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胡适的学生季羡林回忆：“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
于是，1948年12月14日，胡适登上了蒋介石派来的专机，走上了与共产党决裂的道路。
1949年，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连续发表五篇评论，文中对个人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批评和劝告，其中几处直接或间接提到了胡适。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写道：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分。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胡适没有搭乘蒋介石的飞机直接去台湾，而是于1949年4月6日，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再次登上从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与祖国诀别。他在美国租赁的纽约东81街104号那所破烂不堪的公寓里度过了那段几乎使他的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陷入绝境的困苦日子。为了避免坐吃山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只得屈尊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做一个管理中文图书的小职员。
毛泽东预言21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
1949年4月29日，胡适刚刚抵达纽约的第三天，他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致信于他。该信于194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以《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为标题发表。在信中，陈垣诚恳地规劝胡适正视现实，幡然觉悟，批判过去的旧学问，回到新青年之中，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一封给胡适的公开信能够在共产党机关报发表，毫无疑问，毛泽东始终给胡适敞开着大门。
然而，胡适囿于他顽固的反共情结，在日记中表示了对该信的“鄙视和厌恶”，并于1950年1月9日在台湾《自由中国》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明确表示了拒绝“挽救”的强硬态度。10月，他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这篇反共文章，这使得毛泽东争取胡适的希望从无奈中走向了破灭。
此时此刻的胡适，已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骑士，利用美国人和蒋介石别有用心地套在他头上的种种光环，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言论，为危机四伏的国民党黑暗统治映照出一丝隐晦的亮色——胡适自己关闭了毛泽东为他敞开的大门。
1954年，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后来转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师胡适。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变成声名狼藉的人物，批判者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成立了专门批胡的机构即周扬所称的“讨胡委员会”。在郭沫若“委员长”的领导下，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八辑约二百万字，另有别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三十本，总计有三百万言之多。
这些批判文章，在大陆可能没有一个人通读过，可胡适全部都读了，并在有些地方做了些富于谐趣的批注。对这种自上而下发动的批判，胡适将其看作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胡适一再和友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胡适对自己早年曾欣赏和支持过的毛泽东，似乎越来越反感。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页。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
胡适说这首脍炙人口的《蝶恋花》“没有一句通的”，此话讲得太过，已不是什么诗歌评论，恐怕已是赤裸裸的诋毁了，可谓“胡说”、“胡批”。
胡适经过“严密”地“论证”，还请教了湘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最终得出了毛泽东词《蝶恋花》就是照方言也不押韵的结论。按“蝶恋花”词牌要求，毛泽东的词的确“出格”了、“破韵”了。但这样的韵脚犯忌，一向重视用韵、深谙格律的毛泽东自然很明了。1958年12月，毛泽东在该词作的“作者自注”中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不可改”说明毛泽东是为了不因韵害意而“破格”。如此用韵，意与声谐，浑然天成，所以也就“只得仍之”了。诗言志，既然格律是为了表情达意服务的，“情动绳墨外，笔端起波澜”（臧克家语），这时又何必胶柱鼓瑟呢？毛泽东在遵循词律的大前提下，根据表达需要而作一点灵活变通，不也可以看作是他“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诗论的一种艺术尝试吗？所以，胡适的批评未免太死板、太苛刻了，有违自己一向主张的“尝试”精神，同时也或多或少是一种有失大家气度的“泄私愤”。
尽管如此，晚年的胡适，还是不无欣赏地对身边人说：“共产党中，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学生”并没有全盘否定“老师”，对其评价还是十分公正的。这恐怕是胡适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吧！毛泽东的话是很真诚的，显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同时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性。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的一次讲话中，再次肯定了胡适，“他对中国启蒙运动起了作用”，“不能全盘抹杀胡适”。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一次提到了胡适，此时，胡适已经去世两年多了。毛泽东说：“《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毛泽东品鲁迅
毛泽东生前多次坦言：“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文学造诣很高；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他们的国学造诣都很深厚，都是国学大家。他们虽然未曾谋面，但是毛泽东对鲁迅充满了尊敬和敬仰之情，多次给予鲁迅很高的品评。
“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
鲁迅，原名周树人，和毛泽东一样属蛇，但年长毛泽东一轮，1881年出生，浙江省绍兴县人。17岁离开家乡，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后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在日本，有两件事促使周树人改变了初衷。一是他无法忍受那些有着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无端歧视。二是在观看日俄战争教育幻灯片时，画面上一个被指控为俄军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抓捕后要被砍头示众，而画面上许多中国同胞却麻木不仁。这极大刺痛了他的心灵。他痛感：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认为首先要改变国人的精神。于是，他弃医从文，立志于文学。
