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韬光养晦
布莱尔虽然深受金诺克的青睐，并被他选定为接班人，但是工党领袖的更替是经过民主选举的，而不是由前任领袖指定的。到1992年金诺克下台时，布莱尔在党内的威望还没有达到可担任领袖的程度，他还需要时间。
1992年4月10日，大选投票的后的第二天，凌晨5点钟，在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南部的工党总部大楼的台阶上，金诺克勉强承认了失败，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不得不辞去领袖职位。他说：“我当然感到极度失望。这并非是为了我自己，因为在我个人的生活中，我是幸运的，而且非常幸运。但是我为我们国家的许多人感到失望和悲哀，他们并不分享这种个人的好运气。他们应该享受比他们在1992年4月9日所选择的更好的运气。”
金诺克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妻子格莱尼斯就站在他的旁边。站在格莱尼斯旁边的布日彦·古尔德，此时神情严峻，正在考虑他下一步的行动。他有意竞争工党领袖的职位，但很清楚史密斯是目前最合适的接替金诺克的人选。不过他清楚金诺克本人是倾向于他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打破已有的党内力量对比状况。但是金诺克认为古尔德竞争不过史密斯，他希望古尔德能成为党的副领袖。
对工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连续第四次失败的打击太惨重了，他们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曾坚信工党会入主唐宁街10号，所以忍受不了事后的调查分析。只有布莱尔能清醒地对待这次失败。就在4月10号早上，金诺克刚刚发表了认输讲话后，布莱尔就在塞奇菲尔德为BBC电视台“92大选”节目提供了他对大选结果的分析：“我们明显的失望感必须由成就感来平衡，那就是我们在全国的不同地区获得了相当多的议席。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从象我们在1987年后那样做起一直到实际赢得压倒多数。”布莱尔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工党失利的话，他会有所表示，现在是他畅所欲言的时候了，他已将近39岁，而且差不多当了10年的议员。他已经接近了工党的最高层，但是如果工党仍处于反对党的位置上，那是没有用的。对于工党所犯的错误，他已有了清楚的认识，而且对一个新工党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也有了一个大致的看法。他感到，工党必须进行比1983年以来更大的变革，等待是没有用的。他还客观地分析了大选失利所带来的影响，他写道：“工党最大的危险就是它输掉这次大选。它好象被当头浇了一桶冷水，这使它感到震惊，于是它说道：‘关于这种情形我们最好得做些什么。’后来它全身就干透了，太阳也出来了，它随之就会说：‘噢，这样并不太坏。’这种情况发生于每一次大选。”
布莱尔虽雄心勃勃，但却谨慎无比。这一点，他与布朗不同。布朗就缺乏耐心，而且布莱尔知道布朗可能随时放弃政治，返回法律界。大选一过，领袖选举的竞争就已经开始了，而且选择一位什么样的领袖直接关系到工党的发展方向问题。布莱尔知道这种情况，但却不做任何评论。当有人问他金诺克是否应该退位时，他还是这样来回答：“这件事这时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他获得了我们极大的尊重、感谢及支持。”
1992年的领袖选举形势与1983年和后来1994年一样，对于谁能够赢得领袖选举几乎没有什么大的疑问。真正的问题在于，新领袖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向？谁将成为他的副手？最后，谁将接替他原来的位置？每一次，这些问题都会把工党的政治家们折磨得精疲力尽。就在大选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布莱尔与高登·布朗，还有代表纽卡斯尔的下院议员尼克·布朗，在布莱尔德汉姆的家附近的乡下散步，三人谈起了领袖选举的形势。高登·布朗当时被认为是史密斯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他否认他想与史密斯争夺领袖职位。一些人认为布朗将会成为史密斯的继承人，但是他这次不会成为史密斯的副手，因为南部的工党组织不会同意让两个苏格兰人组成一个领导集体。布朗以及其他与此事有关的人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布莱尔的情况与布朗相同，看来他也没有机会竞争副领袖之职了。
在领袖竞选期间，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副领袖的人选。《观察家》杂志报道说：“史密斯先生乐意赞同玛格丽特·贝科特作为他的副手。”但贝科特却告诉记者和她的同僚，说她不打算竞选副领袖一职，甚至还向史密斯建议其他诸如布莱尔和布朗那样的竞争者。好象布莱尔又有了希望。另外还有两个竞争者，一个是古尔德，一个是约翰·普雷斯科特。但史密斯没有看中他们。古尔德很久以来一直与史密斯对立，他们俩在欧洲问题上的分歧太大，而且古尔德还有意与史密斯竞争领袖职位。普雷斯科特也是个欧洲怀疑论者，反对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
