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这一类事情并不怎么愉快，然而我们主要的导弹核武器设计师彼此之间一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纷争。这种竞争无论在我国的导弹制造史上还是在他们的个人遭遇之中，都产生了极为有害的作用。
领导这个部门的高级官员们竭力煽动他们之间的竞争。高官们需要唯命是从的设计师。这类小型内战的结果，便是几乎所有的导弹建造者都短命而死。
例如，切洛梅和扬格利几乎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方案，每一位设计师都有一批拥护者。勃列日涅夫不知道应当选择谁。勃列日涅夫看中扬格利，但国防部却站在切洛梅一边。
勃列日涅夫决定将两种导弹都用作军备。这个决定对于经济是致命性的，但是使他避免了不得不与别人辩论和争吵。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期间，武器发明家们在任何方面都从未遭到拒绝。
这在斯大林时代即早已成为惯例。他赋予他们广泛的权力：
“你们有权让任何一个部或政府机关的任何单位参与完成你们的工作任务，以保证这些工作根据需要不受任何限制地获得物资储备和经费。”
向设计师们提供一切：既有林间小楼，也有专用食堂、专用医院，还有小汽车。需要庆祝试验场上的喜事吗？可以派飞机去中亚运来西瓜、甜瓜、葡萄。试验成功之后连总书记也会对总设计师说：
“派人到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去运各种食品、甜酒、白酒、啤酒、白兰地，满足所有的人的各种口味。以政府的名义举办一场全世界前所未见的盛宴。”
设计师经常被提醒：
“已经向你们提供了你们所要求的一切。我想，如果你们想要大剧院里的马，也都会给你们的，现在你们就拿出成果来吧。”
一旦方案获得特别重要的地位，就会为之划拨毫无限制的经费，想要沾光的人便像苍蝇见了蜜汁一样纷纷蜂拥而来，啃上一口公家的大馅饼。因而导弹和其他军事装备足以令国家破产。
然而武器制造界的习惯根深蒂固。
设计师们不喜欢竞争对手，不喜欢与人分享“草料”——这是他们彼此之间对勋章和其他奖章的称呼。
反导系统总设计师基苏尼科回忆说，科罗廖夫（火箭制造和宇宙航行方面的科学家，科学院院士）曾将他叫到自己的汽车里，恶狠狠地问道：
“我们还要容忍这个强盗到什么时候呢？”
“强盗”是同样大名鼎鼎的一位设计师，当时正走红运，因为他精明地吸纳领袖之子参加了工作。
许多政治局委员的子女都宁愿在军事工业联合体工作。
尼古拉·乌斯季诺夫（无线电物理学家，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之子）制造出履带式军用激光器，列沃利·苏斯洛夫少将（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之子）领导保密的中央无线电电子科学研究所。谢列斯特的儿子维塔利·彼得罗维奇在乌克兰当上了科学院通讯院士和专门为他建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不过，儿子们的前程通常都随着老子们的退职而告终。
基苏尼科回忆过一个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的反导弹防御方案。可是在中央委员会这个方案却受到赞许，准予实施。钱已经花掉之后才弄明白：一无所获，这个名为“远方”的方案彻底失败。然而一伙机灵的年轻人决定利用一批报废的试验导弹“对付虚拟的可能之敌”。这些导弹在检阅期间用车载着从红场通过，还配有播音员的解说词：“航空宇航目标高速截击导弹”。
“我认为，”基苏尼科写道，“这些假话未必能蒙骗外国的专家。不过五角大楼（指美国国防部）多半会利用这次虚张声势，为自己的反导弹防御系统获取一笔补充拨款。在这个意义上，两国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倒是在尽可能地相互帮助……”
听军方的还是听外交部的
就限制和削减核武器达成协议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军人们（无论苏联的还是美国的）反对任何限制措施，指责本国外交家们让对方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签署协议。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与美国签订协议这个主意本身就是犯罪。接着面对一位外交家补充说道：
“如果谢苗诺夫（外交部副部长）打算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那就让他自己决定准备在哪里蹲牢房——是在卢布扬卡（克格勃总部所在地）呢，还是莫斯科军区的禁闭室。”
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两位帅毫不怀疑，在华盛顿也会有人讲出诸如此类的话。
美国的军界怀着毫不掩饰的憎恨情绪评论基辛格，说他“完全听命于苏联政府”，他所达成的协议是一场“不利于美国的闹剧”，“基辛格失去了理智”。
基辛格的主要反对者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此人曾当过足球运动员、拳击手和飞行员。他反对与苏联签署任何协议，并相当成功地阻止过基辛格。2001年1月，拉姆斯菲尔德重又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之职，正是他领导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由于所有的双边协议都牵涉到数额，争论也正是因为数额而产生。美国便每次都提出，将双方所拥有的各种武器的数据摆到桌面上，那时候便可以达成协议了。然而苏联代表团却回答说，他们没有义务帮助美国情报机关，于是断然拒绝提供有关武器的任何数据。而苏联外交家则说：我们并没有请求美国人向他们提供美国武器的数据，不过也没有这种必要——在美国，所有这一切都发表在公开的报刊上。
