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是两个比较开放的朝代，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时期。蒙古统治者通过不断征战，统治了欧、亚广大地区。他们在中亚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这些汗国名义上为大汗的藩国，实际上拥有独立地位。元朝与这些汗国有驿路相通，交通十分方便，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往来十分频繁。
元朝文字是如何产生的
在元朝时期曾先后使用过两种蒙古文字。一种是蒙古畏兀字，另一种是八思巴蒙古字。它在发展民族文化，保存蒙、元时期丰富的文化遗产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萨”字官印
蒙古畏兀字，创制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原无文字，据记载，“习用刻木记事”。成吉思汗建国时，以畏兀字母书写蒙古语，称为蒙古畏兀字。畏兀字即古回鹘字，源于粟特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创始于8世纪。原为自右向左横写，后改为自左向右竖写。共有字母20个左右，各时期有所增损。蒙古畏兀字以畏兀字母拼写蒙古语言，亦自左向右竖写。自公元1206年以来，逐渐在蒙古族中行用。蒙元统治者用以书写诏令文书，并曾用以译写《孝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汉文典籍。元朝建国以后，刊有蒙古畏兀字的碑石，现有多种留存在中国各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元代刊刻的蒙古畏兀字与汉字对译的《孝经》，是罕见的古籍。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蒙古字颁行后，蒙古畏兀字不再作为官方文字，但仍在民间行用。
八思巴蒙古字则是在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封授吐蕃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命他所创制的蒙古字。至元六年（1269年）正式颁行，称为蒙古新字，次年又改称蒙古国字。至元八年（1271年）规定不得将蒙古字道作新字。八思巴新制的蒙古字由此成为官方法定的文字。这种蒙古字系依据藏文字母改制而成。藏文字母来源于梵文字母，横行拼写。八思巴制蒙古字，改为方体，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行，当是参照了蒙古畏兀字和汉字的书写及构字方式。八思巴蒙古字共有字母四十多个，用以拼写蒙语，也拼写汉语。字母基本通用，但有些字母在拼写蒙语和汉语时，代表的音值不同。现存八思巴蒙古字文献，主要是保留在中国各地的碑石和历代收藏的拓本，以及官印、钱钞等文物上。将汉字与拼写汉语的八思巴蒙古字对照，是当时的识字课本。此外，现在还可见到八思巴蒙古字拼写藏语的佛经残片。至元六年元世祖颁行新字的诏书，曾明确规定，以新制的蒙古字译写一切文字，实际上是企图以一种通用字母拼写蒙、汉、藏等各民族的语言。这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一次创造性的尝试，也是制作汉语拼音字的第一次尝试。但由于同时兼顾几个民族的语言，在表示音值和构制字体时都不免存在各种缺陷。采用汉字方体字形拼写蒙语，以一个方体字拼写一个音缀，致使语词割裂，不易识读，不如蒙古畏兀字以词为单位构字，便于读写。
元朝一代，八思巴蒙古字始终作为官方文字行用。元朝亡后，北元也还用以铸造官印。此后，八思巴蒙古字渐不通用。蒙古畏兀字经过改革，沿用至今。
元朝的教派纷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碰撞、大交流的时期，形成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一场争鸣中，儒家获胜，到汉代被定于独尊，中国成为儒教的国家。这只是在中国这块范围内，儒教获胜了，在中国的政权之外，在中国政府管不着的地方，还有众多的思想家、宗教家们，在思考着，在不断地创造新的思想，更大的思想交流，必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发生。在这长时期中，中国的国家主导思想当然也不是毫无变化的，举其大端来说，也有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盛等等，但都没有占据国家思想的主流位置，在佛、道思想张扬得太过分的时候，还会遭到儒家主流思想的严酷打击。这只是在中国的范围内，在中国的范围之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更多的、更纷繁复杂的思想形态，还有更为激烈的交流斗争的历史。
元朝时，东西方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了，许多国家之间的界限被拆除了，人类历史上的不可避免的又一次思想大交流终于出现。这一时期，只有美洲和澳洲人因为交通的不便，还无法来参与这种交流，而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原始宗教、教派、哲学流派，纷纷粉墨登场。所以，元朝又是思想交流的大时代，这种思想交流如果不在元朝发生，早晚也有一天会发生。
