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支持和平事业，反对战争，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一个文明的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呢？战争源于不公平，源于利益的纷争。当这个社会所有的人都能同情和帮助弱者，将这种不公平降至最低时，利益的纷争也就会随之烟消云散，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真正和谐共荣的人类社会才会出现。
做一个同情弱者的人吧！无论你自认为自己是弱者还是强者，都不要忘记你的身边永远都有比你弱小的人，都有需要帮助的人。再弱小的人都会在某一方面具有帮助别人的能力，因为一个人的弱小总是表现在某一方面或者某几方面，而不是全部。
一个老态龙钟的乞丐在繁华的大街上行乞，他那缺了一角的碗里几枚硬币被晃得叮当作响。忽然，他看到一个双目失明，腿有残疾的乞丐摸索着向这边走来，在凛冽的寒风中，乞丐单薄的身子显得更加无力。老乞丐向那名乞丐走了过去，在来往行人鄙视的目光中，老乞丐依然将自己碗里的几枚硬币倒进了那名乞丐的碗里。
老乞丐很卑微，很弱小，但是他帮助了一个更加需要帮助的人，他的形象在周围那些光鲜亮丽的人渺小的形象的映衬下显得高大无比，他的人格魅力散发出熠熠光辉。难道我们比老乞丐还弱小吗？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去同情和帮助别人呢？
尽己所能挽救危亡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
孔子说：“坚守信誉并努力学习，誓死守卫并完善治国与为人的大道。不进入政局不稳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国家有道而自己贫贱，是耻辱；国家无道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
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对隐士非常崇敬。但孔子的圣人胸怀，对于社会国家，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为圣，就在这里。明知道这个人救不起来，我尽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这是孔子之圣。
在我国，道家与儒家的思想一直是难以融通的。道家讲究清静无为，以“出世”为主，也就是做隐者；而儒家则讲究“入世”，积极投身到国家建设中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我们历来比较尊崇儒家思想，因而“积极入世”之人也就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是非常向往那些隐士们的生活的，他们脱离了现实的社会，享受自然的快乐。然而大多数人自己又不能脱离现实，只能在万丈红尘中谋求生存。那些积极入世的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崇敬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社会的危亡、为了天下人而入世。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的确是值得尊敬的。隐士们的退隐是向现实的妥协，是一种逃避，因而不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陈抟老祖，生于五代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他一生隐居不出。当时有很多帝王都曾经想要招他入仕，用了各种办法都没能请得动他。他在华山隐居，钻研道家的学说。相传他曾经在华山一觉睡了三年，直到赵匡胤黄袍加身才醒了过来。
隐士们的生活虽然为人们所向往，但是他们这种避世的消极心态却为人们所不取，人们真正崇敬的是那些大智大勇，能够毅然担负起救国救民责任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能够成功，他们的这种精神都足以让人们敬佩。
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观念，是英雄们所不取的。所谓“乱世出英雄”，越是在危难的时候，越是能够造就一批为国为民的英雄出来。这批人迎难而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既成就了自己的功业，也挽救了广大的百姓。
明朝末年的夏完淳年纪轻轻，就为了反清复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完淳与同县友人杜登春等组织“西南得朋会”（后改为“求社”），成为“几社”的后继力量。次年春，农民起义军席卷北方，完淳自称“江左少年”，致书40家乡绅，请举义兵为皇帝出力。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下江南，完淳年方十五，随父、师在松江起义抗清。失败后，其父夏允彝投水自戕。完淳乃追随陈子龙与太湖义军联系，为义军领袖吴易参谋军事，继续从事抗清复明活动。不久，太湖义军被包围消灭，完淳泅水脱险。
