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政在得人”，吕不韦说：“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然而韩愈却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见世上缺少的不是千里马，而是伯乐。古人在识人用人方面，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学习他们的用人智慧，对于我们今天事业的发展是很有裨益的。
1．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把深知用兵之道的将帅看作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自古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贤能之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在这里，孙武竭力宣扬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所谓“将者，国之辅也”，辅佐得周密，国家就强盛；辅佐有疏漏，国家必然衰弱。这就像光有灯而没有电，灯是亮不起来的一样。只有双方相辅相成，才能发挥极至。这样就把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不仅关系战争胜负，而且事关民众生死、国家安危存亡的战略高度。
将帅左右着国家的命运，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同样，左右企业命运的不是商业人士本人，而是企业内部是否有足够多的人才。所以，公司最大的财产是人才。
森达集团是位于江苏一个并不富裕地区的小企业，但为什么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就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森达帝国”，击败了许多原来名声显赫的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皮鞋第一品牌？就是因为重视“能人”。
森达总裁朱湘桂偶然得知台湾着名的女鞋设计师蔡科钟先生莅临上海，并有在大陆谋求发展的意向后十分高兴，第二天即赶赴上海去见蔡科钟。经过促膝长谈和多方了解，确信蔡先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打算聘用蔡先生，但蔡科钟先生要求年薪不少于300万元。朱湘桂尽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还是吃了一惊，聘用一个人，年薪300万元！但他还是下了决心聘用他。
聘用蔡先生的消息传到森达集团总部，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上上下下一片反对声，有的说，他是有能力，但年薪太高，我们的员工等于替他挣钱，不合算；有的说，蔡先生是台湾人，以前只是听说他很厉害，但到底怎么样，适不适合大陆的情况，不好说，等他的本事显出来再谈年薪也不迟；还有的说，东河取鱼西河放，实在没必要。但朱湘桂认为，要想留住一名人才，必须给他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实行与众不同的待遇。他向员工们解释说，聘请蔡先生这样的国际设计大师，能够不断推出领导消费潮流的新品种，占领更大的国内外市场，使森达品牌在国内国际叫得更响。
蔡先生上任后，以其深厚的技术功底、创新的思维和对世界鞋业流行趋势的敏锐感觉，把意大利、港台和中国内地女鞋融为一体，当年就开发出120多种女单鞋、女凉鞋和高档女鞋等新品种。这些式样各异的女鞋一投放市场，立刻成为顾客争相购买的“热货”。一年中，单蔡先生设计的女单鞋就为森达赚回5000万元的利润。
一些开始议论蔡先生年薪太高的人，在事实面前，连连点头，年薪300万元留住一个难得的人才，值得。
现代商业的竞争，无论是技术竞争、市场竞争、信息竞争、资源竞争，说到底也都是人才的竞争。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图发展，广泛地拥有各方面的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人才问题不仅关系到一个企业、一个部门的生存发展，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盛衰存亡。斯大林曾经说过：“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领域流行这样一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信息就是资源，人才就是资本。”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深感知识、人才的重要，除在本国加速人才培养外，还大量地从国外引进科技人才。
这些人才对美国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第二次世大战后，日本能够在一片废墟上迅速腾飞，重要的原因就是自明治维新开始就重视人才的培养。实践证明，凡是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企业，肯定都拥有一批出色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因此，现代经营者必须有强烈的求才欲望。
从另一方面讲，所谓人才，是指依靠创造性劳动做出较大贡献或具有较大贡献“潜力”的人，是人群中的精华。这样的人自然不多，往往淹没在广大的人群之中，发现并不容易。特别是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分工精细，许多人才往往潜心于研究、学习，不善于交往，不引人注意。一部分人才特别是知识造诣很深的人，不喜欢抛头露面，炫耀自己，相当一部分人才恃才傲物，不轻易附合，不趋炎附势，甚至对经营者敬而远之。上述的各种表现确实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因此经营者若不进行深入调查、求访，人才是不会轻易被发现的。