当时在中国，主流的思想仍然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北方，无论辽还是金，其国家的正统思想都是儒家的，因此才会出现像耶律楚材这样的大儒。蒙古人初进中原，对管理一个全新的国家，实在没有概念，但耶律楚材对管理国家却有现成的一套，这就是千年流传的孔子思想。孔子思想经过千年以来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不管当时出现什么样的复杂情况，耶律楚材都自有一套办法来应付，而且屡试不爽，赢得了成吉思汗和他儿子窝阔台汗的极大支持和信任，在蒙古国早期的政治中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耶律楚材为蒙古君主设计的政治模式，完全照搬的是中原汉族政权的模式，使蒙古统治者的思想水平一跃而进步了好几个世纪。
耶律楚材之后，蒙古朝廷重用的儒家代表人物是刘秉忠。和耶律楚材一样，刘秉忠也和当时的君主大谈“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等政治理论，提出的具体政治主张也大多类似，如选拔优秀人才，制定官员品级爵禄，明施教令于民，奖励农桑，兴建学校，倡礼乐，开言路，置府库，减税额等等，也使蒙古统治者的政治水平得以大进。由他主持建设的北京城，也都浸透了儒家的思想和审美观念。
在南方流行多时的儒教派别理学，也因为政治藩篱被打破，得以北传，被北方人民逐渐接受，其后又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成为几百年以后需要打破的禁锢中国人的腐朽思想。
儒家思想也强势地影响了进入内地的各外来民族个人，忽必烈曾经就是一个符合儒家标准的“好皇帝”，在攻取南宋的时候，他曾经被汉族上层人士誉为“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忽必烈的儿子太子真金则完全是在儒者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可惜因为早逝而没有做成皇帝。不过到后来，元朝的皇帝中，不乏有能做汉文诗词、通晓汉字书法的，这些都是儒家思想不断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的结果。
在被灭掉的西夏国，有一个名叫高智耀的人，是儒教的坚定支持者。忽必烈曾经召见他，高智耀得了机会，极力宣传儒教在治国方面的长处，滔滔不绝。当时，江南一带及四川等地正在打仗，许多儒士被俘虏，皆为奴，高智耀强烈抗议，使得不少读书人因此得到解放。
在少数民族大臣方面，情况也相当的微妙，曾经有蒙古贵族子弟联名上书忽必烈，要求“通习汉法”的事件发生。忽必烈为了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也很重视佛教，一次，他要求身边的许多大臣去接受佛教的戒法，惟有跟随他多年的维吾尔族大臣廉希宪置若罔闻，忽必烈怪而问之，廉希宪的回答掷地有声：“臣受孔子戒矣！”忽必烈说，别扯了，孔子也有戒吗？廉希宪回答：“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对孔子精神的把握相当准确深刻。
到元文宗时代，又有一件趣事，可以说明儒教的影响力。某日，文宗与时任国子祭酒的女真大臣孛术鲁翀闲话，帝问：三教之中，到底哪个最尊贵？孛术鲁翀回答：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帝又问：如果是这样，那么儒家就是最不值钱的了？孛术鲁翀答道：“黄金白璧，有没有都关系不大，但五谷却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啊！”这个孛术鲁翀也是儒家学说的坚定信仰者，对维护儒教的地位，有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气概。
话说孔子之教，自从汉代确立独尊地位以来，尽管不像有些宗教那样，在某一阶段被奉若国教，荣宠一时，但它也从来都没有被打败过，总是像空气和水一样，虽然不形张扬，但是无处不在默默地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举止。道教则不同，历史上多次大起大落，在蒙古国时期和元朝的前期，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道教，曾经再一次盛极一时，其功劳则归于着名的丘处机道长。
道教一直以来罕有大红大紫的历史，相对于儒佛两家，其群众基础显然差得不少，但又一直绵绵不绝，时不时的也玩出一些新花样，振兴一番。在金朝，道教学者王喆开创了道教全真派，自号重阳子，他收有七个徒弟，丘处机即是其中之一。丘老道在山东一带传道，一度名声很响，曾被金朝皇帝召到中都（今北京）讲学，后长期隐居终南山修行，金末大乱，复移至山东昆俞山传道。这时候，金朝当局再度召他出山，宋朝当局也曾派人来邀请，丘处机都一概拒绝了。后来，他的名声大得就连百忙之中的成吉思汗也听说了，于是认为他必定是了不得的人才，1219年，成吉思汗也派亲信召丘处机，这次他没有拒绝，丘老道终于出山了，这当然是有所选择的。
丘处机带着一行徒弟来到燕京，成吉思汗已经率军出征花剌子模，又经过长时间的请示报告，成吉思汗指示：不能等，我要马上见到这个人。于是，丘处机带着他的徒弟们开始了漫长的旅程，他们于1220年农历四月出发，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来到蒙古草原上的成吉思汗大本营，稍作停留，又转向西行，八月，越过阿尔泰山，年底抵达撒马耳罕，休整过冬。翌年三月，过铁门关，渡阿姆河，四月份，才终于抵达了成吉思汗的大营。
后又在西域逗留一年，丘处机一行才启程东返，行前，成吉思汗对丘处机再表敬意，赐其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又赐金牌一面，上有“真人到处，如朕亲临”八个字，所遇尊荣实属罕见。由于有这样一次召见的经历，道教全真派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丘处机抓住了这次机遇，派门徒遍行州郡，广建道观，传播教义，声势日盛。成吉思汗东归以后，又再度关照丘神仙，先后两度下旨，又给了他们免税的待遇和更大的权利。
