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茅台酒产量从72吨增加到1960年的912吨，1956年之前销售量最高达到171吨。因为出口较少，茅台酒供应并不紧张。虽然是计划供应，但供需基本平衡。甚至在1954年以前还存在卖酒难，需要想办法推销的现象。
1955年之后，食品工业部要求茅台酒陈贮三年，出厂数量开始严格按照产储计划执行，每年出厂数量都在100吨左右。1960年茅台酒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912吨，但销售量只有110吨。1956年全国工资改革，干部的收入增加了，茅台酒的顾客逐渐多了起来，供需之间日渐紧张。1961年后，茅台酒大部分年份产量在300吨左右，销售量一般低于200吨，同时出口量逐年增加，大部分年份都达到近100吨，市场销售的茅台酒成了紧俏商品。50年代前期还可以随便买到的内销茅台酒，进入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供应渠道。这种封闭的销售通路模式从此持续了20多年。
一、东华门34号
1984年邓小平关于汽车只要不烧茅台酒就行的玩笑，道出了此前几十年茅台酒供应紧张的实情。汽油是中国一直以来的紧缺商品，在物资供应计划系统里面处于管制度较高的“省配”级别，但比起茅台酒却算容易搞到的物资。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中，茅台酒只有出口计划，即使是普通内销标准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也大都进入特供渠道，进入商业部市场供应计划的数量极少。
封闭渠道的主干是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饥荒时期开始启用的物资特供系统。
耀邦同志是我表叔。我父亲“文革”被打倒了，被“解放”出来以后，就到新疆任军区司令员去了。在“反右倾翻案风”出来之前，约莫在1975年，我到北京出差，就住在耀邦同志那里。
有一天他家来客人了。他说：“晓平，你给我搞一瓶茅台去，来客人了，我的好朋友。”我一看是李瑞环。李瑞环当时好像是在北京建委工作。他不认识我，而我看他的那个打扮，一下子也想不起他的大名了，只记得写他的一部电影。我就说：“我记得一个小名叫李三蹦。”他说：“对，对，对，连我小名你都知道。”耀邦为什么让我去弄茅台酒呢？当时茅台酒的干部供应还很紧缺，我母亲原来在商业部工作的时候，和专门供应首长的东华门34号特供点有一些特殊关系。这个供应点是属于北京市商业局的，不过我们家有一个证，可以买这些高级酒之类的，耀邦叔叔知道，就让我去买了一瓶来招待客人。他说那是他的好朋友，“文化大革命”表现不错。（《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杨勇长子杨晓平》）
东华门34号机构正式名称叫“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建国之初，仿照苏联的做法，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负责给领导人提供安全的食品。
到1956年，这个机构由公安部移交北京市负责。“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一一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其中也包括茅台酒这样的名优特产。商品质量有保障，但并非全是稀缺产品。
20世纪60年代初，食品紧缺，东华门34号成为17级以上干部保障供应的机构，购买商品的品种、数量也按照级别确定。17级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供应标准是黄豆两斤、糖两斤、没肉没蛋。只有很高级别的干部才能随便采购，不限数量。
这个特供商业机构在90年代结束使命，专业特供生产机构也改变为定点机构。
在度过饥荒之后，肉食蛋奶之类供应充裕了点，只有茅台酒却越来越紧张。在很长时间里，东华门34号成为中国唯一可以随时买到茅台酒的地方，无须凭票，但要出示“供应证”。这个供应机构销售的是普通茅台酒，特殊酒并不在这里供应。
二、专供
省一级的商品供应计划体制也有类似的特供体系。江苏省糖酒公司经理陈国锁70年代参加工作进入糖酒公司。他回忆：“那时在省糖酒公司，江苏省每年三吨茅台酒，主要是分配到省外办，接待外宾，几个涉外宾馆也要安排一些，还有就是军队要安排，再加上极少数的党政军接待。比如我们的老省委书记江渭清，他是专喝茅台酒的，是新四军过来的，还有就是许世友在南京，他专门喝茅台酒。”（《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陈国锁》）
供应有保证的第二个渠道是内部接待机构，包括内部宾馆、餐厅、专列、民航。
