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现代管理是“舶来文化”，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儒家所提倡的部分思想，已经可以引申为管理学的雏形和范本。
为政方面，儒家所说的“义”有两个内涵，即正己和治人。孔子曰：“政者，正业。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有正己，才能正人。正己就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义服民得民者得天下”；正己也是自律，为下属树立榜样。而治人又包括识人、用人、爱人、处理“君臣”关系、合理使用法度等等。在这一系列的管理实践中，领导者的道义就会逐渐体现出来。其实，这种将义的思想渗透到现代组织管理中的方法，就是人本主义管理，让人们对组织有更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领导要转变思维方式，理解和善待员工，使得组织内外、左右、上下协调一致，达到和谐管理的最佳境界。
1.以义服人，得民心者得天下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
译文：
孔子家的马厩失火了，孔子退朝回来，问道：“伤人了吗？”并不问马的损失情况。
国学链接：古代诗文中“马”的意象
在古代，马是人们日常生活和作战的重要工具，因而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关于马，也就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传说。如伯乐相马、曹操赠马、楚霸王乌江舍生渡马等等。而在古代诗文中，马更是一个极其醒目、内蕴丰富的意象，有着令人瞩目的地位和作用。
1.现实生活的反映
古代称大国为“万乘之国”，因此车和马就成了国家力量的象征。如《诗经·鲁颂》的一篇《駉》就歌颂鲁僖公养马众多，国力强盛。“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而“车辙马迹，经纬四极”（曹操《度关山》）则是黎庶繁息的标志。
正因为如此，马成了权势和地位的象征。汉乐府《鸡鸣》：“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即写一个得势的荡子乘时得势、炙手可热的情景。而同在汉乐府诗《陌上桑》中，聪明机智的罗敷，也是借助马来夸耀虚拟丈夫的高贵显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
古代的战争就更离不开马了。杜甫《兵车行》中有“车辚辚，马萧萧”之句。“萧萧”、“马嘶”，极其真实地展示了唐朝征战的频繁；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反映了唐代军营生活中浓郁的边地色彩；鲍照《拟行路难》：“将死胡马迹，能见妻子难”中的胡马则用来指代战争，从而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2.多种文学功能
在古代，马作为一种实用工具，其地位无法取代。诸如运输、狩猎、远行、嫁娶等等都离不开马。而在更多的文学作品中，马不仅仅是以一个工具性的事物出现的，还是一个思想感情的附着物，是写人叙事、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诸子之言：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体现了孔子的人本思想。
接着孔子又在《论语·宪问》中对统治阶级提出了“修己以安百姓”的要求，这一思想主张和他在《论语·学而》中“泛爱众”的见解一脉相承。孔子还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也就是说，统治者对人们施行道义就能使其信服。
同时，孟子也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将人民摆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不难看出，人民对于维护统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获得天下的方法是得到人民（百姓）的支持，获得人民支持的方法是得到民心，而获得民心的方法是满足人民的要求。
《淮南子·泛论训》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
荀子也有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些观点对民本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延伸，指出了得天下和得民心互相依附的关系，以及得民心的方法。君主把百姓放在重要的位置，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现代的领导从政时也应如此，要想得人心，就应该以人为本，从员工的利益出发，施行道义。
延伸思辨：以“官态”做事害人害己
孔子得知家中的马厩着火了，第一句没有问马的损失，而是问伤人没有。这就说明，在孔子眼里，“人”、“道义”的价值要比任何财富都重要。马棚烧毁了可以再盖，马损失了可以再买，但是人没有了，就很难找到了。可见，孔子把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然而古代的旧官僚却总喜欢将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心中没有百姓。明代李禾曾针对当时的时弊说了这样一句话：“才做些小官，便浑身是官态。”
现代社会为“官”，就要防“官态”，那种“官资不老，官态不少，官职不高，架子不小”，高高在上忘忧民，互相推诿踢皮球的领导者是为下属所深恶痛绝的。官态犹如撒在人际关系肌体中的沙粒，除了制造摩擦，使机体溃烂外，没有任何好处，可谓害人害己。从领导者的智慧角度讲也是不成功的。
精彩典故：
