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凡/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俄两国文学界和读者中，周立波素有“中国的肖洛霍夫”之美誉。为什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立波的文学生涯和肖氏有着某种不解之缘，而这两位作家的文学精神、文学道路、创作实践及其成就又有某些相似或相近之处吧！
肖洛霍夫（1905-1984）是前苏联一位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的大作家。他出生在顿河罗斯托夫州维辛斯卡亚镇的一个哥萨克村庄里。青少年时代，他在顿河地区工作和流浪，曾参加过革命部队与白匪作战。18岁去莫斯科，做过码头工人、泥水匠和会计，1923年开始写作，1924年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拉普”），193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从早期的创作开始，他就一直怀着极大的热情着重描写自己所最熟悉的故乡——顿河哥萨克的风土人情和动荡生活，取材于国内战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192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1928—1940年，他花了14年时间，创作、出版了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共4卷），荣获1941年度斯大林奖金和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另一部反映苏联农村集体化过程的杰作《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卷（1932）和下卷（1960），也获得列宁奖金。以上两部长篇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顿河哥萨克地方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互相补充，而其总的主题则是哥萨克怎样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开创新的世界，走上新的生活道路。20世纪40年代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肖洛霍夫在前线任军事记者，写了许多特写和通讯，并发表了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部分章节。1957年，他还发表了表现战争给人的命运造成的悲剧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肖氏在前苏联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们赞扬他的艺术是“社会主义时代文学的民间性质和现实主义的典范”，其毕生著作“给了我们一种关于苏维埃生活的艺术编年史”。他的作品大都已有中译本。
周立波（1908-1979）和肖洛霍夫是同时代人，也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大作家。他出生在洞庭湖边资水之畔的益阳县邓石桥清溪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学生时代就被卷入大革命的狂飙，20岁时被迫出走上海，当过出版社校对，蹲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监狱。1934年出狱后，参加了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于1929年发表处女作，早期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翻译工作，到延安后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在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中，他参加过战斗部队，当过军事记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战场三记》。20世纪40年代，他参加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后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创作了反映中国重工业恢复建设的艰巨历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铁水奔流》。随后即举家从北京市迁居湖南益阳市桃花仑，深深扎根故乡的沃土，长达10年之久。在家乡，他创作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正、续篇）和《山那面人家》等20多篇短篇小说。中国文学界盛赞他是一位“真正属于人民的大作家”，“他的创作步伐始终是和中国革命同一步调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是“成功地反映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巨大社会变革和人的命运变化的艺术丰碑”。“文革”10年浩劫复出后，作为反映三五九旅南征抗日英雄事迹的新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试笔”，他创作了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荣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
中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18世纪中国文学就已传入俄国。进入20世纪后，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功，各国人民“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无不把目光投向苏联，苏联俄罗斯文学更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关注的目标。鲁迅一代人就是怀着某种追求革命真理的心态翻译、介绍和接收苏俄文学的。周立波作为“左联”的一位后起之秀，早在1936年就从英译本转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卷），当年11月在上海出版后，20世纪40-50年代又在延安、大连、北京再版发行，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1949年春，周立波在沈阳“鲁艺”工作时，又从《苏联文学》英文版翻译了列兹内夫的长篇论文《梭罗诃夫论》，发表在《文学战线》杂志第2卷第2期，向国内读者全面地介绍了肖洛霍夫的生平及其主要作品。建国后，他在《人民文学》创刊号发表《我们珍爱苏联的文学》一文，把肖氏同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等并列为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作家。
