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认为，阿利耶夫极为成功地领导着共和国，而谢瓦尔德纳泽也希望办到这一点。作出让这位内务部长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决定，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并非易事。不过乍一见谢瓦尔德纳泽便令人产生好感，他的旺盛精力给人以信心：他能胜任任何工作。
该共和国的领导人更替工作完全按照规则进行。1972年，格鲁吉亚的党组织遭遇严重危机。谢瓦尔德纳泽当选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其后姆扎瓦纳泽奉命退休，同年底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其时他年仅44岁。
谢瓦尔德纳泽是在刚刚开过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就任第一书记的，因此他要按规矩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不得不等待四年——直至1976年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他才当选中央委员。
在他成功地防止了自己共和国内的骚动之后，威望大增。
一切都肇始于1977年通过的苏联新宪法。修宪工作早在1961年即已启动。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伊利切夫成为工作小组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去职之后，伊利切夫调回外交部。对宪法草案的总结上报给勃列日涅夫。据斯米尔诺夫说，勃列日涅夫对方案之多感到不满。
20世纪60年代末期政治局得出结论，新宪法应当沿袭斯大林宪法，稍作修改即可。后来总算决定使其更加完善。工作小组由波诺马廖夫领导，这可是一个保守人物，对新思潮避之唯恐不及。
新宪法中提到要在苏联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首次加入了论述苏共作为“政治制度核心”的作用的宪法条文。
唯独在国语方面产生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新宪法中这样的概念付之阙如。但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宪法中却都有表述。
1977年12月23日，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契尔年科、卡皮托诺夫和齐米亚宁告知同事们：“不应该排除从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特别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中，取消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即已存在有关国语的条文，这可能引起来自某一部分民众方面的也许还有国际舞台上的消极反应。各该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苏共中央的谈话也表述了对这个问题的警惕。”
政治局并未认真对待这一警告。
各加盟共和国都奉命根据苏联新的基本法通过新的宪法。在现实生活中这什么也不能改变，对各共和国而言纯属形式主义之举——不过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例外。
莫斯科命令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与公共队形看齐。但不许载明作为独立自主典型特征的国语的企图，在青年中激起了群众性的愤怒。格鲁吉亚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尽管他们明白这可能以悲剧告终。
谢瓦尔德纳泽试图向勃列日涅夫加以澄清。勃列日涅夫很不情愿地回答说：“……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便把这位第一书记推给了身为党的主要思想家的苏斯洛夫。教条主义者苏斯洛夫什么话也不愿意听，硬说共和国的这一语言方面的反常现象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1978年4月14日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准备投票通过新宪法的日子，第比利斯政府大厦近旁聚集了数千名年轻人。而共和国领导层中有些人为了驱散不满分子，准备采取暴力手段，动用军队。
谢瓦尔德纳泽再次致电苏斯洛夫，提起1954年所发生的流血事件，请求报告勃列日涅夫，共和国内的局势极其严重，他作为第一书记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持安定。总的说来，多亏谢瓦尔德纳泽坚持不懈和善于说服，他总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格鲁吉亚语依然还是国语。
他出面会见聚集在政府大厦旁边的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说：“兄弟们，一切都会让你们如愿以偿！”
巨大的广场上爆发了狂欢。谢瓦尔德纳泽在共和国成为了英雄。
他成功地安抚了青年们，所作所为让全格鲁吉亚都感谢他。与此同时，他也并未与莫斯科发生争吵。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还高度评价谢瓦尔德纳泽的政治技巧，半年之后的1978年11月便让他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绝非各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都能荣获党内这一高位。
勃列日涅夫在各共和国书记的群体中对谢瓦尔德纳泽明显地另眼相待，1981年奖赏他一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勋章。他允许谢瓦尔德纳泽做一些其他的地方书记不被允许做的事情。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生活得较为心情愉快，共和国内容许更多的自由思想。尽管这里对持不同政见者与到处一样强硬，但当格鲁吉亚后来获得独立之时，人们还是会记起谢瓦尔德纳泽。
