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成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毛泽东《念奴娇·昆仑》）
1935年，毛泽东写这首词的时候很穷，穷到想拿昆仑山送人。（有考证说这首词和《沁园春·雪》一样是倒署日期的新作，即便如此，也不影响引用。）1949年以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喜欢送人像章、语录，但真正可以拿得出手送人的，仅苏绣、景泰蓝、茅台酒而已。他不愿出门去见人，而他最想送礼的人，美欧东国（日），又不肯来见他。因此，虽然茅台酒依然裁成三截，但只能改送给亚非拉了。
一、大方的老大哥
1955年，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一个援助议定书。除了援助设备、物资、人民币以外，还有1130箱酒。据《茅台酒厂志》记载，1973年贵州省革委打电话到酒厂，传达毛泽东的要求：提供1952年生产的茅台酒三箱，其中一箱送给金日成，两箱送到中南海。
金日成和胡志明都会说中文，也都是茅台酒爱好者。1954年，东西方大国在日内瓦开会，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会议持续时间很长，中途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在南宁和胡志明碰头协商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方案、统一立场。胡志明生活简朴，但也有烟酒嗜好。在跟随周恩来往返其间的卫士成元功的印象里，“胡志明爱喝咱们的茅台、抽咱们的中华烟、穿咱们的衣服”。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送给金日成个人的礼物，送得最多的就是茅台酒。朝鲜金日成纪念馆礼品馆陈列了很多不同时代中国领导人送的茅台酒。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得：“朝鲜每年找我们要东西，龙井茶一要就是200斤、150斤的。茅台酒一要就是多少箱。”而金日成回赠的，一般都是苹果。这种苹果品种普通，但加了匠心，通过特别的培育方法，在果皮上自然形成汉字，一般是“毛主席万岁”。金日成送苹果经常一送一火车皮，这些工作人员每人都能分到两箱。原海军政委、70年代当过外交部军代表的李耀文记得，金日成虽然精通中文，但正式接待中国客人时严守外交习惯，不说中文。但宴请时他都用茅台酒请中国人，免不了就要说中文了。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前，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并不多。根据这些国家在毛泽东外交策略版图上的不同地位，中国外交官们打交道的方式也不一样。虽然茅台酒都是要用的，但用法不同。在中国和外国的三类不同关系中，茅台酒不仅仅是一种礼仪符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政治礼品。
除了越南和朝鲜这样的“同志加兄弟”，属于第一截送礼对象的还有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支持派，当然，必须是亲中国的。对这些共产党武装组织的援助，占到了国家对外援助的很大一部分。毛泽东对他们，基本上是有求必应，自己有的给，没有的花外汇买来给。茅台酒既是自己出产，又是客人喜欢，更是这种一家人不分彼此的亲密关系最好的礼品。
1966年，中国举办国庆15周年纪念活动，印尼共产党妇女部长苏尔哈蒂率团来祝贺。外交官刘一斌当时还没从大学毕业，被抽调去给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当翻译。刘一斌回忆说：
总理没有参加宴会，只是绕场一周与来宾见面握手就走了，但他在苏尔哈蒂面前停留了很长时间，通过她问候了印尼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然后跟苏尔哈蒂说，平时在国内工作很紧张，条件也比较差，现在到中国应该好好休息，走一走看一看，检查好身体。他们大概交谈了五分钟，是我做的翻译。总理走后，苏尔哈蒂在宴会桌上一直念叨：“如果总理能参加宴会多好，我再跟总理碰杯！”苏尔哈蒂一再说总理记忆力真好，十年了还能认出她，叫出她的名字。她说：“朋刘（朋是印尼语兄的意思，刘是我的姓），来，咱俩来多干几杯。”其实当时我也不敢喝酒，只是意思了一下。她问我能不能要一个空茅台瓶子。我就跟服务员说：“你给这位客人拿个瓶子，最好能装点酒。”结果服务员拿来了一整瓶。苏尔哈蒂再三推辞，我说：“既然拿来了您就收下。”
