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森牛津小圈子中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象关心自己那样关心他人利益的社会。然而在如何建立这样的社会问题上，他们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们经常辩论的问题是“如何把共同的理想变成现实？”盖洛普和加德纳主张用政治革命，汤姆森则争辩要用精神更新。当时布莱尔的观点并不明朗，汤姆森总想争取到布莱尔的支持，他劝布莱尔去教堂参加活动。他说他最初遇见布莱尔时，他不是一个直正的基督徒。
关于布莱尔早年是否信教的问题，说法不一。他父亲从来未信过教，他母亲是不是教徒无从考证。他的小学校长坎农·约翰·格儒伍说布莱尔是个笃实的教徒，但在费蒂斯的一个同代人却说布莱尔最不感兴趣的就是宗教，宗教是“你同他联系的最后一件事”。在爱丁堡时，布莱尔曾在贫民区参加学校的“校外服务”，管理这项工作的学校牧师罗纳德·塞尔比·赖持说：“托尼对宗教并不真感兴趣。”布莱尔自己则说：“我曾一直信上帝，但我变得有点脱离它了。我不能理解它的意义。彼得（汤姆森）把它看成是有关政治的，而不是神学的。宗教变得更少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我开始在更多的社会内容上看它。”
在牛津，布莱尔在第二学年底时开始去学院的小教堂，而且是国教教堂。他准备让圣约翰的助理牧师格雷厄姆·道给他行坚信礼。当时道很高兴，因为他认为布莱尔来自一个对社会活动感兴趣的团体，而不是更普通的英国低级教派的团体，或者安分守已的知识分子团体。他还认为布莱尔正在寻求某种有活力的东西，以便去改变社会，并且给人一种是已经发现某种让人激动而又新鲜的东西的大人物的印象。布莱尔虽然不反对道的一些神学观点，但是更对实际改变社会感兴趣。对布莱尔来说，社会主义似乎已成了第一位的东西，不过他把社会主义同基督教联系起来了。道至今仍保存着布莱尔借给他的书，如《什么样的革命？》，《一个基督徒和共产主义者的对话》。
布莱尔一直保持着宗教信仰，不过这很少为人知晓。在牛津时，即使是他最好的朋友、无神论者马克·佩里，虽然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但不知道他行过坚信礼。在1991年12月访问纽约时，高登·布朗的顾问杰弗·穆尔根对一件事感到很惊呀，就是在一个又累又困的星期六夜晚后，布莱尔在刚黎明时就起来去找教堂。1992年，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约翰·史密斯成为工党领袖后，布莱尔的宗教信仰才变得明朗起来。
在牛津期间，布莱尔的政治抱负已开始形成。他开始同别人讨论进入内阁的可能性。奥拉亚·奥突纳说，对这一点“他非常上心。那肯定是他认真讨论的一种选择之一。”布莱尔开始考虑将来，并形成了他要做某种事情的观念，这种事情明显地与他的伦理目标，即利他主义有关，而不是一般的生涯。
然而，布莱尔在形成他的政治抱负时，还没有明确的通过现存政党来实现抱负的观念。虽然圣约翰的政治组织都是左翼的，但绝大多数人既不对工党感兴趣，也不对学生政治帮派感兴趣。人们认为学生政治是现存政治中最有害的一种。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学生中影响较大，在左翼新思想中占支配地位。正如彼得·汤姆森说，“我们都真的对马克思感兴趣。”然而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答案。盖洛普所参加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宗派主义的“正确”路线“把我们吓得屁滚尿流”。“我们没有办法去走马克思主义集团的少数人的行动路线。那一定是不能联系人民的某种东西。”
当时，英国政党政治的背景是，两大党一致的政策，即“共识政治”已开始失去效力，无论是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还是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政府都找不出解决英国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办法来。1970年2月在保守党上台前，希思领导的影子内阁曾在塞尔斯顿饭店集会，做出了要搞自由经济政策的决策，似乎给人一种找到了新办法的印象。可是在希思上台后，迫于国内各种危机的压力，又放弃了既定的方针。然而，危机不但未消除，反而愈演愈烈。1973年的中东战争使石油价格几乎成4倍地上涨，与此同时国内煤矿工人罢工不断，为了维持能源供应，希思宣布“三天工作周”。在内外压力的夹击下，希思政府在1994年2月的大选中下台。然而工党虽然赢了大选，但得票率和获议席数都明显下降，两大党失去的选票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夺了去，两大党都给人一种走向衰落的印象。1 可是工党并未看到自己面临的危机，它仍然在旧思想的束缚下，在欧洲许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已放弃传统的政策后，工党还要在英国推行国有化。
在英国，要想从政，你就必须参加某一个大党，否则将一事无成。可是直到1975年离开大学前，布莱尔还未做出对政党选择的决定。就他当时的思想状态而言，保守党和自由党是不可能被考虑的。当时他对托洛茨基的著作很感兴趣并试图对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是从未深入过，而且东欧所发生的事情又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可是，在被问到是否打算加入工党时，他的回答是：“噢，不，那会被认为是可怕的右翼。”
