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在当时，就连对毛泽东诗词深有研究的一些人，也认为是毛泽东的新作，因为此词谈古论今，纵横驰骋，其遣词造句、起承转合，都实在酷似毛泽东已发表的词作的风格了。
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等职的龚育之，其时虽对此词义不符合毛泽东之口吻而表示怀疑，但也认为“写得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似也可信”。1966年2月上旬，龚育之在武汉东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间隙，当面向毛泽东求证。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
后来有关部门考虑到这首词流传甚广，关系到领袖，经过一番认真调查，终于弄清了此词的来龙去脉。
原来，此词作者乃当时山东大学的教授高亨。
为了避免以讹传讹，1966年的2月18日的《人民日报》在第八版上刊登此词。编辑在排版时做了精心安排，不仅放在右上角的显眼位置、加了粗线条的花边、用了大号字，而且在高亨名字前特加上了“山东大学教授”六字，并且还用黑体字加了编者按：“1964年初，《文史哲》杂志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在笔谈中，作者写了下面这首词，原刊《文史哲》1964年第1期。”
《人民日报》之所以介绍得如此详细，显然有辟谣之意。作者虽得以澄清，但这首词的社会影响却丝毫没有减小，人们谈到毛泽东的诗词，总是忘不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文革”初期，此词竟被冠以《读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有感》的标题，与陈明远的一些诗词一同被冠以“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而广泛流传。
山东大学是一所以文史见长的百年名校，曾因有“冯陆高萧”四大学者而名扬世界。冯，指冯沅君；陆，指陆侃如；萧，指萧涤非；高，就是高亨先生。
高亨，又名晋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学者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1900年7月29日生于吉林双阳县一个小山村。10岁时取名高仙翘，入私塾就读，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18年春，高仙翘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冬毕业。1923年春，他远离家乡来到北京，入北京弘达学院补习英语，继而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中国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梁启超、王国维。梁启超对高亨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颇为赏识，曾说：“陈兰甫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并赠给他一副对联：“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从此，高亨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的家法，严谨治学，并决心过“读书、教书、写书”的“三书”生活。
1926年秋，高亨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被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聘为教授，开始了终生的教书生涯。两年后转任沈阳东北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来到北平。之后又历任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和湘辉学院教授。1945年8月，在四川三台执教于东北大学，一年后随东北大学迁回光复后的沈阳。自1931年年底离开东北奔赴关内，高亨先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辗转流徙，漂无定居，在充满孤独漂泊之感和忧国忧民愁思的日子里，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几部力作如《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经今注》《老子正诂》《墨经校诠》等，大都完成于这一时期。这几部专著以其内容丰实、考订精当而享誉学界，从而确立了他在现代易学、老学和墨学研究中不可摇撼的地位。
全国解放后，高亨仍从事高校教学工作，1953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196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高亨教授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即将闭幕时，他与范文澜、冯友兰等九位国学大家一起，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毛泽东一面亲切与他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说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够做出多少成绩。毛泽东心情很好，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肯定，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这次接见，使高亨激动不已，终生难忘。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周扬副部长转呈毛泽东。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毛泽东诗词》中，除收有早已流传的27首诗词之外，还有初次发表的新作10首。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的活动，高亨先生积极参加，并填写了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
1964年第1期《文史哲》杂志配合编刊了《笔谈学习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和附词一组，其中就有高亨的这首词。这首词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共鸣，被传抄吟诵，广为流传。但在传抄中，不少人漏抄作者姓名，这便引出一桩“诗案”。
随后，高亨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泽东。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高亨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全文如下：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信封上写道：
青岛山东大学高亨先生？ 北京毛寄
毛泽东信中说的“寄书”，就是高亨第一次托周扬转呈的《诸子新笺》等几本书。“寄词”就是第二次寄去的词作《水调歌头》。“还有两信”就是寄书和寄词时附的两封信。“高文典册，我很爱读”两句，是毛泽东对高亨著作的评价。毛泽东显然是把他的著作作为典籍对待了，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肃此”即恭敬地写这封信，这里是谦词。不过信封上写的“青岛山东大学”有误，因为山东大学在1958年由青岛迁到了济南。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山东大学”校名，便出自于这封信的信封上，现在高悬在山东大学的校门上方。
高亨先生收到毛泽东手书后，十分欣喜，倍加珍重，特制镜框装裱，高悬书房。20世纪70年代初，当北京图书馆征集毛泽东手书时，高亨先生虽十分珍惜，万难割爱，但为顾全大局和永久保藏计，仍欣然应允。
由于种种原因，1966年后，高亨同许多教授一样，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和参加体力劳动。1967年8月，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高亨被借调到北京，先住在中华书局，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了一个住处，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从此，他离开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的山东大学。
1986年2月2日晨，高亨先生逝世于北京，终年86岁。
高亨先生的学术著作素以博湛精深著称，其留世的《高亨著作集林》共分10卷，收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周易杂论》《老子正诂》《老子注译》《诸子新笺》《庄子今笺》《商君书注译》《墨经校诠》《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楚辞选》与《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文史述林》《文史述林辑补》等，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国学大师。
毛泽东评梁漱溟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这位1988年逝世的95岁高龄的老人，与和他同龄、但先他十几年而逝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和必将流传青史的故事。