贝科特退出竞争后，布莱尔必须尽快决定是否把自己推向前台。他为此犹豫了好长时间，请教了许多朋友，多花了不少电话费。他感到很为难。从史密斯一方来说，他曾试探过布莱尔，如果贝科特退出竞争的话，他就会选择布莱尔。但这就引发了布莱尔与布朗的关系这个很尖锐的问题。党内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催促布莱尔站出来。而金诺克和哈特斯利则劝他不要这样。催促他站出来的人主要是考虑布莱尔是坚定的现代派，他当副领袖有助于促使史密斯带领全党走向现代化。否则，难以保证史密斯不走回到传统的道路上去，至少他会成为缺少攻击性的现代派。
金诺克和哈特斯利反对他出山的动机各不相同。金诺克想让古尔德取得工党副领袖一职，尽管他对古尔德的一些政见持有异议。他认为古尔德和布莱尔一样，聪明、善辩，而且是个现代派。金诺克说他与古尔德之间“没有任何能够描绘得出的裂痕。我非常喜欢象古尔德这样的人，有思想、能言善辩、生机勃勃。”他否认关于古尔德与他疏远了之类的传言。金诺克认为古尔德能够取得副领袖职位，而对布莱尔来说则时机还未到。据有人说，史密斯也有些动摇，打算接受古尔德为副领袖，因为这样古尔德就不会与他竞争领袖一职了。一心想当影子财政大臣的高登·布朗则积极说服史密斯不要接受古尔德为副手，认为接受是错误的。
哈特斯利反对布来尔竞争副领袖之职的理由则具有更多的个人感情色彩。他说：“我敦促他不要出山竞选副职是由于我认为他应当在将来的某一天出任工党领袖。我相信他是约翰（史密斯）的天然继承者，而非高登（布朗）。我曾假设约翰将在两届议会中担任领袖，并且我们肯定赢得下次大选。但布莱尔只作为副职，他将一无所获。曾当过副领袖的每个人都认为那是个遭透了的差使，他们告诉他们的朋友们不要去干。每个人都告诉我不要去干，但是我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托尼一定得采纳我的建议。我想他现在很烦恼。”
布莱尔的妻子切丽希望布莱尔出山，不过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对布莱尔作出决定，影响最大的还是高登·布朗与他的关系。与布莱尔关系密切、不赞成他出山的少数人暗示：布朗不可能接受布莱尔超越他而充当工党副领袖这种想法。这些人想以此原因来使布莱尔丧失信心。不过也有内部消息灵通的人士明确否认了布朗把布莱尔当成敌手的看法。他们认为：不是金诺克，也不是史密斯，而是布莱尔和布朗代表了现代派，问题是谁将被更好地安排来做什么。麻烦的是，他俩像是一对又胞胎，而在这个家庭中又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布莱尔在考虑了史密斯的试探性的建议后，明确告诉史密斯，如果双胞胎中必须有一个竞选副领袖的话，那应当是布朗。
然而，布莱尔又受到了他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们的压力。他们要同布朗绝交，无论如何也要把布莱尔推向前台。然而，对布莱尔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能否获胜。尼克·布朗是工会问题和选举问题专家，他的看法是悲观的。当时，在工党领袖与副领袖选举团中，工会占有40％的比例，而且采用集团投票制，大工会的领导人在选举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布莱尔在处理工会法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得罪了他们。此外，两家最大的工会已经在史密斯和贝科特作为正副领袖候选人这一问题上达成了谅解。在选举团中，选区工党占有30％的比例，选区工党代表着工党个人党员的态度，而布莱尔在党员中的支持率还没有得到验证。在议会党团这30％中，则基本取决于史密斯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在所有推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史密斯能否说服贝科特改变想法而投入竞争。史密斯不真正想让布莱尔或布朗当他的副手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们将来会权高盖主。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选择就是让贝科特出山。从史密斯的观点来看，她不是个领袖人才，因此不会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此外，她忠诚、称职，而且还是个女性，有助于树立领导层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她是个左派人物，担任副领袖，有利于工党左右两派的团结。
最后，玛格丽特·贝科特决定出山。尼克·布朗受布莱尔和布朗之托，并以他们的名义去试探她。他与她约定在4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在下院她的办公室里会晤。当尼克早几分钟到达时，碰上了正从她房间往外走的史密斯。史密斯告诉尼克：“玛格丽特已经决定出山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第二天，贝科特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改变了她的立场：“在星期日我说过我不会往前走了。与前排来比，我落在了后面，但是我得往前排移动。”