象他的宗教信仰一样，布莱尔的社会主义倾向对那些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也是隐蔽起来的。在他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特别是工党的政治家出现时，很多他的同代人都感到惊呀。布莱尔在牛津时虽然已有了坚定的政治立场，但还不是一个活跃分子。在1974年的两次两大党势均力敌的竞选中，他都没有卷入其中。也就是说，在工党获得了胜利的两次大选时，他还不是它的成员。在牛津，他没有在大学“工党俱乐部”里做任何事情。他所参加的政治活动都微不足道。在第一学年，他参加了在公共场所的占座抗议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保住大学一级的学生联合会不被降为学院一级的联合会。在后几个学年，他参加了两次反对“民族前线”（一个法西斯组织）的示威游行，该组织曾在牛津市政大厅组织多次会议。他还被一个女朋友硬拉去牛津学生联合会的辩论社看麦克尔·赫塞尔廷（现保守党副领袖，党内左翼首领）发表演讲。当时赫塞尔廷正在他的上升时期，刚刚在保守党年会上出了风头。他给布莱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演讲并没有使布莱尔感动。
1974年夏，布莱尔第二学年结束时，盖洛普和汤姆森离开牛津回到了澳大利亚。在他俩走之前，刚刚考完试之后，他们3人一同去苏格兰进行了一次旅行。同行的还有从澳大利亚赶来的汤姆森的妻子海伦，以及盖洛普的女朋友。他们全都挤进一辆租来的汽车里，驶向爱丁堡。他们经过了3年前布莱尔离开的学校，然而布莱尔对母校并没有多少热情。倒是汤姆森对爱丁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经过多方打听，他们找到了约翰·麦克马瑞的住处。鉴于麦克马瑞已84岁高龄，大概身体相当虚弱，他们决定汤姆森一人走进去见他。这位自信而健谈、信仰麦克马瑞15年之久的澳大利亚人被这位老者震慑住了，在他面前有些结舌。他说：“这个矮老头神志十分清楚，是个严厉的不吸毒者。”一年后，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去逝了。
这次旅行后，汤姆森回到了澳大利亚，继续在学校当牧师。他几乎不知道他曾帮助一位潜在的国家领导人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当然他同布莱尔仍保持着联系，布莱尔每次去澳大利亚都要去看他。1990年，就在布莱尔与高登·布朗一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俩又见了一面。汤姆森说，他“自从离开牛津后，思想状态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实质性的东西未变。他已深化他原有观念的政治方面的理解。如果他能使人民和他在一起，他能做伟大的工作。”汤姆森于1993年，57岁时退休，然后去了东北维多利亚的山区经营牧场，“照看我的不断增多的牛。”
在汤姆森离开英国的同时，杰弗·盖洛普放弃了马克思主义。1986年他当上了西部澳大利亚的州议员，并成为澳在利亚工党一个右翼派别的成员。
在牛津的最后一年，布莱尔与马克·佩里同3个女大学生同住一套房子里。佩里称这所房子是“相当潮湿、极其肮脏、非常寒冷的房子”。布莱尔在牛津的学术生涯总起来说是相当不连贯的。圣约翰学院的院长里查德·萨森先生（一位杰出的中世纪历史学家）在“院长收藏”（一种由院长写的年终报告）中对布莱尔这样描写道：
“1973年早期：组织性很好。有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做的倾向。但对很多事情有强烈兴趣。
1973年6月：很乐意做组织工作，但不很令人满意。
1974年2月：似乎异常幸福。
1974年12月：有真正理解专业原则的迹象。
1975年3月：透过他的一些思想可以看出，他的思维还不够严谨。”1
布莱尔于1975年6月从牛津毕业。据他的律师办公室的领导亚历山大·欧文说，他没有能取得第一级成绩，因为他根本没有尽力。而马克·佩里却认为这个成绩对布莱尔来说是公平的。他认为布莱尔取得了好的第二级。
在布莱尔离开牛津时，他肯定是左翼分子，并已准备把不受欢迎、正在衰落中的工党作为他政治兴趣的载体。他的信仰虽然还正在形成过程中，但已经可以把他描述为伦理社会主义者。约翰·麦克马瑞对他有支配性的影响。他还读了一些其他伦理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
很多人的政治思想是通过他们父母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是这种情况不适合于布莱尔。布莱尔的小学校长坎农·约翰·格儒伍说：“父亲对此还相当执著，说：‘噢，他不久将改掉他的信念。’但是他没有。”布莱尔的基本信仰从他20岁后就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世俗保守党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儿子。
布莱尔毕业两周后，他的母亲死于喉癌，年仅52岁。如果说布莱尔的社会主义倾向还受了一点家庭影响的话，那就是母亲的善良和对社会的关心。在他年轻时，没有太多地去看他的父亲，但他母亲总在他的心目中，他们俩很亲密。彼得·汤姆森曾在德汉姆与布莱尔家一起住过，他说；“完全明显地，她给托尼打点行装，而托尼敬慕她。她还有非常深的社会意识，并且我认为托尼已变成她要他做的那种类型的人。”母亲的去逝对布莱尔刺激很大，这不仅在于他对母亲的死感到悲伤，还在于人必然要死的这一点使他突然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因此如果你要干成某件事，就必须行动起来坚持不懈地干下去。
很多人在离开大学的时候，并不真正知道他们应该干什么。布莱尔也是这样。他进入了律师界，来到伦敦开始了他的开业律师培训，然而这只是由于法律以外的其他领域对他缺乏强烈的吸引力，并不是出于别的更有意义的动机。当一名开业律师（他再次继他哥哥的后尘），而不是一般的初级律师，对布莱尔来说可以使自己有更多的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的通俗歌星的日子结束了，于是他把法律当成了使自己出头露面的基地，而不是一种事业。当然客观上，开业律师的劝导性公开讲话技巧是从政的很好的基础训练。事实上，议会下院议员中比任何其他职业群中有更多的律师。
对布莱尔进入律师界的动机有不同的说法。他自己说，在牛津时，他还没有进入议会的想法。可是杰弗·盖洛普却说，在布莱尔的第二学年，“他开始把政治看成他的将来，他开始做好从政的准备。”马克·佩里也说，当他同布莱尔一起迁到伦敦时，政治肯定在他头脑中成了他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