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宰相王安石中年丧妻，后来又娶了一个妾叫姣娘。姣娘年方十八，出身名门，长得闭月羞花，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婚后，王安石身为宰相，整天忙于朝中之事，经常不回家。姣娘正值妙龄，独居空房，便和府里的年轻仆人私下偷情。王安石听闻此事后，计上心来，他谎称上朝，却悄然躲在家中。入夜，他潜入卧室外窃听，果然听见姣娘与仆人床上调情。他气得火冒三丈，举拳就要砸门捉奸，就在此时，他冷静下来，转念一想，自己是堂堂当朝宰相，为自己的爱妾如此动怒实在犯不上，于是就转身走了。不料，没留神撞上了院中的大树，一抬头，见树上有个老鸹窝。他灵机一动，随手抄起一根竹竿，捅了老鸹窝几下，老鸹惊叫而飞，屋里的仆人闻声慌忙跳后窗而逃。事后，王安石装作若无其事。一晃已是中秋节，王安石邀姣娘花前赏月。酒过三巡，王安石即席吟诗一首：“日出东来还转东，乌鸦不叫竹竿捅。鲜花搂着棉蚕睡，撇下干姜门外听。”姣娘聪明，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确信老爷已经知道了自己和仆人偷情的事。她倍感惭愧，灵机一动，吟诗道：“日出东来转正南，你说这话够一年，大人莫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王安石细细一想，自己年已花甲，姣娘正值豆蔻年华，偷情之事不能全怪她，还是成全他们吧。过了中秋节，王安石赠姣娘白银千两，使其与仆人成亲。这事很快传出去，人们对王安石的宽宏大量深感敬佩。
当代镜鉴：要体谅他人
孔子“射不主皮”的“仁义”主张，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体谅他人，学会体谅他人。这对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巨大的帮助作用。具体来说，懂得体谅人就是指面对各种误解和委屈而毫无怨恨之心。
《红楼梦》中的宝钗可谓会体谅他人的典型。在《红楼梦》中，黛玉、宝玉和宝钗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若宝玉和宝钗亲近，黛玉就会心生醋意，借机讽刺挖苦宝钗。而宝钗却总是表现得很通情达理，当她抓住两人和好的转机就会努力争取与黛玉和解，以从根本上消除黛玉的敌意。
在一次猜拳行乐的游戏中，黛玉无意中说到了几句《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艳词”，这就引起了宝钗的注意，可是她并没有就此奚落黛玉。而是在背地里叫住黛玉，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尚未出阁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黛玉一听，吓了一跳，知道她在说酒席上的艳事，就赶紧向宝钗求饶：“好姐姐你别说与别人，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宝钗见黛玉满脸羞红，就没再追问，反而开导她今后要注意，以免别人笑话。宝钗这番真心诚意的关心着实让黛玉汗颜，心里想着自己平时刻薄待她，她还对自己这样好，渐渐意识到了曾经的过失。
聪明的宝钗为我们树立了善解人意、会体谅人的榜样。按照我们平时的处事方式，必定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宝钗却没有这样做，她深知化敌为友的重要性。于是她把本可以掀翻对方的把柄变为和对方和好的橄榄枝，用真诚和宽容换取了黛玉的信任。
现实生活中，人往往能将别人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但也不能因此而对别人加以指责。在与人相处时，要懂得随时体谅他人，在温和且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适当地帮助别人纠正错误。否则，就会招来怨恨，还达不到目的。
例如，美国曾经有一位著名的共和党议员写了一篇演讲稿。他觉得自己写得比当时著名的演讲家西西·洛亨利和范勃斯德合起来写得都要好，于是非常高兴地大声朗读他的演讲稿给麦金利听。麦金利觉得演讲稿有它的优点，但也有可能引起别人的误会和批评。但是，麦金利不愿伤害他的感情——他知道不能打击这位议员的热情，但他又不得不说“不”。所以他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
“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演讲稿，一篇杰出的演讲稿。”麦金利说，“没有人写得比这更好了。在许多场合这样说很好，但在这次特殊的场合十分适合吗？从你的立场上讲，那是非常合理、慎重的，但我不得不从整个共和党的立场来考虑它的影响。现在，请你回去按我的意思重写一篇演讲稿来。”
演讲稿的作者听从了麦金利的建议，回去重写了演讲稿，麦金利再稍加修改，帮助他完成了他的第二稿。最后，这人成为了麦金利竞选班子中一位高效演讲员。
做人不应用苛刻的标准去要求他人，而要尊重他人自由的权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望别人能大方地对待自己，自己也应该学会体谅别人，不想让别人苛求自己，也就不应该苛求别人。以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才能受到他人的欢迎。
能体谅他人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可以减少生活中许多不必要的摩擦和纷争，这是我们坚定立场，维护道义的起点。
7.淡泊以明志，注重精神修炼
刘因曰：“夫义当闲适，时在匡济，皆吾所必当为者；然其立心，则不可谓必得是也而后为遂。苟其心如此，则是心境本无外，而自拘于一隅；道体本周遍，而自滞于一偏。其为累也甚矣。”——《静修先生文集·遂初亭说》
译文：
刘因说：“一个人应当遵循道，却不一定以道济世，尽管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人固然可以有匡济时世的想法，但也不能为了达到目的而太过着急，以后也可以慢慢完成。如果你对道、义的追求太过着急，就可能陷入内心的束缚而被局限于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道、义本来是很普遍的，如果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你的心就会特别累。”
