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生产领域内，命令经济的效率高于自由经济，一个是军事产品生产，另一个就是奢侈品生产。毛泽东时代经济全面失败，但是取得了两样成功，给后世中国人留下了两个遗产，一个是“两弹一星”，一个是茅台酒这个奢侈品品牌。
一、计划的美好时光
茅台酒厂成立之初，是贵州省专卖局和仁怀县共同管理的地方国营企业，属于国营企业的倒数第二级，理论上可以享受仁怀县的全部、遵义地区的大部、贵州省的少数计划资源，不能享受国家级的计划资源。
由于产品的特殊性，这种界限一开始就被打破了。
茅台酒厂成立之初，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原料收购问题。茅台酒的原料红樱高粱产于赤水河岸，本县和本省邻县产量小，邻省四川产量大。1952年仁怀县全县政府系统动员把本地的高粱全部收购提供给酒厂。1953年后生产扩大，本县出产高粱不够，需要跨省采购时，县财委和县政府也无能为力。除了原料，茅台酒的主要销售市场在大城市，调运所需的铁路、水路运输计划，也是仁怀县协调不了的问题；而资金在县甚至遵义专署则完全得不到帮助。
茅台酒厂试图用提高单位级别来解决问题。早在1952年，茅台酒厂在参加省专卖局的会议时就提出，因为“茅台酒厂的生产较其他酒厂复杂”，要求由财委直接领导。建国初期县级地方政府设财经委员会管理经济，下设工商科管理工业。粮食归粮食科管，而工商科又管不了粮食科，于是酒厂觉得工商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要求财委管。
上级也觉得茅台酒的事情需要直接管。有关茅台酒的问题，省里的部门常常直接给酒厂发文，抄送一份给遵义地区和仁怀县。而酒的生产技术和质量财务等问题，这两级政府的经济部门完全无能为力。第一次评酒会上，茅台酒被评为名酒第一名，上级要求酒厂扩大生产，计划直接跨过了地县两级，由省工业厅下到了酒厂。
虽然保证名酒生产政治上很光荣，但仁怀县费力不一定讨好，其实也不想管这个单位——茅台酒的质量问题一般都会被反映到省里，北京的意见直接传达省政府，外省的意见汇总到省专卖局，仁怀县既无情报，也就无法指示。另外，虽然茅台酒厂一年产值几十万，但当时财政体制实行完全统收统支，仁怀县一分也拿不到。为了解决茅台酒的原料问题，县政府要向粮管所打白条，粮管所又要向农民打白条。
1954年2月，贵州省召开地方工业会议，决定按照上级指示，产销分开，一批酒类生产企业从专卖部门移交工业部门管理，成为省级地方国营企业。茅台酒厂改名为“贵州省茅台酒厂”，企业进入了计划管理时期：生产和基本建设、劳动和工资完全由省工业厅计划，工艺、技术、包装的改动则要报告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实行；由于市场还处于开拓阶段，销售由贵州省专卖公司负责，但很快也在1954年年底进入了中央计划。
1956年，茅台酒厂正式定为县处级企业，与仁怀县平级。仁怀县和酒厂不再有统辖关系。1957年，仁怀县县委书记仪邦卿调到茅台酒厂当党委书记。
和1954年之前相比，茅台酒厂成为省直属企业后，有文化的干部除了写请示报告之外，开始填写大量的报表表格，按照统一样式印刷各种定额、内部凭证，制作标牌，派出财务人员到贵阳学习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和统计方法。李显章记得，那时候又没有财务知识基础，回到厂里马上就开始交报表，只好晚上加班加点查书查范例，困了就吃辣椒下酒，搞出了老胃病。但是那时候硬着头皮搞出来的东西，给茅台酒厂建立了最基础的管理制度，比如班组劳动定额、物料定额、成品仓耗定额等。
这些李显章他们很陌生的表格和公文格式背后是一个全新的经济机制——计划，一个对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和产品分配以及生产运行进行控制调度的机制。在1954年~1957年期间，这个机制对全国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的安排和管理。对于茅台酒厂员工和干部来说，计划和毛主席一样，几乎是全知全能的。这个机制的有效性和低成本令酒厂所有的人惊叹。“国营”的含金量让职工顿觉身份提高。
茅台酒的几家烧坊老板都是见过世面的，特别是赖、华两家都是大资本家。但是烧坊里的管理人员即使是经理，也没有此时的茅台酒厂的“专业人员”，几个股长（后来是科长）这样的神通——几张表格寄出去，钱就拨下来了，粮食就有人收购了；产品生产出来，自然有人来调运，也不用去和商家讨价还价，不见面就可以靠表格完成买卖；别人砍树要被处罚，因为年初交了表格，就有了一张砍伐证，茅台酒厂就可以上山砍树了；酒厂制瓶车间要取石用于粉碎做陶泥，农业公社有人要求酒厂交钱，县人委（政府）裁决：“国营厂矿已向国家上缴利润，因此不必交租”；1956年，酒厂要建一个理发室，没有理发师，一封公函发出去，没多久县服务局就把理发师派来了。在贵州省各个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茅台酒厂的需要都被排在优先的位置。1956年茅台酒厂汽油指标180公斤，而此时茅台酒厂却一台汽车也没有。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茅台酒厂在中国生产单位管理序列上的归类是“地方国营企业”，和它的行政级别相一致。但在计划的序列上，茅台酒厂实际上超越了这个类别。“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计划体制分为中央、大区、省三个层次，消费资料特别是食品的计划原则一般是地产地销，最多是大区内平衡。大区体制取消后，食品基本上计划在省内销售。但国家名酒的销售则进入全国计划盘子。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价格双轨制”才告打破。在此期间，除了本省出产和茅台酒、汾酒等“国家名酒”外，中国大多数喝酒的人不知中国还有那么多品种的酒。