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生于北京。原名梁焕鼎，字寿铭。梁漱溟5岁发蒙读书，6岁还不会穿裤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梁漱溟9岁时，有一次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四处寻问，且向人吵闹，也没有找到。隔一天，他的父亲在庭院前桃树枝上发现了这串钱，知道是孩子挂在树枝上遗忘了。父亲并不责斥他，也不喊他来看，只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有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上而忘之，到处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于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小梁漱溟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看，一串钱还挂在树枝上，不禁十分羞愧。此事的教益遂长久留在梁漱溟的记忆里，使他此后树立了事事认真的态度。
梁漱溟历经两度私塾，13岁考入顺天中学，渐渐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他看到家里的用人天天做饭、洗衣服，很是辛苦，便问她们是否辛苦，而她们都说习惯了，脸上常有知足的笑容。自己家产富足，父母疼爱，不用操任何心，也挑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但内心却常常感到很烦闷，这是为什么？他为人生问题感到困惑，反复思考，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人生的苦乐不在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是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第一个欲望满足了，第二个欲望又来了，而欲望是无法全部满足的。
那时北京琉璃厂西门有个“有正书局”，出售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当时梁漱溟对佛教的大乘、小乘尚不分晓，什么密宗、禅宗也不明白，但见到佛书就买，买回家就读，渐渐地发现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于是边学边钻，渐渐入了门。
辛亥革命时期，梁漱溟在甄元熙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和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辑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为孙浚明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便以“漱溟”行世。
当时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污浊，使梁漱溟很快地感到厌倦和憎恶。他辞去了记者工作，在家闲居，专心攻读佛典，从20岁开始长年素食，且不蓄发，俨然一个僧人。
梁漱溟24岁那年，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著《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所赏识，应聘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当时的北大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影响，学术空气异常浓厚，新旧不同学术思想都十分活跃。在这种氛围下，梁漱溟在北大发起了东方学及孔子哲学的研究，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首次运用比较学的方法，对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体系产生的历史渊源及不同特点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儒学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和作用进行了大胆预言，因此，被学术界誉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从来“不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善于把冷静的思辨介入复杂的人生哲学，用自己的认知和实践，走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人生之路。1924年，他毅然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他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延安窑洞里的彻夜畅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他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参加南京国民党的“参议会”。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八一三”抗战失利，日军长驱直入，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不只自己逃难，还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使梁漱溟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悲观。于是，产生了去延安见见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念头。
1938年1月，梁漱溟风尘仆仆，只身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此次延安之行，毛泽东共会见梁漱溟8次，每次二人交谈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其中有两次几乎是彻夜长谈。
初次见面，毛泽东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读到您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您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毛泽东一语唤醒了梁漱溟对往事的回忆，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原来，梁漱溟有一位本家兄长名叫梁焕奎，家在湖南湘潭，是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为了支持维新，培育人才，他曾资助过包括杨怀中在内的一批湖南青年赴日留学，因此被杨怀中尊称为恩师。1917年，为躲避战乱，梁焕奎来到北京，借住在梁漱溟家中。不久杨怀中亦进京，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由于杨怀中经常去探望梁焕奎，遂与梁漱溟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情谊日笃，成为忘年之交。此后，梁漱溟每遇到难解之题，不论是白天还是晚间，就去向杨怀中讨教，因而成了杨家的常客。杨怀中，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恩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
恰好毛泽东是1918年年初到北京，经杨怀中介绍，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职。毛泽东白天供职兼修习，晚上就住在杨家。梁漱溟每每晚间去杨宅，总见一位高个子青年前来开门揖客，彼此也点头寒暄，但他始终没有打问过对方是谁，更没有想到他就是后来成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然而毛泽东早从杨怀中那里得知这位来客的尊姓大名，并且认真拜读了他的成名作《究元决疑论》，留下非常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1938年1月，在延安，屋外严寒逼人，屋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彻夜畅谈……
第一次晤谈时，他们谈起了30年前的一些往事，也谈起了抗战以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当谈到对时局的看法时，梁漱溟就把近年来自己的所见所闻、心中的迷惘以及此次造访的来意，向毛泽东做了如实的倾诉。他不无忧虑地问道：“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耐心地听完了梁漱溟的陈述，然后面带微笑，缓缓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见所闻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接着毛泽东扳着指头详细分析了战争爆发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决定中国前途者不外三方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而求中国之胜利，一在中国自身；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随战事的扩大与延久，而日益暴露其弱点，增其困难。所剩的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两年来已逐步趋向团结。既如此，又何须悲观？抗战的最终结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也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