代表团来到广州，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科技访问。在访问中，约翰·贝丁顿就世界环保问题发表了简短的演讲，他指出，中国东部的低地及三角洲正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如果不减少碳排放，未来二三十年将增加数百万人面临海岸洪水的直接风险。
贝丁顿教授在关于“生态变化”的简短演讲中，谈到生态变化和能源、食品和水资源安全、疾病以及人口增长的影响等问题。他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受到生态变化的严重影响，预计气温的升高程度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态变化对城市居民也会产生影响，病菌携带者和传染病风险将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这个世界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事实如弗里德曼所说的，这个世界是平的。一旦海平面上升，受影响的何止是中国，东南亚、日本、韩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无一能幸免。生态环境一旦恶化，世界各国居民的生产生活都将受到影响。而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一切，和即将遇到的那一切，都不过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而已，是我们破坏了地球生态平衡的结果，平衡被破坏，灾难就来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因为每一次大自然都进行了报复。”
这一切的灾难正是我们亲手造成的。汪丁丁教授感慨道：“人类为增加自己的便捷性，让世界支付代价。汽车为你增加了便捷性，但平均而言，每一辆汽车行驶一英里，要排放一磅二氧化碳。今天，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平均浓度是过去65万年的3倍。假以时日，这样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将使地球表面的温度增加至目前的3倍！”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巨大的债务危机，何尝不是我们为贪图个人享受，全然不顾子孙后代，而对本属于他们的财富的恶意透支的结果。今天——当然未来更糟——我们所遇到的种种，无不跟我们自身的贪婪和自私有关。我们也必须得承认，现行的制度的确为我们的放纵，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凯恩斯在一旁大喊着“支付、支付、支付”。也正是这种制度，为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酿就了无限坏的必然。简言之，这一切都是透支惹的祸。无可否认，目前的这一切，真是太糟了。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我们将彻底地陷入自毁的窠臼。当然人类生存的本能或许会促使我们改变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