后来她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去法国参加国际会议。她走的时候把这瓶酒交给我说：“我带不走了，转赠给你吧！”我说：“那我替您保存，希望您下次访华时我还能奉还给您。”所以这瓶酒一直由我代为保存。多年来，我一直用塑料纸罩着这瓶酒，精心保管。苏尔哈蒂为什么要一个茅台酒瓶？原来10年前，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请她喝过一次，她记住了这是中国最好的酒，代表中国的文化。
苏尔哈蒂走后再也没有能够访华。因为很快印尼就发生了“9·30”排华反共事件，印尼共产党转入地下，苏尔哈蒂也于××年去世了。有时候宾客来访，说你这有茅台，希望能共享。我都说那不行，要喝喝别的酒。即便是再好的朋友，这瓶酒我也不去动它的。（《茅台口述历史资料·刘一斌》）
对印尼、缅甸、非洲安哥拉的输出革命失败了，对非洲莫桑比克和亚洲柬埔寨的输出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取得了政权。李耀文20世纪70年代担任外交部军代表、副部长。他回忆说，1970年，莫桑比克准备建国，叶飞同志率领一个代表团参加它的建国典礼，我就跟叶飞同志一起去。我们给总统萨莫拉带的礼品就是茅台酒。他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再地讲，这是中国茅台。（《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原海军政委李耀文》）
古巴对毛泽东的崇拜难以肯定，但古巴领袖卡斯特罗对茅台酒还是很熟悉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使陈久长宴请过卡斯特罗，他回忆说：
宴会进行得很顺利，也很融洽，中间随时都碰碰杯，说说话，都是很随意的。当时我坐他对面，公务员帮他倒茅台时，我看到他杯里有一个小黑点，不知道是什么，我就轻轻示意公务员换掉它。老卡不懂中文，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知道我的意思。公务员正准备去拿，但他马上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说：“茅台酒很宝贵啊。中国12亿人口又有多少人能够喝上呢？这个酒不能浪费。”
（《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原驻古巴大使陈久长》）
对亚非拉的援助大多数并不是通过外交系统执行，因此在已经开放的外交档案里面找不到记载。在长达30年的输出革命历史中，可以推想茅台酒也扮演了和在印尼共产党的关系中类似的角色。
二、第三世界的头
和苏联交恶以后，毛泽东把国际社会分成“三个世界”，把中国放在“第三世界”阵营，专交弱朋友、穷朋友，宣称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搞了很多亚非拉名义的非政府组织，秘书处统统设在北京。并在北京办了一届亚非拉运动会。“亚非拉”指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穷国、小国、弱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在中国的经济支出中占了惊人的比例。
毛泽东对亚非拉兄弟的崇拜非常在意，针对有人议论“援外过头”，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尖刻地批判这种意见是“三和一少”。他说的“一少”，指的是“对亚非拉兄弟国家的援助要少”。
在亚洲，巴基斯坦是亚非拉兄弟的头号代表，是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中，中国最早也是最紧密的外交伙伴。20世纪70年代前后，布托当政十几年，对中国态度友好，使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南亚地区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盟友。
外交官章含之回忆说：
（巴基斯坦前总统）齐亚当政的时候我已经不在部里了。跟布托接触得特别多，所以后来布托被齐亚绞死的时候我很难过。后来齐亚因为飞机失事也死了，我当时说这是报应。布托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他也是能喝茅台酒的，喝得也很厉害。当时我们使馆经常给他送茅台。