人才资源是使公司能有效运转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公司重要的资产，他们是公司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数企业因人才而兴，又因人才而败。这就给了所有商业人士一个启示——欲兴业，先聚才。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兴衰史，可以说充分反映了人才对企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亨利·福特一世在提出“要使汽车大众化”的宏伟目标时，就清楚单凭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宏愿的。于是，在他第三次创办汽车公司时，聘请了管理专家詹姆斯·库兹恩斯出任经理，他通过深入细致地市场调查，提出了福特汽车要走大众化的道路，并且为福特公司设计了第一条汽车装配流水线，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0倍，也让他成了“汽车大王”。可是，当福特被冠以“汽车大王”称号后，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变得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他开始排斥不同意见，并宣称“要清扫掉挡道的老鼠”。为此，他先后清除了一大批为公司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关键人物，包括被称为“世界推销冠军”的霍金斯，有“技术三魔”美称的詹姆，“机床专家”摩尔根，传送带组装的创始人克郎和艾夫利，“生产专家”努森，“法律智囊”拉索，以及公司的司库兼副总裁克林根、史密斯等。
经过福特这一系列的行动，福特公司内最优秀的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全部被赶走了，这使得福特公司立即失去了昔日的活力，也导致公司慢慢走向了衰落。当福特二世接手时，公司每月的亏损已经达到了900多万美元。这就是不肯接纳人才的恶果。
当福特二世接手公司后，他吸取了福特一世的经验教训，不惜高价，聘请了号称“神童”、“蓝血十杰”的“桑顿小组”——二战时期美国空军的后勤管理小组；又任用原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欧内斯特·布里奇负责福特公司的工作。布里奇精于成本分析，他又给福特公司带来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几名高级管理人员威廉·戈塞特、路易斯·克鲁索、D·S·哈德和哈罗德·扬格伦等优秀人才。在这些人才的努力下，福特公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让公司重新焕发了生机，利润也连年上升，并推出了一种外形美观、价格合理、操作方便、适用广泛的“野马”轿车，创下了福特新车首年销售量的最高纪录，把“福特王国”又一次推向了事业的高峰。新星李·艾柯卡正是在“野马”车的开发、销售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但是好景不长，后来的福特二世也走上了他父亲的老路，不仅专断拒谏，甚至忌贤妒能，布里奇、麦克纳马拉等人才也被迫离开了福特公司，又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解雇了艾柯卡等3位经理，又一次使福特公司陷入困境。最终他也不得不辞掉了公司董事长的职务，结束了福特家族77年对福特公司的统治。
福特公司的两次兴盛，正证实了这个“欲兴业，先聚才”的道理，没有大批人才的辅助，福特公司是根本无法取得如今的成绩的。福特公司的成功，源自启用优秀的人才，而它的失败亦是因为不肯接纳人才。
商业人士应该清楚，无论企业兴衰，人才都是不可缺少的。拥有了人才，企业的发展才有保证，竞争才能取得优势。
2．用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水不凝不滞，能静能动，能急能缓，能柔能刚，能显能潜；商业人士应效法水德，通达调变，因人制宜，知人善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老子的管理思想尊重人的不同个性，肯定个体的价值，使下属有了自由而自主决策与管理的权利；同时，这一切又统一到实现组织、企业目标这一共同的方向上。这就是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具备水之德的“事善能”。
“事善能”表现在用人上就是“无所弃”。老子说：“常善救人，故无弃人。”意思就是看人既看短处，更要看到长处，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优势，做到人尽其才，这才是用人上的“大仁”、“大爱”。世上没有无用之才，只有因所处的位置不合适而埋没才能的现象。
庄子给我们讲过如何利用好弯曲之树的方法。弯曲的大树，虽然很高大，但疙疙瘩瘩，不符合绳墨取直的要求；它的树枝弯弯扭扭，不适应圆规和角尺取材的需要。因此，它虽然生长在道路旁，可木匠连看也不看。难道这样的树，真的大而无用吗？庄子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如今你有这么大一棵树，却担忧它没有什么用处，怎么不把它栽种在什么也没有生长的地方，栽种在无边无际的旷野里，悠然自得地徘徊于树旁，悠游自在地躺卧于树下……”
由此可见，树的疙疙瘩瘩并不是无用的原因，只是安排的位置不适合。一棵树不符合绳墨取直的要求，不能做梁、做椽，但可以供人欣赏乘凉，在其下神游八方。
同样对于人才也是一样的。一个企业，若将人才安排到恰当的岗位，不但有利于稳定人员结构，更能够挖掘人才的潜能。李嘉诚就是一个善于用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的商业人士，他任用英国人马世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66年，马世民来到香港，进入当时最负盛名的怡和洋行工作，并且一干就是14年。他形容自己就像个推销员，墙纸、果仁、钢材、机器、电器等，什么都卖过。实际上，他确在多个领域中经受过许多锻炼。他在怡和洋行很受器重，曾任怡和多家公司的执行董事。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还被派往伦敦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经济管理专业课程。
