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驴儿怀恨在心。过了几天，蔡婆婆害病，要窦娥做羊肚汤给她吃。张驴儿偷偷地在汤里下了毒药，想先毒死蔡婆婆，再逼窦娥成亲。窦娥把羊肚汤端给蔡婆婆喝。蔡婆婆接过碗，忽然要呕吐，不想喝，让给张老儿喝了。张老儿中了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就咽了气。
张驴儿毒死了自己的父亲，把杀人的罪名，栽到窦娥身上，告到楚州衙门。
楚州知府桃杌是个贪赃枉法的贪官，背地里被张驴儿用钱买通了，把窦娥抓到公堂讯问，逼她招认是她下的毒。窦娥受尽了百般拷打，痛得死去活来，还是不肯承认。
桃杌知道窦娥待她婆婆很孝顺，就当着窦娥的面要拷打蔡婆婆。窦娥想到婆婆年纪老，受不起这个酷刑，只好含冤招了供。
贪官桃杌把窦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把她押到刑场去处死。窦娥眼看没有申冤的地方，她满腔悲愤地咒骂天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在临刑的时候，她又向天发出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一腔热血全溅在白练上；二要天降大雪，遮盖她的尸体；三要让楚州大旱三年。窦娥的誓愿居然感动了天地。那时候，正是六月三伏天气，窦娥被杀之后，一霎时天昏地暗，大雪纷飞；接下来，楚州地方大旱了三年。后来，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在京城做官，窦娥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杀人凶手张驴儿被处死刑，贪官桃杌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个戏剧所写的未必是真人真事，六月飞雪，更是一种神话式的想象。但是它反映了在封建统治下，无数含冤受苦的百姓申冤报仇的强烈愿望。所以，数百年来，这出戏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赞赏，关汉卿也成为人民称颂的戏剧家。
关汉卿这位伟大的戏曲家，被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1958年，曾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中外展开了关汉卿创作700周年纪念活动。同年6月28日晚，国内至少100种不同的戏剧形式，1500个职业剧团，同时上演着关汉卿的剧本。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元朝的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
元代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各族人民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等方面创作了许多优秀小说诗歌或其他作品，其中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发明创造。元朝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之间和中外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天文、地理、农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元代的文化科学水平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和南戏先后出现繁荣局面。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而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
杂剧是中国历代歌舞艺术、讲唱伎艺长期发展而成的新的戏曲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元代创作杂剧见于名目的共约六百多种，现存两百多种，杂剧作家有两百人左右。十三世纪五十年代到十四世纪初，是元杂剧鼎盛时期。着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活动中心在大都，着名的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李逵负荆》等。十四世纪初至六十年代，活动中心移至杭州，主要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主要作品有《倩女离魂》等。其中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散曲起源于民间小曲和少数民族音乐，分小令、带过曲、套曲三种基本格式。前期散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卢挚等，后期有张养浩、刘致、张可久、乔吉等。少数民族作家也很有成就，女真人李直夫创作了杂剧《虎头牌》，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畏兀儿人贯云石，回族人萨都剌、丁野夫等都是着名的散曲家。南戏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剧，宋时已盛行，元初衰落。到元朝后期，杂剧由盛转衰，南戏则得到了发展。南戏不像杂剧那样在折数和宫调上有严格规定，押韵和宫调都较自由，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声腔也各有发展。现存元代南戏剧本16种，片段119种，存目33种，以高则诚的《琵琶记》成就最高。
元代诗词总的说来较平庸，但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被称为“元诗四大家”。萨都剌的词风格豪迈。张养浩、乃贤、王冕、杨维桢等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长篇小说兴起于元末。施耐庵和罗贯中分别于元末明初创作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发展成熟。绘画、书法的成就较为突出。元代不设画院，故元代画家摆脱了南宋画院的形式主义习气。前期书画家以赵孟頫最为着名，他擅画山水、花竹、人马，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后期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称“元画四家”。少数民族着名画家有回族人高克恭、丁野夫等。书法家有康里人巙巙、畏兀儿人贯云石等。龟兹人盛熙明着有《书法考》八卷。元代壁画艺术也很出色，现存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壁画是极其珍贵的实物。
