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笔下从不平庸，他的视角总会从纷繁杂乱的事物中爬剔出闪亮的东西。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在全球很有声望，这种声望是与国家总统密不可分的。如果仅此而已也没有什么特别让人关注的，问题是，总统哈维尔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这就不容易做到了。余秋雨投注目光更多的就是这后一点。当然，并不是说作家比总统伟大，如果不集政治、文化、道德、智慧等优秀的品质于一身，也是当不好总统的。事实证明，哈维尔在总统这个职位上干得很好，这或许就与他是一位好作家有关。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正因为他了解人性，更懂得如何掌握这个大家庭，怎样去平衡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怎样在捍卫自己国家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去恶从善，所以才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是一个领袖视为生命的最高荣誉，作家应该更懂得这一点。更难能可贵的是，总统哈维尔因顶峰体验而加深了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了一位很具哲学思维的作家，这使得他在掌管国家大事上更游刃有余。
余秋雨对哈维尔总统的关注，其心灵深处还有一种情结，那就是作为作家的自己对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同时更易接近体察和揣摩他的内心。因此，余秋雨对他的研究是心甘情愿，到后来竟有点乐不思蜀。他很赞同哈维尔总统文章里的一些观点：
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社会改革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不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以上思想无不渗透着哲理的光辉，哈维尔在管理国家事物时才能运筹帷幄。余秋雨用心品读着伟人的人格力量，用脚踩出通往奥秘圣殿的天堂，他的视角变得越来越开阔也变得越来越刁钻，这是两种对立的思维，也是缺一不可的统一，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他的笔墨任何时候都不会干涸，每一笔都是那样遒劲有力，像多彩的珍珠，颗颗富丽堂皇，丰满清丽。那是智者流淌的文化精髓，更是人类艺术的遗迹，处处存在，却难以觅拾。
德国柏林在余秋雨的笔下给人一种屏气凝神的感觉，他这样描绘道：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种躲在一切背后的缥缈浮动或寂然不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种足以包围感官的四处弥漫或四处聚合；说不清，道不明，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的千言万语或不语……
接下来，余秋雨的妙笔连连生辉，在诗一般的语言中将德意志的强势和神秘再次推进：
罗马也有气势，那是一种诗情苍老的远年陈云；巴黎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热烈高雅的文化聚会；伦敦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繁忙有序的都市风范。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的让人捉摸不透。
成为德意志帝国首都还只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但仅仅几十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几乎夷为平地。纵然这样，当时新当选的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还是要躲开这个废墟，他说：“一当柏林再度成为首都，国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谁把柏林作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个新的普鲁士。”
那么，什么叫做精神上的普鲁士，或者普鲁士精神？更是众说纷纭。最有名的是丘吉尔的说法：“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正义的声音，战后盟军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鲁士，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五十年后两个德国统一，国民投票仍然决定选都柏林，而且也不讳言要复苏普鲁士精神。当然不是复苏丘吉尔所憎恶的那种酿造战争和灾难的东西，但究竟复苏什么，却谁也说不明白。说不明白又已存在，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练和厉害。
余秋雨的行走就是这样的厉害。脚下的步子真实地踩踏着一样的土地却不一样的国土，还有聆听，还有触摸，更有窥探的眼睛，然后再挥洒于笔端。其实，他的生活简单，就是为表述生存着。一个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简单的背后才是真正的复杂。”他是率性的，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不管别人怎样评价他，只要对得起应该对得起的人，对得起自己就够了，他还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他又是固执的，只要自己认准的路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前行，无论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丝毫不与他相干。
生存和死亡只是一个具体的形式，精神才是他一生的依托。余秋雨一生被很多大师影响过，如果没有接近过他们的著作，他在文学上一定没有今天这样大的成就，就如同他没有行走，就没有他今天开阔的视野。
行走，让余秋雨近距离地接近了他们，更确切地说是接近了他们的灵魂。坟墓可以作为代表一个人的符号，因为精神是不死的。黑格尔，用一代哲学大师来形容他着实是贬低了他，他几乎成为人类的精神领袖，且是不朽的。余秋雨早年就仰慕他，这次来到德国，第一个想法就是去瞻仰这位哲学大师的墓碑，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来到费里德利大街北边上的欧洲陵园，余秋雨终于找到了写有黑格尔和他夫人名字的十八号墓穴。他的眼睛向旁边一扫，德国大哲学家，被称为德国国家之父的费希特的墓碑赫然在目。德国著名的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布莱希特的墓碑虽处边角，却较大，很抢眼。余秋雨作为戏剧研究者，自然对这位大师深怀崇敬。
这座墓园埋葬着众多人们仰慕的灵魂，余秋雨情感的浪潮翻滚着，他虔诚地朝拜，这一刻将会持久地印记在他的脑海，并鼓舞着他，朝着人类更高的艺术领域不断攀登。
余秋雨走进德国洪堡大学即原柏林大学，如同推开了诺贝尔奖圣殿的大门，因为这所学校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竟达二十九人。二十九人是个什么概念，要知道有不少国家至今还未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如果知道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洪堡兄弟，或许人们就不会觉得奇怪，哥哥威廉·洪堡，是杰出的教育家，他首先主张大学除了教育之外还要注重科学研究，齐头并进；大学里实行充分的学术自由，国家行政不得干涉。弟弟亚里山大·洪堡，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对近代很多重要学科均有研究，去世时普鲁士政府为他举行国葬。这样的创办人，如果还不能创办出世界屈指可数的一流学府那才是一件奇而又奇的事情。正是由于蔡元培当年在这里留学，才有幸把威廉·洪堡的办学主张带回中国，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学。陈寅恪也是在这里受到熏陶后，回去开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最让余秋雨感怀的是，这所为人类科学事业奉献最多的学府，这所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学府，他们的低调令人吃惊，作为中国人，余秋雨希望中国的大学校长都能到这里来看看，收敛一下习惯性的大话，别的他就不想多说了。
最令余秋雨震憾的是图书馆靠马路一边的小广场。这个小广场是用石铺成的，石块上用德文写着：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
——海涅
余秋雨介绍，就在这块石刻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想想中国，远的焚书坑儒，近的“文革”，还有大大小小的焚书事件，中国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坦诚，将真实的历史展现给后来的参观者者，以警示后人。或许只有这种世界级的学府才有这种境界，也正因为具有这种境界，它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
有句话叫：“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在德国余秋雨还找到了歌德在魏玛的家，其豪华令知道歌德身世的余秋雨还是吃了一惊。这使他想到了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他由此推翻了先前人们历来的说法：一切优秀的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
余秋雨的“出走散文作品”中，跨越疆域之作占了很大一部分，由于篇幅的原因不能作更为全面的介绍，只作一个引荐吧。当然，也许引荐也是多余的，因为余秋雨的散文几乎家喻户晓，那么，仅作为“走出去才是创作源泉”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