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计划的神力有所下降。
首先是物资不够。1956年省物资供应局回复茅台酒厂要买胶皮带的函说，“查胶皮带系部管物资，因本年下半年物资货源紧张，省内其他单位虽曾几次增补均未满足，同时该项物资的规格又无积压物资可调。无法解决。特复请查照为荷。”
其次是衔接不好。1956年，酒厂建立实验室，没有酒精计和温度计，写信给西南专卖局购买，西南专卖局及时回复，告诉酒厂，局里没有，可以写信到沈阳轻工设备商店购买，而温度计在当地医药公司就可以买到。
和计划对目标的严格要求相比，按照计划运转的系统开始在环节上出现问题，解放之初支前体制的高效率不复存在，经济体系出现了领导多头和目标多头，不同系统和部门之间计较责任问题开始超过关心结果。虽然不端上台面，但计划体制的“各管一段”已经在悄悄颠覆支前体制的“全国一盘棋”思维。在计划的边界部分，系统之间争资源、推责任的潜意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有体现。1954年年初，专卖局还是茅台酒厂的行政领导，酒厂写报告要求给厂区警卫配备三件棉大衣，总共51元钱（折合成新人民币）。专卖局的批复是：“我局意见，希报请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或公安部门解决处理，如不可能，则在‘低值易耗品’科目购置处理。”
单位之间处理事情，“内部”利益的诉求也开始膨胀。有权力的部门开始不太客气。1956年8月1日，茅台酒厂开出了一张2万元的支票寄到中国人民银行遵义支行要求付款。左等右等，钱总是没有到账。当时打电话要多次转接，一个长途电话几个小时才接通是常事。酒厂不停打电话催银行，光打通的就有四次。但钱还是15日才到账。茅台酒厂一气之下告状到了工业厅，工业厅把状纸转给了省人民银行。省人行11月给酒厂复函，表示“今后应引起重视”，并说明该事件情况，原因是没有收到省工业厅的限额。最后两个字是“此复”。
但对茅台酒厂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总体上是管用的，因而就有足够的严肃性。工厂成员受主人翁精神激励，生产效率颇高。他们对上级下达的任务计划也表现出了足够的敬畏和纪律性。这种服从和效忠也适时地得到了奖励——1956年，实行了正式的工资制度，所有人的收入都有所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茅台酒产量从72吨上升到了1957年的283吨。每年都超计划完成任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全能计划”的失灵首先从物资开始。
在50年代，苏联的物资计划一共控制6500种物资，而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集中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到了1957年，物资不仅仅是结构性的短缺，而是全面短缺了。据1957年1月的一个调查报告说，由于物资紧张，各地方、各单位到处乱挖，见到材料就抓，抓来就封锁，作为交换资本。以物易物和“自带粮票”的做法很盛行。如南京市工业局以市第二机器厂生产的汽车配件向交电公司换来漆包线和黄蜡布给电机厂，再以电机厂生产的电动机换取钢材维持机器厂的生产。南京市五金公司卖一个台秤要买主自带1吨生铁（即“自带粮票”），而生产厂只要买主带200公斤生铁即卖，五金公司本想借此搞点生铁，而生产厂却要自行交易，不把台秤卖给五金公司，结果厂里有货，而市场上却脱销。江苏省决定1957年中央部和外地来的修配协作任务一律“自带粮票”。
“大跃进”时期，连上海轻工系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都只有生产需要量的一半多一些。对于茅台酒厂这样地处偏远山区的工厂来说，连温度计这样的非计划物资也要靠计划系统供应。计划有时灵有时不灵，逼得它们抓住一切机会要物资，不管用不用，有时先要，用不上就先囤积起来，浪费总好过用时没有。除了物资紧张，当时的规定也逼着企业借基建搞物资——在当时的财务管理制度中，低值易耗品和固定资产的界限为：重工业部门500元，轻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部门200元。超过这个界限的就要按程序办理申请拨款手续，即上文提到的“限额”。企业有时着急解决问题，但受这个框框管制支出不能超出限额，有时造成严重后果。而基本建设项目中样样都可以买，因此单位很喜欢搞基建。
1957年茅台酒厂进行了建厂后第一次大规模扩建。这次扩建的实施受到了食品工业部、贵州省、遵义地区、仁怀县四级8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批评。主要罪状是浪费：“浪费1500元修建了水泥球场一个，还做了3个篮球架。所购木床平均每人有2张，办公用藤椅每个干部有3把，不惜用185元购理发转椅一个，以30多元购电剪1把”。（《茅台档案·1958年卷，对茅台酒厂1957年基本建设浪费情况的检查报告》）酒厂领导为此做了检讨，并且成为党委书记余吉保被划成右派的罪状。但只要有机会，单位领导还是要给厂里争计划，往厂里拿东西。虽然有时这些东西很长时间用不上。1961年整党时，朴素的职工给领导提了很多意见，其中就有50年代的物资浪费问题：打砖机、快艇操舟机、传送带都是买来就没有用过的东西；一次印的商标可以够用15年，等等。其实这种情况在当时是下级单位对抗计划僵硬的常见对策。茅台酒厂的囤积物资还不是最离谱的。1957年贵州省工业厅点名批评贵州锰铁二厂说：“秘书股计划修缮费2500元，实际只用了270元。计划做黑板20块，材料只使用了25％。”（《茅台酒厂档案·1957年卷，工业厅政治思想会总结报告》）
二、茅台吃粮食，别的酒吃秸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