顺治四年（1647年）春，明鲁王赐谥夏允彝为“文忠”公，并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完淳写谢表，连同抗清复明志士数十人名册，交与专在海上往来通信联系的秀才谢尧文，使赴舟山呈与鲁王。谢在漴阙候船，被清兵拿获，解送提督吴胜兆处系狱。后吴胜兆反清事败，清廷得完淳所书谢表等，于是南京总督军务洪承畴秉承清摄政王意旨，按名册严缉夏完淳等，务要一网打尽。
完淳避在嘉善岳父家中，秘密西行受阻，返回松江，决定渡海至鲁王处，再图大举，不幸于六月底被清廷侦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年十七岁。
在面对乱世或是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是有一部分人会背弃自己的信念，屈膝投敌，以期获得荣华富贵；还有一部分人避世不出，等着乱世结束；最后一部分人却会挺身而出，将生死置之度外，
主动担负起结束乱世的责任与义务。第一种人为人们所鄙视，所不屑，终会遗臭万年；第二种人虽逍遥自在，却为我们所不取；只有第三种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担负起了众人不敢担负的重任。这种舍己而利天下的大爱精神是永远为人们所尊崇的。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梁惠王上》
南怀瑾先生认为在孟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社会福利制度，统治者不会去建筑一个公园，和老百姓共享，一起游乐。只有帝王的宫室，才会有这样的建筑，老百姓根本不准去游玩。所以孟子当时提出这两个史实来，就等于建议梁惠王实施我们现代的共有、共享的政治思想。在时代背景上而言，孟子在那个时代能提出这种政治思想，实在是了不起的。
孟子借助文王修建灵台而百姓自发过来帮忙的故事和夏桀暴虐，为天下人所痛恨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我国古代家天下的背景之下，孟子的这个思想是很超前的。他认为统治者必须使万民都高兴了，才能去享受园林之乐，这才是真正的快乐。这种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的统治中也有所体现。事实上这体现的也是一种爱的精神，这种爱民的精神虽然最终的目的是维护统治，但仍然是一种大爱。
封建时代皇权至上，皇帝拥有生杀大权，这也导致很多皇帝骄奢淫逸，奴役百姓，而这些人最终为人们所不能忍受，从而被推翻。因而爱的精神不仅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修养，也是一种实际的治国方略。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没有爱人精神的人。他只顾自己享受，而不理天下百姓的想法，推行了一系列暴政，结果断送了隋朝的江山。
隋炀帝登基之后，开始大肆搜刮百姓，在洛阳建立宫殿，并让地方官吏进献美女。为了个人享受，他在运河开通之后，建造龙舟，多次下江南，同时三征高丽，劳民伤财。天下百姓不堪暴政，纷纷起来反抗，隋朝由此而覆灭，李渊集团趁机起兵，最终取得天下，建立起大唐王朝。
唐朝建立之后，吸收隋朝灭亡的教训，开始实施仁政。唐太宗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安定民生的措施，使得唐朝的统治逐渐稳固下来。
首先，李世民注意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隋朝灭亡的一部分原因是世家大族的反抗。李家本就是一个大家族，起来反隋后，建立了唐朝。
其次，李世民意识到农民是统治的基础，当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统治阶级的统治根基就将动摇。他曾经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于是，李世民采取了轻徭薄赋的做法，减少了农民的徭役和税收，并大力发展农业，使经济得以恢复。
再次，李世民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任用贤才为官，使得吏治清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李世民的这种休养生息的做法，开创了唐朝的盛世局面。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天下人是一体的，若是我们只追求个人的快乐，而忽视别人的快乐，那么这种快乐也不会长久。而且“独乐乐”也并不是真正的快乐。
“爱人”是人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应该具备的精神。社会是一体的，大家应该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即使大家的生活不能完全相同，也不能相差太远。若是我们只追求个人的快乐，而忽视身边人的快乐，那么这种孤寂的快乐不要也罢。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一部分人，他们享受着社会带给他们的优越生活，却没有注意到还有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社会只有均衡发展，经济才能持续繁荣，当贫富差距超越一定的界限从而打破平衡时，也就是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回归到原点，那些“独乐乐”的人到时候也要尝试过贫穷的生活，“独乐乐”就将变成“众苦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