国学链接：元朝的“北方两大儒”
许衡（1209—1281），祖籍覃怀河内，生于新郑邑中。字仲平，号鲁斋，学者称鲁斋先生。其学广泛，涉猎经传子史、星历兵刑、食货水利、礼乐名物之类，（《元史许衡传》）学问渊博，无所不通。其官多职，元朝廷曾召为京兆提学、太子太保、国子祭酒、议事中书省、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等职。辞世后，赠为荣禄大夫司徒，谥号为文正，后加封正学垂宪、左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诏从祭孔子朝廷。时有“南吴（澄）北许（衡）”之称，为元朝正学大儒。他是中国13世纪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
刘因（1249—1293），雄州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元代著名理学家、诗人。字梦吉，号静修。3岁识字，6岁能诗，10岁能文，落笔惊人。年刚20，才华出众，性不苟合。因爱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故题所居为“静修”。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不久借口母病辞官归。母死后居丧在家。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再度遣使召刘因为官，他以疾辞。死后追赠“翰林学士”、“资政大夫”、“上护军”并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刘因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后清廷收入《四库全书》。广泛行世的有诗文集《静修集》。他的诗反映元初文人移民思想的居多，虽然隐晦曲折，但感情较为真挚沉痛。
刘因和许衡同为著名学者，且学术活动大致集中在北方，因而世人称他们两人为“北方两大儒”。
诸子之言：
在上面的诗中，刘因的意思很清楚，一个人应当遵道，却不一定以道济世，换言之，一个人固然可立有匡济时世之心，但对“义”之境界的追求不可太过着急，而能不能达到“义”之境界，也根本不在于治功。倘若你对“道”、“义”追求太过着急，或将其视为用世之“及物”，而又时命不遂、无所可为，那么就会自拘于偏执之隅，累也甚矣。他的这一思想在《道贵堂说》中也有说明。他说：“邵康节诗：‘虽无官自高，岂无道自责’，非以道对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为无尔。若以为对，则其浅狭急迫，非为不知道之所为道，而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德性高低，并不取决于其官爵和治功，而取决于自身的道德修养。
西汉的董仲舒也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于利与义。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大于利。”义是什么？就是合乎正义与公益的胸怀和行为。董氏此处所指之利，就是物质生活条件；所指之义，便是澄澈博大的精神境界。董氏从养生的角度，认为心比身重要。而能养心的，唯有义。因此在他看来义重于利。
董仲舒的观点和孔子的“仁者寿”大同小异。显然董仲舒不仅同意孔子的说法，而且对此深有体会。他进一步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能如此的人，便是孟子说的“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人。这浩然之气便是刚正之气，宽阔慈爱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面目和善大方，颇富神气。这种人与人相处和，得人乐；与天相处和，得天乐。天乐人乐，安得自身不时时处处皆乐？
从孔子到董仲舒所看重注意形成良好的心境心态的看法，得到了后来很多人的赞同。清代养生家石天基对此不仅有深切体会，而且有更为详细的论述。石天基重视德行的修养，他说：“寿虽天定之数，而人之所以能延者，德也。善养生者，当以德行为主，而以调养为佐。”他尤其看重一个人的心思：“心为一身之主宰，万事之内应。调和其心，则五官百骸未有不调和者也。”为此，石天基特别提出了要常存几种心：一是常存安静心，二是常存正觉心，三是常存欢喜心，四是常存良善心，五是常存和悦心，六是常存安乐心。
庄子也说：“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延伸思辨：淡泊明志，宁静志远
刘因的诗句中体现出来的淡泊的心境，也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诸葛亮的言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思就是一个人心绪不安静下来就不能提高思想觉悟，不在艰苦环境中磨炼不能提高道德情操。这与当前的拜金主义、利欲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现代人都在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所困扰，为家庭婚姻、职业工作、人际关系而烦恼。我们能够幸运地来到世界上是为了烦恼和痛苦吗？为何不能静心思索烦恼和痛苦的原因呢？
你应想想，毕竟个人能力有限，不能改变的方面很多。抱怨环境、怨恨他人、怀疑社会都不是明智之举。如果你对现状不满，就应该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要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态。不过“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不仅是自我心境的调节，还应有知识和智慧作保障。有了知识才会有责任感，也会有担当的勇气且志存高远。如此，你才能把人们共同的快乐和幸福作为奋斗目标，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后施行道义。