刘备以人为本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任丞相，七月南攻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举荆州降曹，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占荆州，刘备不从。于是曹操率数十万大军南下取荆州，欲追击消灭刘备，迫使刘备弃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奔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战当阳（今湖北当阳县）、逃夏口（今武汉市汉口）。当时，刘备保护襄阳、樊城数十万百姓和辎重日行十里一路南逃，曹操派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势如破竹，形势十分紧迫。为此，关羽给刘备提了个建议：“宜速行保江陵（县名，今湖北宜昌市江陵县），今虽拥大众（指老百姓），被甲者少（指军队人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刘备回答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凡成大事的人，必须以人为根本，今天老百姓都自愿归我，是对我的信任，我怎么能够忍心抛弃他们而去呢？他的军队扶老携幼，带老百姓一起走，虽然让他的军队遭受损失，但他因此也得到了很好的口碑，为后来的三分天下奠定了基础。
勾践笼络人心实现复国
会稽山一战，越国大败，国家危在旦夕，怎么办？越王勾践在含垢忍辱中，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他十分注意在两个方面笼络人心。
1.广招贤才，善待人才
被围会稽山，勾践事急而求谋臣：“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几乎等于在说“分半壁江山给你”，这就让那些渴望建功立业的有志之士怦然心动。面对文种“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的责问，勾践并没有龙颜大怒，大发雷霆，而是冷静地采纳。面对逆耳忠言，他不愠不怒，使得文武群臣誓死效命。文种的责备，使勾践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要想复兴越国，必须要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当他结束了在吴国漫长的屈辱岁月，回到国内，对那些明达事理的人，“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为自己复国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
2.发展生产，安抚百姓
会稽山大败，国将不国，为安抚民心，勾践先下诏罪己：“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深深的自责，谦卑的言辞，也使得百姓为之动容！“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抚恤战后苦难中的百姓，率领百姓休养生息，从而抚平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创伤。
为了富国强兵，勾践还大力发展人口，减免赋税，即便是孤儿寡妇、生病的、穷苦的，也会让官府悉心照顾。同时他又以身作则，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不是亲自种出来的粮食，不吃；不是他夫人织出来的布，不穿。就这样，勾践一直以民为本，广揽人心，使得复国大业得以完成。
当代镜鉴：管理要人性化
在现代企业中，领导者必须把“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企业领导者应该把“以人为本”中的人视为员工群众，通过尊重、理解和关心员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用道义治人，充分调动起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华人企业领袖施振荣十分推崇“人道”。他认为人性本善，应该充分调动人的性之善，使其发挥积极性。他一直提倡人的宽容和信任，允许别人有犯错误的机会。最难得的是，他可以把自己的大权旁落，并且给予别人鼓舞。施振荣曾经说过：“创业30年，我其实一直在经营人性。结果是，宏基人才辈出，王中生王，宏基也成为全球企业的巨头。”
在日本战后创建的所有公司中，索尼公司是第二大公司，仅次于本田科技公司。对于索尼而言，成功并没有什么不传之秘，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关键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就是要富有道义。这就使得公司内部创造出一种家庭式的和谐感情，而这种感情也使得管理阶层和职工有了同舟共济的精神。
盛田昭夫每年都把索尼公司招聘的人员集合到总部，对他们进行培训，使员工都树立起“人人都是索尼大家族成员”的观念。如此，整个企业就在公共道义的规范下，构建起了互敬互爱的精神架构，索尼的员工也更有归属感，愿意为公司贡献力量。
此外，索尼的“义”还体现在鼓励个人才智的发挥上，做到人人适才任用，故而每个人的潜力都能最大化，这种“以义服民，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是索尼成功的关键所在。
反观国内的很多企业，存在的问题恰恰是没有用道义管理员工，老板怕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对老板也有所保留，很难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尤其是在企业初创的时候，难以破钱财之贪，所以很多合作者为了利益，导致企业人心涣散，走向了下坡路。
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影响其行为的心理也相当复杂。人们都希望在一个和谐、融洽的环境下工作，希望自己被重视。因此，领导者用符合道义的理念管理人是相当重要的。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要想不被淘汰出局，领导者也应以此为参照，遵循道义、尊重和关心员工，积极地培养优秀人才，从而争取得到更多人心，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2.严于律己，行若明镜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译文：