今天的茅台酒系列产品中，机构订制专门包装产品是一个重要部分。这种产品形态是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当时民航隶属空军，乘坐飞机的乘客一般是县团级以上干部，为了方便高级干部在飞机上消费，茅台酒厂在20世70年代专门包装了125毫升的民航专用酒。上海卷烟厂也生产了类似的民航专用香烟。不够级别的人凭县团级以上的单位开出的介绍信说明理由，也可以乘坐飞机。在“中国民航”飞机上这些人可以享受香烟供应，不能享受茅台酒供应。
另外一个渠道是涉外供应。1969年，袁铁民是黑龙江省军区的参谋，他记得当时中苏边界边防会晤站有茅台酒供应。袁当时随军区副司令曾明谦在绥芬河“前指”工作，参加过两军的“会晤”。他在《边防的茅台酒》一文中写道：
那时两国边防部队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双方边防站（哨）除建立瞭望塔外，还竖起了高高的旗杆。它平时不升旗，一旦一方要约见另一方或交涉什么事情，即可升旗联系。另一方见对方升旗了，那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需约对方交涉。除此外，两国边防站间，靠近国界处，建立了一个会晤点。又在纵深处（部队机关驻地附近）各修建了一处会谈点。会晤点是个十分简易的小亭子，双方接触交涉完事情后各自返回。会谈一两个小时谈不完，需在对方驻地用一次餐，故会谈点修建得比较高雅、上档次。我们前指边防团的会谈点，由四间房子组成，两间为会谈客厅，全部木地板，宽敞明亮，一间为灶事房，还有一间是卫生间和盥洗室。会谈就餐时，所用的酒一律是“茅台酒”，香烟则有时用“中华”，有时用“牡丹”。尽管两国关系那么紧张，而且这类高档烟、酒国内也很紧缺，但在招待上我们仍以朋友相待，彰显了泱泱大国的礼仪风貌。（《边防的茅台酒》，《人民政协报》2006年10月12日）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茅台酒声誉大隆，供给紧张。边境会晤站就喝不上茅台酒了。供需矛盾把茅台酒抬到了生活物资的最高控制等级。1972年，商业部和农林部联合下发了一个《关于对干贝、燕窝、茅台酒等几种特需商品供应办法的通知》：
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我国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国际友人交往不断增加，为了做好外宾的物资供应工作，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对几种特需商品的供应办法作如下规定：
1.干贝、鱼翅、燕窝、鲍鱼、广肚（毛常肚）、茅台酒，除保证招待外宾的重要宴会需要和只在供应外宾的友谊商店（饭店）、供应外国海员的小卖部出售外，国内一律不准出售，配给你们的上述东西，一时用不完时，应妥善保存，以备下次再用。
2.中华牌卷烟、海参，省里要统一掌握起来，要首先保证招待外宾和供应外宾的友谊商店（饭店），供应外国海员的小卖部的需要（边防会晤站可供一些中华烟，不供茅台酒），并请省里适当保留一些机动，以应急需，如还有多余时，也可适当照顾其他特需。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专供渠道模式，是20世纪70年代对短缺商品的一种计划分配手段。40年以后，它却成为了一种深度分销的创新手段。
21世纪初，茅台酒引领了中国白酒的一场“奢侈风暴”。在这场风暴中，茅台酒受到市场的全面模仿，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是对几十年前茅台酒专供渠道模式的虚拟模仿，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荒唐做法，居然创造出了一个市场蓝海，让市场研究者目瞪口呆。
酒类市场历来有一个重要但无法定量描述的部分，就是假冒伪劣市场。这个市场过去交易的是品名假冒、商标包装假冒的全假酒，可以称为“黑海”。在“奢侈风暴”中，茅台酒惊人的市场征服力让假冒伪劣产品的非法生产者看到了赚钱而不犯罪的新商机，开发出新一代的假冒产品。
他们不是像正常跟随者那样模仿品种风味，开发茅台酒品种市场中的空当产品，也不再伪造商标、伪造包装，而是直接生产假冒产品。他们只仿制包装，使用茅台镇的厂名，模仿封闭渠道模式，直接命名为“特供酒”，前面加上各种重要机关和机构的名称，在非传统市场如互联网网络市场、传销市场里面销售，价格可以超过认真仿制的新兴品牌。
这种产品依靠分享茅台酒封闭渠道的无形价值赚钱，严格说来也是仿冒品，但因为没有伪造商标和品名，因而不存在具体的侵权对象，一般不会受到举报。即使举报，也很难认定犯的是哪一个法。因此这个新的供给不再是假冒伪劣的“黑海”，而是成了打擦边球的“酱海”。这个市场的规模无法统计，但品种和流通数量都很惊人。
三、外轮供应部、友谊商店和华侨友谊商店
在1957年至1985年的近30年里，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曾出现过“有钱就可以买”的茅台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