精彩典故：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不仅诗文出众，而且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有美好的品格。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的上司派来一名官员来视察，这位官员粗俗且傲慢，他一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来拜见他。
得知消息的陶渊明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他的侍从拦住陶渊明说：“参见这位官员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度要谦恭，否则他就可能到上面说你的坏话。”
一向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忍无可忍，他长叹一声道：“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他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了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从官场退隐后的陶渊明，在自己的家乡开荒种田，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在田园生活中，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写下了许多优美的田园诗歌。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描写农人甘苦的诗句：“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陶渊明远离世俗的纷扰，于田园生活中找到了心中的桃花源。
于谦两袖清风
明朝的于谦是大家皆知的清官。他不但为政清廉，而且颇有文采，作诗闻名。于谦在任时，政治腐败，贪污贿赂成风。当时，地方官员进京见皇上都要带重礼，一给皇上，二给朝廷重臣，以建立密切关系。
于谦为人正直，清正廉洁，从不收受贿赂，生活勤俭。有一次，他要到京城办事，手下的人提醒他说：你要多带礼品，孝敬皇上和一些高官，以求行事方便。你即便不送金银财宝，也得送点咱们地方上的特产。于谦说：“有什么土特产呢？”下人说：“咱这里不是产绢帕、蘑菇、线香吗？你送上这些东西就可以套近乎，拉关系，好办事。”
于谦听了后哈哈大笑，把两只胳膊举起来，说道：“我什么东西也不带，只有两袖清风。”于谦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进京时一切从简。为此，他还特地作了一首诗《进京》，诗曰：“绢帕蘑菇与线香，本属民资不可抢。清风两袖朝京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于谦两袖清风以明志，表明了自己不事权贵，保持真我的至高境界。这种纯洁的心灵、高尚的品格都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向往和追求的。
当代镜鉴：保持良好的生活态度
人们今天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现代社会提倡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它决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应该是心胸的豁达、态度的平和以及内心的庄严。
现在有一种说法，21世纪评估各个国家人民生活质量的指标，已经不是过去简简单单的GNP（国民生产总值），还要看GNH，即国民幸福指数。
也就是说，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和增长速度，更要看每一个老百姓内心的感受——你觉得安全吗？你快乐吗？你对自己的生活真正认同吗？
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经参加过一次国际调查，数据显示，当时国民的幸福指数只有64％左右，1991年再次参加调查，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然而到了1996年再参加调查时，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了68％。这些数据的变化就表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为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让我们回到2500多年以前，看看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圣贤们是什么样子的。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简陋的小巷里，而他依旧可以自得其乐。
也许很多人会说，生活就是这样，穷日子富日子都得过，那有什么办法？其实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多大的艰难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一直有平和的内心，乐观的态度。
只有心灵高洁的人，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恬淡和安宁。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一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人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这就需要检视自己的内心。孔子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子贡曾经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一个更高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