元代官私史学着作很丰富，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史学着作。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撰成《资治通鉴注》，对《通鉴》作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或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宋亡的哀痛，或隐晦曲折地抨击元朝统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杜佑所着《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年）作续修，所载宋制最详。《通考》材料取舍严格，注意历史变革，在治史方法上值得肯定。作者还常常通过历史叙述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抨击。元朝按前代设局修史的传统制度，分别于至正四年、五年修成《辽史》、《金史》和《宋史》。当时的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等为总裁官。其中铁睦尔达世是康里人，参加三史纂修的还有唐兀人斡玉伦徒，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等。
元朝统治者以理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蒙古统治北方之初，北方儒士对南方理学了解极少。公元1235年蒙古军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俘理学家赵复至燕，理学始在北方广为传布，于是出现了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理学家。及统一江南，南方朱学人物吴澄、许谦等，陆学人物陈苑等，均为一代理学名家。其中许衡、刘因、吴澄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元代理学在学说上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大创造，但也自有特色：朱陆之争渐变为朱陆“和会”，以吴澄最明显；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与过去空谈生命不同，比较倾向日用生理，提出“治生论”；以刘因为代表的理学家提出返求六经的主张，比较务实。元代理学的这些演变，在理学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明清理学思想的滥觞。除了正统的理学思想外，元代还出现了邓牧的“异端”思想和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表示不列入儒佛道行列。他在《伯牙琴》中对“君”和“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揭露皇帝是最大的剥削者和掠夺者，幻想重新出现尧、舜时代。谢应芳一生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反对佛、道宗教迷信，所着《辨惑编》是反对迷信的专着。
元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有：一是天文学。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王恂等为编订《授时历》，创制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十余种天文观测仪器，在元朝控制的范围内陆续设立了27所观测台、站，在测定黄赤大距和恒星观察等方面取得了丰富准确的数据。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式颁布了《授时历》。这部历法以365．2425日为一年，废除上元积年、日法，采用近世截元法，在人类历法史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二是地理学。《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是元代地理学的主要成绩。《大元大一统志》由孛兰盻、岳铉主编，虞应龙等参加修撰，成书于大德七年（1303年）。该书对全国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坊郭乡镇、山川地理、土产风俗、古迹人物，皆有详述，取材多于宋、金、元地志，因而具有很大价值。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令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都实的考察经过由潘昂霄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十省地理，参阅《大元大一统志》等地理着作，以“计里画方”法，制成《舆地图》。
元代三部农书的发行标志着元代农学有很大发展。由劝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反映了六世纪到十三世纪末中国植物栽培的进展，总结了中国十三世纪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保存了大量古农书资料。王桢着的《农书》是一部对全国农业做全面系统研究的农书，全书共分《农桑通决》、《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作者认为不违农时，适时播种，因地制宜选择作物，选择良种，及时施肥，改造土壤，兴修水利是取得丰收的保证。他总结了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方法，其中关于棉花的种植法更有现实意义。他绘制了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306幅，对提高耕作技术有很大作用。畏兀儿人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依崔寔的《四民月令》为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准备，以补《农桑辑要》岁月杂事之不足。医学，元代也有很多新成就。李杲、朱震亨在伤寒、肺痨等内科学上有新的学说，均属“金元四大家”；葛可久精于医治肺痨；危亦林在麻醉、骨折复位手术上有新创造；滑寿善针灸。
