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德治”思想从属于他的“仁”这一更为宏大的思想体系。《论语》中孔子提到“仁”的共有109处，对“仁”的解释也因对象、环境而异，如爱人、忠恕、孝悌、克己复礼、修身等等，但最本质的还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就是施爱给别人，这是仁的基本原则。在孔子那里，“仁”主要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怎样做人与调节人际关系是其核心。当这种“仁”的思想施行于社会政治领域，涉及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之时就具有了“仁政”的思想意味。但孔子并没有直接提出“仁政”的概念，直接提出“仁政”主张，使其具有某种可操作性的是孟子。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仁学德治及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以人性本善说为基础，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提出了“仁政”的思想。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强调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总之，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建立在一种“推己及人”的逻辑之上的。他认为人人都有不忍之心，以此为发端，如果君王（或统治者）能够把这种不忍之心推及于天下百姓，用来治理国家，那么就必然能够施行“仁政”了。在《山乡巨变》中，李月辉就是这样一个时常施行“仁政”的乡村领导。李月辉体恤民情、关爱妇女，当得知单干户王菊生的妻子累病在地头上后，他便作了种种的考虑：“当时他想，如果晕倒的是自己的爱人，他会作何感想呢？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由于想着自己堂客的事，他念及了所有的妇女：‘她们是有特殊情况的，要生儿育女，每个月还有几天照例的阻碍，叫她们和男子一样地霸蛮是不行的。’”于是他打电话给上级，希望上级考虑在劳动中照顾妇女的生理和身体条件，减轻其劳动强度。可是朱明这样一个政治化的人物却根本不听下属的建议，还立刻批评道：“我说老李，你又犯老毛病了，婆婆妈妈的。这样的小事也值得操心？”李月辉据理力争：“这事不小呵，这是关系妇女健康的大事，听说别的乡，妇女闹病的很多。”朱明却说：“你管这些干什么？你是妇女主任吗？妇女半边天，人家别的乡都在充分地发动女将，而你呢，非但不叫自己的爱人带头出工，还在这里说什么妇女病很多。”接着，朱明就通知清溪乡召开妇女会，命令“要充分地发动她们，继续鼓劲，不能落后，要学穆桂英挂帅，像樊梨花征西。”这种只从政治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毫不体恤人的做法显然与儒家的“仁政”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即便是在上级领导的强大压力下，李月辉也还是在自己辖下的地区坚持推行“仁政”。于是，清溪乡的妇女享受到特殊照顾，按妇女主任盛淑君的话说是：“都是李支书替我们争得来的，来了例假可以请假，生产队还特意增设一个女队长，为的是我们妇女有一些话，不便跟男人家去讲。”
儒家的“仁政”理想要求“君”（统治者）体恤下情，与“民”同乐。孟子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要求统治者与民同欲、同乐同忧，同心同德，他列举过去贤明仁德的先王也好货、好色的事例，向齐王指出：“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李月辉也正是这样强调干群关系的，他对邓秀梅说：“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你想想看，从土改起，我就做了乡农会主席，建党后，又兼党支书。党教育我：‘共产党员一时一刻都不能脱离群众’，我一逞性，发气，人家都会躲开我，还做什么工作呢？脱离群众，不要说工作没办法推动，连扑克牌也没得人跟我打了。”（上部第十章）所以李月辉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和他们一起打扑克或玩闹，一点当官的架子都没有。恰恰是这种随和的作风及与民同乐的做法，使他在群众中颇有人缘和威信，开展工作也大都比较顺利。与之相反，朱明这种干部则是追求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威，成为封建时代帝王专制思想的现代代表。朱明对底下的干部异常严厉甚至苛刻，小说上部的第十一章就生动地描写了他的作风：“乡干只要有一个数字交代不清，就是能过关，也要挨几句，话也来得重，总是把笔杆子一放，脸也放下说：‘算了，不必说了。’或是责问道：‘你是来做什么的？’……干部都怕他，又奈不何他。有时为了一个数目字，他们要打好多次电话，甚至于要来回跑好多的路。走得累了，人们不免要埋怨几句，但一见了他的面，就都循规蹈矩地，按照他的意思办。”这个朱书记“是个一本正经的男子，难得说笑话，就是说出来的事情本身有一点趣味，引得人家都笑了，他也并不和大家同乐”。
孟子继承了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其“仁政”规划主张首先让老百姓在经济方面有依靠，生存无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孟子首先关注到的就是土地分配问题，提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提出划分土地分配给人民，使人民有恒产。而在《山乡巨变》中，合作化运动恰恰是要收回农民的土地，山林、农具等也都要上交。农民发出这样的担忧：“想要种点绿豆子，豌豆子，田塍都入了社了，叫我们秧到哪里去？”老年农民也都担心死后置不上一个棺材。当时搞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主要的初衷在于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物质支持（工业原料、粮食等）。在这样的动机下，国家收回农民手中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控制农民的经济活动和私有财产，将财富都集中到国家手中。就其实质而言，合作化运动是夺产行为，与儒家的仁政举措是背道而驰的，自然也遭到了许多农民的反对和抵抗。儒家“仁政”学说要求统治者与民休息，“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即赋税要从轻，有限度地征收。而在《山乡巨变》中，由于“交公粮”、“粮食统购”等国家政策的实施，导致农民的生活普遍困难：刘雨生家里“米桶是空的”，谢庆元家“年年缺粮”，常常靠借贷和政府救济度日。在周立波同一时期写作的短篇小说《盖满爹》（1955）、《桐花没有开》（1956）中，都涉及到了农民缺粮的问题，可见是当时的一个普遍事实。“交公粮”和粮食统购政策不仅对农民征粮较重而且价格并不合理，是压榨农民利益的行为。在统购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现象，在不少农村均有发生。据当时官方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记载：“江西新余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89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广东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胡平：《伟大的事物，可能是危险的事物——中国农业合作化始末》，《粤海风》2009年第3期。]对于农民的这些遭遇，作为一个深入农村且经常看报的知识分子，周立波不会一无所知，也许正是鉴于这种迫害农民的现象普遍存在，他才在《山乡巨变》中有意地把清溪乡的合作化运动写得和风细雨，而且有意地塑造出李月辉、刘雨生这样的仁爱型干部。
出于富民、安民的考虑，儒家“仁政”学说也主张统治者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孟子·尽心下》中就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草，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还警告统治者，如果过度地征发兵役、徭役、劳役，这样残害百姓，统治者将会失去百姓的支持，最终失去天下。而合作化运动中，党和国家为了从农村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拼命向土地索取产出和向农民索取劳力。《山乡巨变》中，政府不仅征调农民到治湖工地，还发动农民由传统的单季稻改为种植双季稻，这都相当于古代的“力役之征”。在一切归公的背景下，种双季稻必然成倍增加农民的劳动负担和劳动强度，等同于向农民征收的额外劳役。农业社为了与单干户竞赛，不断地为社员增加劳动量。在挑塘泥竞赛中，组织青年突击队挑灯夜战，天还未亮的三四更天气就放铳叫醒农民下地，甚至起了寒流的夜里也组织突击队员下到冰冷的泥塘干活。区委书记朱明还命令发动家庭妇女参加田间劳动，要求妇女们“学穆桂英挂帅，像樊梨花征西”。这些做法毫不爱惜民力，离儒家“仁政”理想相去甚远。
三、《山乡巨变》儒家思想底蕴之形成及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