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对翻译主体做出探讨的学者看法不尽一致。杨武能在他《阐释，接受与创造的循环》一文中指出“与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杨武能：“阐释、接受与创造的循环”，载《中国翻译》，1987年第6期。他认为翻译主体有三个，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这样，杨先生就把翻译主体的研究由单一的译者拓宽到作者、译者和读者，扩大了翻译主体研究的范围。但是，他没有从理论上解决为什么作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的问题。袁莉在《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一文中认为，译者是唯一的主体性要素。而许钧（2003）把“谁是翻译主体”的问题明确提了出来，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1 期。这表明翻译主体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中国翻译》开辟了“翻译主体研究”栏目，连续发表文章对此问题进行集中讨论，翻译主体性问题成为翻译学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的重点。这些文章重点就谁是翻译主体、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具体表现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刻的理论探讨，突出强调了译者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大大深化了翻译主体性研究。陈大亮：“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载《中国翻译》，2005年第3期。
同时，哲学进入到了语言论阶段，发生了“语言转向”。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1）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2）语言的意义问题。而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最关注的是语言的意义，同时也离不开世界这个环境，由此把语言和人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翻译研究不再仅仅限于字面及语言等微观层面，而扩大到语言背后宏观的社会和世界中。很多翻译学者因此发现翻译不仅是两种符号的对应及转换，很多原文的句子背后都隐藏着大量的社会文化背景，而要想准确无误地表达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就需要译者的努力，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8.2解构主义翻译观与译者的创造性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原本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想。它的影响主要是在哲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作为对结构主义的反叛而出现的一种思潮。结构主义的翻译观认为，原文有固定确切的意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首先尽最大努力把握它，然后将其完整地传达到译文中去。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产生了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认为不应该机械地把原文看成是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系统。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意义只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暂时被确定下来的。解构主义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推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作了新的阐释，正是因为原文意义的难于确定不变，所以译者应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使原文得以存活的因素。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他认为解构主义与翻译息息相关，他的“延异”概念就是为了表明翻译过程中不可捉摸的现象，表明语言学、翻译学中所指与能指，语言与言语等确定不变的关系不能再维持现状；源文根本不是原文，而是对一个意念的详细阐释，因此也是译文，它与原文是平等互补的。解构主义者甚至认为，文本本身的意义取决于译文，而不是原文；认为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生存。一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它提供了游戏的空间，延伸了边界，为差异提供了新的道路。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也一度引发人们对它存在的合理性的争执。由于解构主义的出现，并提出原文没有固定意义，文本意义有待于译者去发掘；译文和原文是平等互补的关系的等观点。解构主义以创造性及开放性思维深入了对翻译的研究。它主要在原文终极意义的消解、译者和作者地位的解构和译文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翻译研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解构主义认为由于能指、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原文意义不可确定. 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张扬。这样伴随着作者的死亡，迎来了译者的诞生. 作者之死意味着作者不再是那个赋予文本某个明确意义的权威，译者可以对原文进行拆解，继而将结构外部的因素与原来结构内部的因素相结合，从而促进多元的重构，应该说解构主义首先强调的是创造性，或者说是重构性，而非否定、破坏和拆解原文。译者不仅是源文的读者，还是译文的创作者，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将源文信息传达给译语文化情景中的受众。译者给这些新受众提供的译文是按照译者对受众需要、期望、已知知识等的假设而创作的。
译者的主体意识，或译者的主体性，终究体现的就是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讲，原文作者和译文作者都是具有自己认知个性的主体，在认识事物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和知识背景，加上各自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要使译者对原文意义的认知达到和原文作者雷同，在理解上对译文达到完全的“等值”，无疑是脱离现实的。
随着对译者创造性的呼吁，“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也在翻译界被提出，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本质与任务提供了新的视角。许钧在其《“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介绍了中外学者对译者“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的论述。法国著名文论家埃斯卡皮，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头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所说的“创造性叛逆”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层面的“叛逆”。在埃斯卡皮看来，翻译的“叛逆”性质，源自于语言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翻译中，一部作品必须被置于另一个参照体系（语言）之中，而这个参照体系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就这一层意思而言，埃斯卡皮并没有超越钱钟书、傅雷等的认识。