另外元代在印刷术、火炮技术、造船术、航海术、水利工程技术等方面也有许多成就。
与元朝建立外交的有哪些国家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传统的陆路、海路交通范围比前代扩大，来往也更加频繁。由于蒙古统治者势力扩张的结果，其统治地域西达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在这个辽阔境域之内，从前的此疆彼界尽被扫除，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有驿路相通。元人形容其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足见交通之便。元朝政府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蒙古贵族且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华者极多。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也有利于东西文化的交流。
元灭宋后，即遣使“诏谕”东南亚各国来朝，许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但忽必烈企图用武力征服各国，先后遣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等国。因遭到各国的顽强抵抗，加以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造船工役和军需征发，使忽必烈的海外扩张均告失败。元成宗即位后，下诏罢征南之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渐次恢复。当时安南陈朝儒学、佛教都很兴盛，入元使者多以儒士充任，喜结交元朝文人学士，赋诗赠答，并带回元朝赠送的大批佛经、儒学经典和诗文着作，对安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元杂剧传入安南，促进了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暹国自忽必烈末年以后多次遣使或以王子来元通好，据暹史记载，暹王敢木丁曾亲至大都，并请回许多中国陶瓷工匠，开创了暹国的陶瓷业。元朝侵爪哇军撤回后，爪哇麻匿巴歇朝即以当政大臣充使者来元通好。爪哇商船经常往来于中国、印度之间，经营国际贸易；泉州等地商人到爪哇经商者也很多，常获大利。元世祖时，真腊（又译干不昔、甘不察，今柬埔寨）就遣使来进乐工、药材等方物。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温州人周达观随使臣出使真腊，归着《真腊风土记》，对该国政治、经济生活及风土人情作了详细记载，是研究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的最重要资料。据他说，真腊人对输入的中国器皿、布帛及其他生活用品极为喜爱，争相购买；到真腊经商或侨居的“唐人”与真腊人民友好相处，很受欢迎。
从公元1231年起，蒙古统治者曾数次遣兵攻打高丽。忽必烈即位后，诏许高丽“完复旧疆”，并以公主嫁给高丽国王之子王睶，睶子璋亦尚公主，与元朝皇室结为“甥舅之好”。元于高丽设立征东行省，即以高丽国王为丞相，仍保留其原有政权机构和制度，“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唯所用之，不入天府”（姚燧：《高丽沈王诗序》），与元朝国内的其他行省不同。后王璋让位于其子，以驸马、沈王身份侨居大都，召着名诗人李齐贤等为侍从。李齐贤与元朝名士大夫交往甚密，相互切磋，学问大进。他所着的《益斋乱稿》，被誉为高丽文学史上的优秀文学作品。此外，尚有不少高丽人在元朝做官。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有很大发展。中国商船经常来往高丽，或经高丽往日本贸易。棉花种植、火药武器等技术皆于元时传入高丽。
忽必烈两次大举侵日，使中日关系一时恶化。成宗即位后，罢征日之役，遣普陀寺僧宁一山附商船出使日本，后侨居其国，极受朝野敬重，死后封为国师。元代赴日寓居的中国名僧十余人，对日本佛教思想、制度、文学诸方面有很大影响。来元学习的日本僧人很多，有姓名可考者达两百余人，他们游历名山大刹，进修禅学、诗文、书画，收集佛经、经史、诗文等书籍带回日本。日僧邵元所撰碑文，华瞻流畅，足见其汉文化水平之高。中日间经济交往也未因战争影响有所衰歇，且日趋兴盛。元代中日商船来往，有记载的即达四十余次，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日本船多在庆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许自由买卖。日本还招聘中国雕刻工匠以发展印刷业，寓日雕刻工甚多，福建人俞良甫、陈伯荣和江南人陈孟祥等最为着名，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印度半岛南部马八儿、俱兰两国是波斯湾通往中国的必经之地，商船往来较他国尤多。据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记载，当时中印间的交通，多由中国海舶承担，大者至用12帆，可载1000人。至元十六年（1279年），马八儿国遣使来元。忽必烈因俱兰国未通使节，于至元十六年至二十年，四次遣杨廷璧出使“招谕”，并访问了马八儿国。俱兰国王随即派使者来元进宝货杂物，元朝回赠甚厚，并以金符授其王瓦你。至正二年（1342年），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遣使者至德里，赠与德里算端男女奴隶及锦绸等名贵物品，要求在印度建造佛寺，德里算端遣寓居印度的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入元报聘。有元一代，中印间互派使者达数十次。元朝与阿拉伯半岛的交往也较前代频繁。当时入居元朝的西域伊斯兰教徒前往麦加朝圣者当不在少数。《岛夷志略》载，云南有路可通天堂（指麦加），一年以上可至其地。这应是居住云南的伊斯兰教徒经常往来于麦加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