1970年代签订第二份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工作正在进行，美国人再次提出交换军事数据的问题。
苏联代表团谢苗诺夫生气地说：“谁需要交换数据呀？你们拥有本国的技术手段，因此你们对一切都清清楚楚。”
美国人的确知道不准接触国家最高机密的苏联公民所不知道的许多东西，所以当美国人举出不允许苏联外交人员知情的苏联武器数据时，苏联军方代表团极为紧张。苏联军方是不肯让外交人员知道自己的秘密的。相反，在美国却是外交家们对军方严加防范。
1977年春，国务卿万斯带着削减战略武器的新建议前往莫斯科。代表团的军方成员请求允许他们了解这些建议。万斯准许自己的助手向军人们出示文件，但并不是全部。备用立场对他们始终保密。他知道，葛罗米柯十分固执，有时会迫使对方退而采取备用立场，必须装出一副根本没有备用立场的模样。
万斯的助手前往美国大使馆，住在所谓的保险柜里——那是一个可以防止电子窃听的专用房间。他依靠剪刀和糨糊，动手从指示全文中剪掉军人们不应当知道的地方。他干这事时被当场捉住。
就苏方而言，进行谈判的自然是外交人员，但一切都已由总参谋部内定。能对军方施加影响的只有勃列日涅夫，也正是他迫使他们同意与美国于1979年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的第二份条约。
而且美国的“鹰派”与苏联军方一样，对该条约也感到不满。美国总统卡特飞往预定举行条约签字仪式的维也纳前夕，经常批评苏联破坏人权的参议员杰克逊声称，卡特是在效法1938年与希特勒签订了可耻的慕尼黑协定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杰克逊提醒人们，1930年代英国政府同样与纳粹德国进行过裁军谈判并使自己蒙羞。
此事的结果是，卡特吩咐助手们不许打伞，尽管当时维也纳正下着倾盆大雨。
“我宁肯浑身湿透，也不会手擎雨伞。”卡特说。
这是因为，当年张伯伦从慕尼黑归来谈及与希特勒签订协议之事时，恰恰是站在一柄大伞之下……
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均已飞抵维也纳，而他们预定要签署的文件却尚未准备好。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团还在日内瓦就条约的文本反复推敲。
最后一轮谈判持续至凌晨三点，然后两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卡尔波夫和厄尔喝了香槟酒庆祝一番再各自去睡觉。
技术人员留下将文本重新打印成四份，每种文字各两份。要是一份中首先提到苏联，那么另一份中便将美国置于首位。
美国代表团省事得多：他们已经拥有计算机，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在屏幕上予以更正，一下就打印出经过校正的文本。
苏联代表团的女打字员们却不得不在带有红色边框的条约专用纸上打印将近150页之多。如果一个打字员哪怕出了一处错误，这一页大家都得重新打印。两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在所有四份条约的每一页都签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然后文本被送往维也纳。
按照礼节，苏联和美国领导人的会晤本应在美国举行，因为美国总统已经两次到过苏联，而在外交界都严格遵守礼尚往来的原则。不过苏联外交人员毫不含糊地向美国人说明：政治局认为让勃列日涅夫飞越大洋是不适宜的。美国政治家们以理解的态度对待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便同意前往维也纳。
来到维也纳的第一天，卡特和勃列日涅夫礼节性拜访了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交谈持续了数分钟，勃列日涅夫突然充满感情地对卡特说：
“如果我们遭到失败，上帝是不肯饶恕我们的。”
共产党的总书记言谈中援引了上帝，令所有的人都不胜惊诧。扎米亚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对总书记的理解有误：
“列昂尼德·伊里奇是想说，如果我们遭到失败，未来几代人都不会原谅我们的。”
大家都发现，勃列日涅夫身体衰弱，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演出时他数度入睡。
苏美条约的签约程序在霍夫堡宫的多面堡大厅进行，葛罗米柯悄声问乌斯季诺夫：
“你认为，他们会不会热烈亲吻？”
“不会，没什么必要亲吻。”乌斯季诺夫回答说。
“我可不敢确定。”经验丰富的葛洛罗米柯说。
签署完所有各份条约之后，勃列日涅夫和卡特相互亲吻，他们此举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事后勃列日涅夫问苏霍德列夫：
“维佳，告诉我，我和卡特热烈亲吻没关系吧？不过这可是他带的头……”
苏霍德列夫保证说，所以这一切都完全正常。
晚上勃列日涅夫对身边的人说：
“卡特是个并不那么坏的男子汉。”
“胡桃三驾马车”的强硬立场
无论说来多么奇怪，三头政权比勃列日涅夫的一人统治更为糟糕。自信心十足的领袖善于作出明智的让步和妥协，而现在“三驾马车”中的每一个人都力图显示自己的坚定不移和百折不挠。
多余的、不必要的强硬表明对自己缺乏信心。国家的对外政策几乎完全服从于国防部和军事工业联合体的部门利益。
当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恶化之时，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由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确定。他们被称为“胡桃三驾马车”，因为他们常常在克里姆林宫内总书记办公室旁边的胡桃木房间开会，一切都在那里决定。
无论说来多么奇怪，三头政权比勃列日涅夫的一人统治更为糟糕。自信心十足的领袖善于作出明智的让步和妥协，而现在“三驾马车”中的每一个人都力图显示自己的坚定不移和百折不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