1979年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厦建筑中，能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
马世民来到长实总部后，极力要求亲自面见李嘉诚。平日，身为集团老板的李嘉诚是根本不会过问这类小事的，只需把它交给手下人员去干就行了。但这一次，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之下，他还是同意会见一下这位倔强的“鬼佬”(港人对外国人的俗称)。
结果，这次会面给他俩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并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
在交谈中，马世民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
李嘉诚也是属龙的，不过他比马世民整整大了12岁。他们交谈的话题很广泛，马世民显示出非常广博的学识。李嘉诚对这位新认识的“龙老弟”颇具好感。
1980年，40岁的马世民告别打工生涯，自立门户创立了Daveilharm工程顾问公司，其业务主要是承接新加坡的地铁工程。1982年之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李察信执意要离去，李嘉诚也开始积极物色继任者。
这时候，他想起了马世民，于是决定设法拉马世民加盟。
1984年，李嘉诚经由和黄收购了马世民的Davenham公司，随后便委任他为和黄第二把手——董事行政总裁。
马世民一上任，就开始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了港灯集团。这就是当时最为着名的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此战的胜利，使李嘉诚更加倚重马世民。
李嘉诚确实没有看错人，马世民在长实系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他的人品，他的口碑，除了老板李嘉诚，当属翘楚。不论是曾与马世民共事数月，还是已建立十年八载合作关系的下属，都对他赞不绝口。
马世民的日程表上，从早到晚，排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一般人可能根本就吃不消，他却能应付的了。下班后，员工都走了，他仍留在办公室内处理文件，该审批的作出批示，该签名的签上大名，每日很晚才回家。
下属说，“马头”从不吝惜笑容，他的笑很真诚，因为他性格爽朗，待人和善，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是个特大集团的总裁，却不像洋大班那样盛气凌人。不论和黄的老员工，或者是新到的，哪怕是清洁工，都能与他合得来，毫无拘束，就像处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轻松自在。
他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从不强迫下属去做尚未形成共识的事。他极少发脾气，如他觉得批评人的口气重了些，过后必定会向当事人道歉。据一位”挨训”的员工讲，“波士”(老板)道歉的方式很独特，不是一般的口头说说而已，而是买一只花篮给予他。
正因为马世民富有人格魅力，因此，长实上上下下都非常爱戴他。
由此可知，李嘉诚在用人上能够从实际需要出发，用最合适的人做最适合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能力和每个地方的需要都是不同的。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能力的人，而不同的工作环境也可以培养不同能力的人。作为一个商业人士，把任务授权给最合适的人是最重要的。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达到人事相宜，是商业人士授权的一项重要原则。一个公司只有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能维持上下齐心、共舟共济、兴旺发达的局面。
3．任人惟贤而不是任人惟亲
自古有“知人难，用人更难”的说法。汉代苟悦总结出用人的十大困难，他说：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日，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讦奸伤忠心；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那么到底如何用人呢？孔子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举贤才”。
古代学者王符说：“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臣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论，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古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尔。”王符还说：“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世未尝无贤也，群臣妒也。主有索贤之心，而无索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此以人君孤危于上，而道独抑于天下也。”就是说，有任贤用贤的主张和思想，而无任贤用贤之实，即任人惟贤的路线没有真正得以贯彻，因而国家得不到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