1909年回国后，周树人先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绍兴初级师范学堂等任教。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他来到南京，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后随临时政府迁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直到1926年8月离开。
在北京工作时期，周树人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和新文化运动，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他以自己犀利的杂文和新颖的小说为新文化运动呐喊。1918年5月，他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发出“救救孩子”和推翻这个社会的呼声。此后，连续创作了《药》《孔乙己》等优秀白话小说和大量杂文。
1926年，鲁迅因参加北京“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支持学生，声讨军阀政府，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8月被迫离开北京，先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开展了左翼文化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迫害和镇压。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他不顾反动当局的迫害，积极参与革命的文艺运动，以满腔的热情宣传进步思想，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1930年3月，鲁迅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任常务委员，与瞿秋白等人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1933年，鲁迅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与宋庆龄等一起为营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关押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而斗争。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我无条件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正当他全身心投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之时，病魔却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在上海逝世。上海民众自发地为他举行公祭。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他的遗体被从万国公墓迁葬至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鲁迅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作品，如《祝福》《阿Q正传》《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800多万字的煌煌著译。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他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和奠基人。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一生的写照。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他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有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鲁迅先生的著作收入《鲁迅全集》。继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之后，2005年，《鲁迅全集》以崭新的面孔与广大读者见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文集中增收了鲁迅佚文24篇、佚信18封以及《两地书》原信68封，《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约10万字，总卷数由1981年版的16卷增加至18卷。这次修订对注释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和修改，新版《鲁迅全集》新增注释1000余条。
2006年，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国学频道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评选出的“十大国学大师”是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和冯友兰。此次评选活动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其中王国维以最高得票数位居榜首。而康有为、辜鸿铭的落选和鲁迅的入选则引起了各界强烈争议。“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成了这场热点争议中的焦点。
反对鲁迅入选者认为，国学大师对国学的研究一定要深要透，要成为专家，“鲁迅不但没有做到这点，还推行白话文毁灭文言，怎么能算是国学大师呢”？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吴相洲教授说：“鲁迅应该说是文学大师。鲁迅在国学上倡导少读甚至不读古书，而对西方的一些东西比较推崇。而在国学方面，有很多人的造诣和贡献都要比鲁迅大。”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助理孟宪实也表示了类似看法：“鲁迅在‘整理国故’中确曾做过一些工作，但和他的小说散文创作相比，这并不是突出的成绩。他还曾努力贬低传统，对国学也没有推崇。这好像不是国学大师应有的态度。”
而作为我国著名国学名家姜亮夫的弟子、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章祖安则指出，凡是研究先秦以后文化的学者，成就卓著也称不上国学大师，“谁听说过研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被称为国学大师的？”按照这一标准，如鲁迅这样的大文豪也未必能称得上国学大师了。
而支持者则指出，鲁迅不但有巨大的文学成就，还有深邃的鲁迅思想，传统文化方面底蕴也很深厚，应该当选“国学大师”。清华大学的刘石教授列出了评选鲁迅为“国学大师”的四点理由：第一，鲁迅是真正的国学研究大家，他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达到经典的高度。比如其《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中国小说通史，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始终影响着后学；第二，鲁迅开创了将文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的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文学史研究者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第三，鲁迅在古籍整理方面有重要成果，“比如他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就非常严谨、规范，已具有现代古籍整理的特点”；第四，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极其深远，堪称中国人的“精神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