当然，周立波对苏俄文学的译介并不只是肖氏的作品。在上海亭子间，他还翻译了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又名《复仇艳遇》，1937年在上海出版），并翻译过苏联早期的小说《北极光》（载1930年上海《摩登月刊》第1期）和《大学生私生活》（原名《狗胡同》，与周扬合译，1932年出版）。后来，他又翻译了高尔基等人的报告文学集《白海运河》，全书约40万字，在桂林译校完毕准备出版时，不幸毁于日寇的炸弹，未能问世。同时，他在上海从事文学评论工作和在延安鲁艺讲授“名著选读”时，还向读者和学员系统地介绍过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涅维洛夫、法捷耶夫、班台莱耶夫等一大批著名苏俄文学家及其代表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满怀热情地参加了中苏合拍彩色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任文学顾问）和《锦绣河山》的摄制工作，并因此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
在前苏联，周立波是文学界和读者最熟悉和喜爱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之一。他最早被译介到苏联的作品是战地通讯《游击队的母亲》（载苏联杂志《国际灯塔》1938年第10期）。他长期以来热心翻译、传播苏俄文学的成就，受到苏联人民和文学界的敬重。1950年夏，他曾应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赴苏联访问，在莫斯科停留3个月，同苏联文艺界有着广泛的接触，还专程去图拉省访问了托尔斯泰的故乡。回国后，他出版了散文集《苏联札记》。他以东北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为题材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后，苏联文学界和出版界还出现过“周立波热”。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出版了这部小说的俄译本，1952年又再版，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周立波的三部长篇小说（另两部是《铁水奔流》和《山乡巨变》正篇、续篇）都被译成俄文，还分别译成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摩尔达维亚以及乌克兰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他的《山那面人家》等优秀短篇小说也被译介到了苏联。苏联文学界、学术界对《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作者“创作了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作品，描写了当代从未发生过的历史变革”，并“以其永不改变的幽默感，创造了众多难忘的典型人物形象”。苏联汉学家还从文学影响学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分析肖洛霍夫的作品对周立波的影响。他们认为周译苏联优秀作品“对其后来的所有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赶车人老孙头（注：《暴风骤雨》中的人物之一），周立波非常喜欢这个形象，以致使他贯穿于全书。这个滑稽鬼和快活的打诨者，是出身于格列米亚奇山谷的舒卡尔老爷爷（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人物之一）的亲兄弟”。当然，这绝不是照搬，周立波小说中的人物典型“完全是独立创作和真实的，正象孕育他们的环境是独具风格和无法摹仿的一样”。（B·鲁德曼：《暴风骤雨》俄译本第一版序言）苏联学者的这种评价无疑是十分中肯和公正的。
正因为周立波在俄罗斯人民和文学界中享有盛誉，所以，当周立波于1979年9月逝世以后，苏联《文学报》于当年12月5日发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著名汉学家B·索罗金的题为《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文章，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沉痛追悼。他深情地写道：“周立波那低沉的声音，安祥、坚定的目光，他那谦逊、庄重的面容，一位作家、革命家，一位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的形象永远留在有幸会见他的苏联人——作家和学者的记忆中。”
文学无国界。早在19世纪初，哥德就认为文学本来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到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彰明较著地指出：文学正日益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1世界是更加开放的时代，也是“交流意味着一切”的时代。交流已成为生活的同义词。世界范围内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在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所进行的交流，不断扩大，不断走向深入。一切在交流中生成，在交流中存在，在交流中发展，自我封闭就意味着被时代潮流所淘汰。不言而喻，任何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只有置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之中，才得以更好地发展和繁荣，才可能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的民族特性和地方特色，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所以，我觉得，21世界的文学研究（包括作家研究）应当有一种更加强烈而清醒的“世界文学”意识，要自觉地把本民族一切伟大的、杰出的文学家及其传世之作，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和天平上，审慎观察和科学评断其价值，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彰显其世界意义和世界地位。对周立波的研究也不例外。
犹记得在中国和俄罗斯建交55周年时，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在会谈中就强调“双方要扩大人文合作与社会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纪念周立波诞辰100周年之际，缅怀立波长期来为加强中俄文化交流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了谱写新时代中俄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我愿提出如下建议：
立足于国际文化交流的新的高度，以“世界文学”的新的视野来研究周立波，深入开掘这个不可多得的湖湘文化资源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通过有关渠道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并积极推动周立波故乡与肖洛霍夫故乡之间的人文合作和社会交流。在这一基础上，促成两位文化名人的故乡结成友好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