有必要指出的是，因埃斯卡皮所说的参照体系是相对于语言符号系统而言，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中，词语与意义的参照关系是有别的，正是这一重大差别，使机械的变易势必成为“叛逆”的行为。至于“创造性”，埃斯卡皮则将目光投向了一部作品的生成与传播，而正是通过这两个层面，翻译活动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译者的主体性会受到文本和原作者的制约，文本是译者翻译活动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都有自己独有的、区别于其他文本的特点。其次，译者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所以译者的主体性还要受到社会文化及译者所生存的“世界”的制约。译者需要考虑原文本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根据本国语言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合理运用翻译手段。参照体系一变，文化语境一变，一部作品的意义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一变，其面貌必然发生变化，而译者的这一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的工作，无疑具有创造性。谢天振是国内最早注意到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特征的学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谢天振就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一文中结合文学翻译的活动过程、接受与传播问题对“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又在《译介学》一书中加以丰富与深化。贾植芳认为，谢天振所探讨的“创造性叛逆”不仅仅涉及翻译本身，“实际触及的还有对外来文化的移植和接受问题，甚至还包括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接受问题。”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1 期。实际上，贾植芳这里所谈的外来文化的移植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接受，都是广义的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许钧上述论述中提出这样的启发：要探索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探讨翻译的主体性，揭示译作的真正价值，仅仅从语言转换层面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注意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只有关注这些问题，才可能在新的意义上认识翻译的重大作用。首先，一部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语言与文化环境，文本生命所赖以生成的条件与环境发生了变化，原作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形，问题的关键在于，原作的变形，有的是由于客观的障碍和各种差异造成的，而有的则是译者主观的追求。如果说这种变形是一种“创造性”的表现的话，那么，一味追求创造而有意偏离原作，岂不违背了翻译的根本目标？在此，原作的地位必须喻意重视。其次，一般认为，创造性叛逆发生在狭义的翻译过程中，亦即发生在翻译的语言转换过程中，但在谢天振看来，它又发生在原作的“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之中。他认为“创造性叛逆的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它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与传播所起的作用。一部作品，即使不超越它的语言文化环境，它也不可能把它的作者意图完整无误地传达给它的读者，因为每个接受者都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去理解、接受作品的。”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1 期。 在这里，接受主体，即读者的主体性也凸显出了研究价值。
作者主体，译者和读者主体三者并列成为影响翻译的要素，随着对三者互动关系的关注，“翻译的主体间性”成为继“译者主体性”之后又一翻译理论新视角。
8.3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
在翻译主体性研究中作者、译者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陈大亮认为，翻译研究大致经历了重建作者原意的作者中心论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接受反应的译者中心论范式。三种范式的历史演进向我们展示了作者、译者和读者三类不同主体的主体性的表现，同时也反映出翻译研究主体性的困惑。
亚里斯多德曾说过，言语是心灵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文字充当僵死的奴仆，言语是思想再现，写作是思想的表达，文字能够忠实地传达作者的意图，阅读则是追溯作者的原意。在这里，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意图的再现，译就是重新表述或重构作者的意向或思想。如果没能译出原作的意思，因想当然或理解错误未能再现作者的真正意图，因而就不是忠实原文的翻译，同时自然页违背了翻译的最高宗旨。译文最高的境界是译者要尽可能地排除理解过程中带来的一切主观性因素，力求进入作者世界，以作者世界为理解、解释原文世界的唯一回答。文本的意义是单一、确定的，作者是作品的控制垄断者，是解释文本意义的唯一权威。
伴随着科学主义的高歌猛进，翻译研究也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而进入科学探索的范围。在翻译科学派那里，从雅各布森、卡特福德到奈达和威尔斯“，对等”都是一个核心概念，而“对等”的学理支撑则是人类语言的共性。奈达的理论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间的亲和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它们都认为在语言形式的背后有着一个深层的、连贯的、统一的存在，这个存在被称之为“内核”、“核心”、“深层结构”、“本质”或“精神”。
德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散文家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出了纯语言翻译观。纯语言翻译观挑战了传统翻译的“忠实观”和“原文至上”的翻译原则。本杰明认为语言和思维密切相关，致力于探讨语言共源（unity of language）现象。他认为，因为句子与思维相关，句子更能够清楚地体现语言的普遍性和可译性。本杰明用一个非常漂亮的比喻来说明译文和原文的关系：如果原文是一个圆，那么译文就是一条切线。切线不是试图模仿或者再造一个圆，切线只是在重要的一点上“掠过”，然后就朝着“无限”继续行进。因此，翻译不仅仅是模仿再造原文，而是为了继续自己的旅程，在一个可以有无限个可能的小点上保留原文的意思，而无限的行程则显示出翻译是可以多么地自由。这幅图景中最漂亮的就是那个相切点。切点在翻译的无限可能性上弹跳，而每一个切点，作为一个那条线上的无数点中的一个也改变了那条切线。这条线的无限是一个显示无限的信号，它总是存在，总是处于超然的状态，它就是那个存在于所有语言的内心深处的纯语言。金敬红：“本杰明视角下译者地位的重构”，载《东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本杰明在这里阐明译文须要在那个切点上实现忠实，但是要求译者要达到绝对地“忠实”是不现实的。作为翻译科学派中最具影响性的人物，奈达与威尔斯的理论也表明，不论是目的语还是始发语，都有能力表达出那个“同一”，并且，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也都能够“自然地”倾听到这个同一的声音。通过翻译而达成人类理解的共识在翻译科学派这里得到更为明确而系统的阐述。翻译的语言学派把翻译看作是机械的语言转换，强调语言规律的普遍性。结构主义把文本意义看作是封闭的静止的、自足的存在。文本就是意义的决定者。因此，文本中心论成为翻译理论的又一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