谢瓦尔德纳泽当然是一位善于与上司搞好关系的能手，他从不忘记赞美勃列日涅夫。替他撰写讲话和文章的富有才气的年轻助手们，很少有谁比得上他的东方式的雄辩。在第比利斯纪念胜利3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谢瓦尔德纳泽给听众奉献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大概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在1942年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曾在第比利斯的军医院里治疗过。私下交谈之时他不止一次回忆起，他受到身边的医生们、医务人员们多么大的重视，多么令人感动的关怀。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从这家医院回到前线，经历了整个战争，直至参加胜利阅兵式……”
1981年参加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回到第比利斯，谢瓦尔德纳泽欢欣鼓舞地与共和国的积极分子们畅谈自己的印象：
“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报告的每一个论点、每一个结论之中，在他的每一句话里，都表露出列宁主义的求实进取的精神，列宁主义的一往无前精神，列宁主义的客观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以及分析当年现实时真正列宁主义的极为科学的态度。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站立在讲坛上，对每一个人都显得如此亲近，如此亲切。而每一个人也都看到、全身心地感觉到，他在代表大会上是如何思考、如何创造……”
在改革年代，人们曾多次向谢瓦尔德纳泽提起这些冠冕堂皇的讲话，语带讥嘲地问他：什么时候您才是真诚的呢？是当年讴歌勃列日涅夫，还是如今号召进行激进的变革？
谢瓦尔德纳泽总是回答说，这只是一种必要的手段：“我们并不是想要得到莫斯科的赏识。我们只不过是想创造条件，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人民服务。”
勃列日涅夫的一个优点是：善于关心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他打电话从不吝啬时间。总书记接待室的值班秘书之一杰比洛夫讲过，勃列日涅夫常说：
“好像我很久没有和这个人通话了，你把电话接通。”
第一书记们是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因此，勃列日涅夫力争与他们和睦相处。第一书记们在莫斯科的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中央全会上会晤，在“莫斯科”饭店的房间里交流，分小组开会，讨论局势，相互帮助。
州委第一书记渴望得到党的领导层的特别关注。勃列日涅夫明白，有件事对州委第一书记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他回去后可以意味深长地说：“我和总书记谈话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对我说……”
“勃列日涅夫很在意接见‘我们的兄弟’，往往聊到很晚，直到夜里十一二点，”前托姆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回忆道，“有时还成批地接见，那时候我们便在他的办公室里随便找地方坐下，如果座位不够，就坐在窗台上。我很少参加集体接见，那种场合不能提出州里的问题，而再去一次总觉得不太好意思。”
托姆斯克为军工联合体提供50%的钚——核导弹的炸药。在州委书记之中，利加乔夫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总书记随时结识州和边疆区的新领导人。1964年，勃列日涅夫同时接见两名州委第一书记候选人——莫兹戈沃伊，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拟让其担任罗夫诺州委第一书记；波格列布尼亚克，拟任伊万诺-弗朗科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心情极为愉快，回忆了战争刚结束时在外喀尔巴阡所度过的那些日子。他与来客谈了一阵之后，将苏斯洛夫请来。
苏斯洛夫到后，他问：
“咳，怎么办呢，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
“有什么问题吗？”苏斯洛夫想弄清楚。
“是这样，莫兹戈沃伊和波格列布尼亚克来了，他们想要一个不低于州委书记的职位。”勃列日涅夫佯装气愤地说。
“那您担心的是什么呢，列昂尼德·伊里奇？”苏斯洛夫很感兴趣。
“他们还不满40岁，那可是全国最年轻的第一书记了。”
“这挺好的呀。”苏斯洛夫继续跟着表演。
勃列日涅夫握了握那二人的手，祝愿他们取得成就。
1967年，沃罗特尼科夫被领去让勃列日涅夫过目——准备批准其担任古比雪夫州执委会主席一职。沃罗特尼科夫发现，总书记发胖了，说话时声音嘶哑。手里拿着琥珀烟嘴。卫队一名工作人员每次为他送来一支香烟——次次都是勃列日涅夫给他按铃要的。他解释说：
“我准备戒烟。医生要求。”
四年之后的1971年2月，沃罗特尼科夫被批准为沃罗涅日州委第一书记。他被请到书记处。然后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又将他领去见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和蔼地问道：
“喂，心情怎么样？”
他详细询问了古比雪夫州的情况——牲畜过冬的条件，饲料的储备，冬小麦状况。他让谈话无拘无束，充满兴味，力图留下良好印象。
勃列日涅夫向沃罗特尼科夫发问，显示出他对其先前经历的熟悉：
“很久没去沃罗涅日了吧？城里还有亲戚吗？”
“很久了，”沃罗特尼科夫回答道，“自从1963年以来就没去过。至于亲戚，特别是远亲，倒还有不少。”
“要注意，可别迁就，”勃列日涅夫笑着说，“否则他们会成为你的累赘的。”
他谈起刚开始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亲戚”们都纷纷给他来信和走后门。一个纠缠不休的女人苦苦要求接见，一进门就扑过来拥抱，直叫“廖尼亚叔叔！”
“可她这个‘侄女’我还是头一遭见。”
即便是休假期间，他每天也要在高频电话机旁度过两三个小时，与州委书记们聊天，详细询问他们有何需要和问题。
1974年5月9日白天，正当沃罗涅日州委第一书记沃罗特尼科夫坐下吃午饭的时候，房里的高频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电话接线员预告说：
“我这就接莫斯科。”