孔子说：“假如端正了自己，治理国政有什么困难呢？连本身都不能端正，怎么端正别人呢？”
国学链接：孔子的“正己”有哪些内涵？
正己是孔子为执政者提出的首要行为准则，他要求为政者实行德治，就要努力修行自己的品德，端正自己的行为。
一是正己必先自立。他一再提醒为政者要以德修身、“修己安人”；“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在他看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与其碌碌无为一生，还不如“朝闻道，夕死可矣”。
二是正己才能正人。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还认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此外，他还把为政者之德比作风，老百姓之德喻为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此，为政者必须做到“先之，劳之”；“先有司”。只有这样，才能“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三是正己要谨言慎行。就是一言一行要自重，要“言思忠、事思敬、貌思恭”。孔子把谨言慎行视为人的重要品德之一，要求做到“讷于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反对言过其行、言不及义、道听途说，认为“巧言乱德”、“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在“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慎于行”、“行笃敬”、“行之以忠”，真正做到言语忠诚真实，行为“敬事而信”，容貌举止恭敬端庄。
四是正己要自省改过。“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要经常做到“见不善如探汤”；“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同时，还要“见其过而内自讼”；“过则勿惮改”；“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不贰过”。只有为政者以身作则、“为政以德”，老百姓才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诸子之言：
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所谓“正人先正己，治国先修身”，统治者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道德素养，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重大己任。树立好自己“德高望重”的高大形象，老百姓才会在内心深处感受“以德服人”的信服力，从而使老百姓争相效仿君主的思想道德，这样有利于净化社会道德风尚，这是大道义的体现。
同时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正者，正也”的思想对于恢复“周礼”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于是孔子又在《论语·颜渊》中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可见统治者的道德修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道德素质高低。其结果如《论语·子路》所说：“近者说，远者来”，这样不仅有利于安抚境内的百姓，使其心向国家；同时也有利于感化境外的百姓，使其归附。这样的国家才会政通人和，才可以在战争纷纭的时代屹立不倒。
延伸思辨：正人先正己
在孔子看来，君主道德修养要“正”，以“正”修身，才能树君主“德高望重”之形象，孔子认为，当政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正派、正直，应当以自身的德行来起表率作用，从而取信于民。在孔子看来，为政者的个人修养是十分重要的。人之为人，就在于自觉承担人生之应当的社会和家庭责任，动之以真情，晓之以义，并以诚挚的信念和仁爱之心来沟通自己和外界的联系，使之达到自由、和谐的理想境界，为人如果没有道义，就很难有大的作为。
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官员的廉洁与否，关系到全社会。同理，全社会都来关注官员的廉洁，为反腐倡廉提供舆论支撑，占领和挤压腐败的生存空间，则全社会都能“正其身”。营造这样的清廉氛围，应该是“匹夫有责”。
在现代社会，从政的人也应该用孔子这个理念来严于律己。用无为而治的方法管理下属，使下属按规矩办事，这样，整个社会风气也会随之转化而归于端正。
精彩典故：
悬瓦示警
阮元的长子阮常生，秉承阮元清廉风范。他为官多年，操办工程，除正常俸禄外，一丝一粟不敢妄取。平时慎起居，节饮食，一件皮衣就穿了30年。见他人“鲜衣怒马奢侈者”，就奉劝他们要廉洁奉公。
阮常生官直隶永平郡郡守时，查得滦河上的渡船时常敲诈来往民众，商旅以为患。阮常生查清事实后，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并于渡口植一竿，上悬大瓦二方，标明日期，发布告示告诫渡河的民众，如遇渡船苛索，即可敲碎大瓦。阮常生每隔一日，就会派丁役到各渡口巡查，如果有持损瓦来上报的人，阮常生就会立即予以查办。这件事一经传扬，各个渡口的弊端就消除了。
以秤砣戒己
明代万历年间，扬州仪征人盛稔赴山西任平阳知府。到任后他核查库银，发现少了七万余两。有人提出，在全城增加课税，填补空额。盛稔思之再三，估计秤有问题。他找来秤店的老板，校核后，果然发现秤存在问题。原来是有人见盛稔初来上任，在秤上做了手脚，故意用不准的秤来核查库银，以便让盛稔增加课税，使他们能从中渔利。盛稔查出了问题，吩咐秤店老板留下秤砣，并把铁秤砣放在书案上，用来警戒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