我记得有一年他跟叶海亚关系不好，当时叶海亚是总统，布托已经下野了，但他找我们的张同大使谈话。我当时在亚太司，分管巴基斯坦，那边大使馆发来电报，张同大使说布托找他谈话，抱怨说：“现在我不当政，所以你们对我不好，也不给我送茅台酒了。”后来茅台酒当然还是继续送，而布托很快也重新当政了。（《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章含之》）
亚非拉朋友中大部分是在野的。拥有执政权，在联合国有一票的集中在非洲国家。“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方面为了取得非洲朋友在联合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把《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在非洲发行上百万册，感动非洲兄弟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对非洲投入了巨额经济援助。“MOUTAI”作为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中国物产，也成为最能表达中国对受援国家尊重的礼品。
1971年，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过程中，莫桑比克的萨莫拉是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有功之君。坦桑尼亚、赞比亚、扎伊尔等国家的领导人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有的亚非拉兄弟朝三暮四，让外交官们十分头痛。不要说如泥牛入海的巨额经济援助，光是被他们喝掉的茅台酒，都让外交官们心痛不已。
20世纪70年代，黄桂芳大使曾经在乌干达待过七年。这个时候正是独裁者阿明统治乌干达。阿明几次访问中国，多次声称要和中国世代友好。中国对乌干达的援助很多，其中在基奔巴地方搞了一个水稻农场，可以解决他们全国十分之一人口的粮食问题。当时黄桂芳还是个中级外交官。他回忆说：
大使馆的后门正对着阿明的军事指挥部，那里是阿明办公的地方。在奥普特时期，阿明是陆军司令，他跟使馆经常来往，他总是到使馆后门敲开门，问：“有没有饭吃？中国饭我喜欢吃。”进来之后，厨房里有什么他就吃什么，而且茅台必不可少，走的时候还总是以“我不能老来”为借口揣走一瓶。（《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黄桂芳》）
阿明拿了中国援助，喝了茅台酒，却老在中苏两个大国中间钻空子。为了讨好苏联，他制造了所谓的“中国上校事件”。当时他们在边检时打死了一个高个儿军人，黄桂芳去看了一下，这个人鼻子很高，是白种人，但阿明一口咬定是中国军人，并指责中国给坦桑尼亚当顾问，挑拨两国关系。
20世纪70年代前半段，中国的亚非拉外交达到历史顶峰，对外经济援助的数额占到了财政支出的6%~7％，茅台酒的援外数额没有统计，但在出口数量统计表上，1972年~1974年的外贸出口数量突然大幅下降，而外贸系统的订货计划没有改变，可以推想，这中间的差额，很大一部分是变成了援外礼品。
三、“恩来外交”
茅台酒被称为外交酒，是从周恩来开始的。新中国的高级外交官们一开始主要是来自军队的老革命。20世纪50年代派出去当大使的伍修权、姬鹏飞、黄镇等，都是将军出身，周恩来教会了他们办外交，也教会了他们用茅台酒办外交。
外交的实质是国家利益，结盟或者交易的达成以仪式为标志，达成的过程除了由实力和双方对协议的需要程度决定，谈判人的心理沟通也非常重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酒既有符号意义，又是重要的沟通工具，所谓“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成欢”。
在祭祀敬神时，“天人共鉴”的庄重感和神圣感需要借酒作为人神沟通的媒介，中外皆然。在中国人看来，外交的签约仪式，可以类比祭祀的“成礼”，祭祀仪式和外交仪式礼成之时的“干杯”，其实是在神（或者说天地）面前的盟誓之词。共同举杯之后，似乎就有了一分感性的信用。成礼仪轨复杂，酒是最重要的介质，需要“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周礼·天官冢宰》）。“三酒”是不同年份的酒，“五齐”是不同质量等级的酒，反正八个祭器里面装的都是酒。20世纪80年代末外交礼仪改革之前，中国的外交宴请席面上常备“三酒”——白、红、黄，五尊——三种酒杯，外加果汁和白水杯。三酒里面，绍兴黄酒大部分外宾不习惯，长城葡萄酒大部分外宾不屑，茅台酒成为中国酒的代表，总是被隆重推荐。