于是他听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声音：
“您好，维塔斯·伊万诺维奇！衷心地祝贺胜利日，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请转达给同志们和家人。”
沃罗特尼科夫表示感谢。
勃列日涅夫问：
“也许，我打断了您的节日宴饮吧？做得很对，这样的日子不加以庆祝太不应该了。”
听那说话的声音，似乎他自己也在庆祝：
“我对您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去年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意义重大，必须巩固成绩。我非常需要您的支持，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巨大而且重要。”
勃列日涅夫仔细询问农村的情况，想知道下雨没有，春播的进展如何，越冬作物损失了多少。建议多种一些大麦。随后又回想起了战争的往事：
“如今胜利日就是喜气洋洋、热泪盈眶，这很自然，也可以理解。维塔斯·伊万诺维奇，再一次表示祝贺。向您和全体同志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当天他给许多第一书记都打了电话。
据他的私人摄影师穆萨埃良说，他是一位天才的心理学家，能看透谈话对象的心思。与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所需要的语调。他的电话对第一书记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遥远的边疆区。这些人忠于总书记，希望他留在自己的职位，哪怕疾病缠身，身体孱弱。他在政治上长寿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里亚博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常常给他打电话，每次都关切地询问：
“你那里的情况如何？”
里亚博夫精神抖擞地报告道：
“一切正常，工业的情况良好，军工企业也不错。”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就是一个工业帝国。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机器制造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在乌拉尔车辆制造厂工作的有五万人——他们生产铁路车辆和坦克。乌拉尔车辆制造厂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是国内最大的两个坦克城。加里宁工厂生产火炮，后来又生产导弹，现在则生产防空导弹综合体“C-300”。
里亚博夫被首先问及的是工业计划完成情况和国防订货的情况。但总书记的下一个问题必然是：
“农村的情况如何？”
1971年5月19日，里亚博夫突然听见高频电话里传来勃列日涅夫的声音：
“没有想到吧？”
总书记两天前刚刚来过电话，当时他们俩进行了一次长谈。
里亚博夫一下便听了出来：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随时都很高兴接听总书记的电话……”
勃列日涅夫笑着说：
“政治局宣布一个决定，要我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让你也参加代表团。”
总书记没有放过亲自将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通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书记的机会。
1976年10月12日，里亚博夫同样意外地接到勃列日涅夫来电：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下雪了没有？”
“下了，个别地方甚至多达15厘米。”
“莫斯科也下了，见他的鬼，该收庄稼了，它偏来捣乱。”
“不过，列昂尼德·伊里奇，反正州里一定履行自己在农业方面的所有承诺。”
“这就好，”勃列日涅夫说，“不过我想同你谈谈另一件事情，你们那里每天都有飞机飞往莫斯科吗？”
里亚博夫予以确认。
“你就待在家里，”勃列日涅夫吩咐，“我午饭后再给你打电话，好让你明天来。我想和你谈谈。不过不必带任何材料。无论经济方面、工业方面、农村方面的材料都不要。”
过了一会儿，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值班秘书打来高频电话：
“怎么样，该祝贺你了吧？”
“暂时还不知道。”里亚博夫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对你很感兴趣，”一名莫斯科官员秘密地透露，此人很喜欢向升官的人透露令人高兴的消息，“有关你的情况的材料就在他书案上放着呢。你还在休假的时候，这里就对你有许多议论。也许，要谈的是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事。”
但在机关中人们并不知道，总书记所作的决定究竟如何。他不急于让人知道。
傍晚勃列日涅夫再次打电话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要求第一书记次日去见他。但是提醒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10月3日一大早，里亚博夫飞抵莫斯科。他致电总书记接待室，报告他已经来到。值班秘书过了十分钟回电：
“列昂尼德·伊里奇有请。”
勃列日涅夫热烈亲吻里亚博夫。两人交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勃列日涅夫决定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书记调到莫斯科，谈的就是将他作为中央书记候选人，准备取代乌斯季诺夫，领导整个军事工业联合体。
谈话后勃列日涅夫将自己的一张身穿元帅服的照片赠送给里亚博夫，要求他不忙返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暂时不要向任何人谈及此事。他还需要和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过了一天勃列日涅夫重又打电话说：
“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了关于你的问题，大家都支持推举你为中央书记候选人。”
1976年10月末的中央全会上，议事日程已进行完毕之时勃列日涅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