丘神仙不知向成吉思汗进了什么迷药，成吉思汗如此的优待他，不光免除全部的赋税差发，看样子还要他全权管理天下的宗教事务，实在有点乱弹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丘处机的名声太大了，成吉思汗也被他的名声所惑，而并不是真的对道家的理论建树有什么了解。
但是丘处机死后不久，即有人状告全真教，说他们为丘神仙建的灵堂墙壁上绘有越轨的壁画，蒙古当局不由分说，立即将全真教的新掌门尹志平逮捕，由此拉开了佛教徒反击的序幕。
蒙哥汗即位以后，佛教已经深得蒙古权贵的尊宠，有了官方的支持，佛教徒放手反击。这时候，少林寺的一位长老裕公首先发难，向官府状告全真教的不法行为，当局再次不由分说，将佛道两家的领袖人物一齐召到和林城，要他们当面对质，辩论是非。在和林城里的万安宫，佛教徒向全真教徒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列出了对方的多项罪名，最要害的一项，就是指责全真教徒们大肆宣扬的《老子化胡经》，该经杜撰了老子西出关，到了印度，最终成了释迦牟尼老师的故事，由此认为三教之中，道教最大。但是这种表现出来的中原地区的文化优越感，恰恰是蒙古统治者所忌讳的，“化胡”两个字让全真教的教领们百口莫辩，一败涂地。当时主管漠南汉地的忽必烈，又接到有人状告全真教行为不法的案子，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立即派人将全真教的代理掌门人张志敬拘来，痛打一顿，以至张志敬头破血流。
公元1258年，由于两教的口角不断，忽必烈再次出面，召集两教人士进行大辩论，两教各出精英共500余人，汇聚到当时的王府开平城，儒家方面也出动领袖人物作为中间人，仲裁两家的胜负，一时内蒙古大草原上汇聚了大量的宗教学者，好像召开的是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此次大辩论，全真教徒又一次大败，忽必烈为了让全真教徒心服口服，临了决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要他们表演他们自己宣称的绝活——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当然没有人敢于接受挑战。由此可见，全真教当时玩的还是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之类的把戏，不如佛教大讲什么今生、来世之类根本无法检验的东西，玩得不够玄，所以层次相对很低，只能败在佛门弟子的手下。
至此，全真教遭遇重创，道教经典被焚毁，500多处道观被勒令交给佛教徒进驻，参加这次辩论的17名全真教领袖人物，被强行押往寺院，剃发为僧，分头监禁，全真教从此一蹶不振。
此后，藏传佛教在中国的土地上红极一时，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受其影响更是巨大，到现在，蒙古地区仍然普遍信奉喇嘛教，北京城里的古迹白塔也是典型的喇嘛教建筑。
涮羊肉是起源于元朝吗
我们当今十分流行的涮羊肉，其实是起源于元朝的。
在700多年以前，元世祖忽必烈统率大军南下远征，经过多次战斗，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忽必烈猛地想起家乡的菜肴——清炖羊肉。于是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火夫宰羊割肉时，探马突然气喘吁吁地飞奔进帐禀告敌军大队人马追赶而来，离此仅有10里路。
可是，此时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就等着吃羊肉，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着：“羊肉！羊肉！”清炖羊肉当然是等不及了，可生羊肉不能端上来让主帅吃，怎么办呢？这时只见主帅大步向火灶走来，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快地切了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了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出来放入碗中，再稍微撒上一些细盐、葱花以及姜末，双手捧给刚刚来到灶旁的大帅。
看到香喷喷的肉片，忽必烈连忙抓起来送进自己的口中，接连几碗之后，他挥手掷碗，翻身上马，英勇地率军迎敌，结果旗开得胜，生擒敌将。
后来，在筹办庆功酒宴时，忽必烈特别点了战前吃的那道羊肉片。这一次，厨师特别精心挑选了优质绵羊腿部的“大三叉”和“上脑”嫩肉，把它们切成均匀的薄片，再配上麻酱、腐乳、辣椒、韭菜花等多种佐料。涮过之后鲜嫩可口，将帅们吃后都赞不绝口，忽必烈更是喜笑颜开。
厨师忙上前说道：“此菜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一边涮着羊肉片，一边笑着答道：“我看就叫涮羊肉吧！众位将军以为如何？”
从那之后，涮羊肉成了宫廷佳肴。
蒙古帝国为什么不征战印度
成吉思汗攻下大半个欧亚大陆，惟独不取印度。这与成吉思汗在印度河遇到的怪兽有关。这种叫角端的怪兽到底为何物？
据记载，蒙古人西征100年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建立的四大汗国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14世纪末，成吉思汗的后裔帖木儿横空出世，重建起成吉思汗时期的大蒙古帝国。他立志了却成吉思汗征服印度的心愿。1398年12月，帖木儿部队与印度军在德里附近上演了一场蒙古骑兵与印度象阵对抗的战役。
蒙古人饮马陶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