普雷斯科特宣布参加副领袖的竞选，他说决定参加是因为他认为贝科特早已退出了。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德宣布他将不做候选人，并且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支持史密斯和贝科特为正副领袖候选人。他说：“约翰和玛格丽特显示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这是很重要的。他们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都是前工党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执行使工党脱胎换骨的措施，来保证我们的思想和组织适应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布莱尔的话寓意深刻，对贝科特的评价实际上是在对她进行讽刺。
从大选结束到宣布不参加领袖竞选，这5天是布莱尔政治生涯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对他来说，是否应该参加竞选太难决断了。但有一件事他肯定是做错了，那就是犹豫，因为这给了史密斯和贝科特决定问题的时间。对一个有雄心当领袖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判断当副领袖是好事还是坏事，按哈特斯利的说法，副领袖不是一个好差事，在副领袖职位上当上领袖的例子确实不是很多，包括保守党。但是，如果当上了副领袖，他就会被看成领袖当然的接班人，就会更有利于展示自己，他也会在党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布莱尔对副领袖竞选的犹豫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可能是改变了他与布朗之间平衡。在1992年大选之前，在人们的印象中，布莱尔是布朗的小弟弟，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听布朗的。但是现在，这种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布莱尔成了拿主意的人，在两人中，他呈现出更为大胆和不耐烦。他看起来热心于向前冲，坚持他的信仰，而相反，布朗似乎不愿意冒险。这种状况在以后的两年中变得更加明显。
副领袖的候选人产生后，史密斯便开始了他的竞选工作。此时的史密斯还只是一个名誉上而不是实际上的现代派。自从工党政策反思运动开始后，党内逐渐形成了主张对工党进行脱胎换骨的革新、使工党走向现代化的现代派，布莱尔和布朗就是现代派的中坚力量。史密斯很清楚这两位新星是工党新思维的重要来源，他决定抓住他们，让他们归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史密斯过去对党内的改革不是很热心，但是现在他很清楚，要想竞选成功就必须举起改革的旗帜，而且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必须废除工会的集团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史密斯的主要竞争者布日彦·古尔德也把宝压在了选举制度改革上，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由集团投票而选出来的领袖了。史密斯被迫做出反应。布莱尔和布朗抓住这个机会，将党内的舆论引向这个问题。
辩论主要在“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展开。传统派在提出工党失败原因的时候把矛头直接对准布莱尔，他们争辩道：工党失败就是因为它变得太多，而不是太少。他们攻击现代派说：“现代派们是这些人，过于强调想象，因此帮助工党输掉了上两次大选。所以，工党应该通过确信来重铸其意识形态的信条。”但是传统派没有弄清这些信条是什么？是1983年大选时的那些原则？或者可能是1979年大选时卡拉汉的维持现状的信条？还是1945年大选时的信条？现代派的力量在于他们的思想是工党内最具凝聚力的思想，而且史密斯又是一个名誉上的现代派，把推进党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竞选的主要纲领。
在领袖一职竞选中，古尔德很快发现自己没有获胜的希望。但是他还有成为副领袖的可能，因为他同时竞选正副领袖两个职位，而且他在党内拥有很强大的支持力量。然而，古尔德同时参加两个职位的竞争其实是个失策，因为这首先就表明他自己对当选为领袖信心不足，而且还分散了自己的精力。他的竞选代理人戴维·布拉克特曾建议他撤出领袖竞争而集中力量于争夺副领袖一职，但是他仍坚持“古尔德—古尔德”的竞选班子。随着竞选的进行，古尔德越来越向传统派的阵营靠拢，由于他惊恐于现代派在党内强大力量给他带来的威胁，他把唯一的希望放在了经营党内保守派联盟所控制的集团选票上。这决定了他在竞争副领袖一职上也是以失败为结局。
经过3个多月的竞选和各部分选举团的投票，1992年7月18日，约翰·史密斯和玛格丽特·贝科特分别当选为工党的正副领袖。第二天早晨，很有影响的《星期日泰晤士》彩色杂志登出了一篇长达5页的人物介绍，题目是：“托尼·布莱尔——等待中的领袖”。该文的发表并不是巧合，也不是保守党新闻机构的挑拨离间。这是关于布莱尔的最长、最有名的一份介绍，并且大受欢迎。在按语中说：“昨天工党选出了一位新领袖。人们感到这个党应该跳过一代人而选择托尼·布莱尔，至少人们认为他应该竞选副职。”同一天，《星期日快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说约翰·梅杰及他的许多同僚推断：布莱尔将来某一天会是领袖职位的接替者。还有的媒体评论道：“在一长队聪明、带有年轻人朝气的工党前座议员中，布莱尔是新来的一个，他令人悲哀地被称为‘工党领袖的错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